【大紀元6月7日訊】5月19日下午，有人給我打電話，說是：「有位外國朋友想見你。」我馬上告知對方：「我身後尾巴粗著呢。」回答是：「沒關係。」當時約定5點30分在兆龍飯店隔壁的太平洋百貨門口見。
4點30分，我步出家門。進了電梯後，在13層堅守崗位的首師大保安就用對講機通知樓下，待我到了底層出電梯時，便衣們的摩托車、汽車均已引擎鳴唱，一旁恭候了。我掃了他們一眼，向北門走去。他們的車動了，還有人在我身後跟著。到了花園村站，我登上701路公共汽車，車上離司機很近處，剛好有一空位，容我無聲落座。我跟誰都沒說，緊隨我上車的，還有一名便衣；車後，還跟著一輛摩托車和兩輛轎車——初夏的陽光下，似乎一切都太正常了。
說句老實話，自2月24日我被晝夜非法監控、跟蹤以來，為了少給朋友添麻煩，我是很少出門去會客的。不過，在這塊國土上，外國朋友是免於恐懼的。既然他們「沒關係」，那我也「沒關係」，會會何妨？我琢磨他們急著約我出來，是要和我談六四。因為，15年前的今天，趙紫陽先生在溫家寶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廣場絕食的學子；15年前的今天，李鵬悍然宣佈了戒嚴令。
車走著，我想著，過了平安裡。突然，只聽司機大聲對售票員說：「今兒個真是邪了門了！後頭那輛車太不對勁了，自打過了花園村，我就納悶，它老跟著我不放，我走它也走，我進站它也進站，我讓道它還不領情。到站你下去看看，到底是輛甚麼車？他們想幹甚麼？」
這一席話，售票員和乘客聽了是一頭霧水；我一聽，樂了，趕緊說：「別去看了，那是跟我的。不僅有轎車，還有摩托車，就是這車上，還有人跟著。」
司機吃驚地回過頭來，說：「跟你的？為啥？」
我說：「六四快到了，他們害怕我和老百姓一起紀念六四。」
乘客們有說「哦哦」的，有說「他們真捨得下本錢」的，旁邊一位70來歲的老太太則問我：
「你做了些甚麼他們要這麼對待你？」
我回答說：「我寫文章公開譴責了六四大屠殺。」
她點了點頭，把臉默默朝向了窗外。
我把目光也投向了窗外。驀然間，有座建築物正愈來愈臨近，過了寬街，我們這一車人就要與它狹路相逢！這座建築物不是別的，正是段祺瑞執政府的國務院舊址，它與中國當代史上另一個最黑暗的日子——1926年3月18日緊緊相連。我對老太太，同時也是對別的人說：「車下就是當年殺人政府的屠殺現場。在三一八慘案和六四慘案中，中國官方動用軍警殘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說它們是最暗無天日的兩個慘案，一點也不為過。」
車中寂然。在三里屯站，我揮手與司機告別；下得車來，我站立道旁，祝福並目送那輛車重新自由地放飛。（我在太平洋百貨門口見到的，是德國電視台的駐華記者。他們在跟蹤者緊緊尾隨的情況下，把我拉到他們三里屯外交公寓辦公室，做了一個半小時的電視採訪，此處按下不表。）
在車上，我沒有提及兩個慘案的若干不同之處。在這裡，我也只想提到其中的一個不同，那就是，三一八慘案過後一個星期，輿論的公認事實就已經完全擊破了官方的謊言和對「暴徒」的指控；17天後，更有京師地方檢察廳向陸軍部提交正式公函，認定衛隊「故意殺人」。然而六四呢？
儘管由於事發當天有幾十個國家的記者在場，因而六四屠城對國際社會來說當時就已真相大白。儘管對八九運動的親歷者和一部份國人來說，六四屠城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但是，由於極權中國絕無民間傳媒，因此官方和官辦媒體卑劣地通過炮製「實況錄像」，將先施暴（大屠殺）後抗暴的歷史真相顛倒為先「暴亂」後「平暴」的彌天大謊後，著實蒙了不少國人，並且還蒙了一段不短的時間！也正是由於愚民見了成效，厚顏無恥的官方代表如袁木者，索性倒打一耙，反誣外國記者六三之夜的現場直播是在攝影棚裡用高科技手段編造出來的！至於說到北京市的地方檢察院和中國的最高檢察院，不要說六四事件之後17天，就是到了15年後的今天，都沒有拿出符合事實、忠於歷史的調查報告；對1999年「天安門母親」遞交的控告李鵬的訴狀，最高檢察院至今一聲未吭——在極權中國，焉有司法獨立？
然而，謊言的紙終究包不住真相的火，即便加上高壓恐怖手段，也是如此。濫殺無辜、多行不義，即便在極權制度下，又豈能指望呆得穩、站得住？人們看到，除了袁木、何新等人很快淪為連執政集團都不想再沾的棄履外，當局也將「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改口為「政治風波」，到後來則連「風波」也乾脆不提了，裝得好像89年甚麼事都沒發生似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謊言的破產，官方對六四是硬著頭皮邊扛邊躲，扛不住死扛，躲不過去偏躲。
這個死槓，是指至今拒不承認撒了彌天大謊，拒不否定「平暴」的栽污、構陷定性，拒不收回對趙紫陽先生「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荒唐指控。這個死槓，還指面對蔣彥永大夫義正辭嚴又苦口婆心的奉勸和敦促，不僅聽不進去，還惱羞成怒，專門發文予以拒絕，並對蔣大夫進行人身攻擊。這個死扛，還發展到3月28日悍然抓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萍，成了情急迷亂、不怕再遭天譴的胡扛。這個偏躲，是指處心積慮地淡化、抹去關於六四的民族記憶。為此，官方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敢提、不敢碰了。自己不提不算，還不讓別人提，不准別人碰。在中宣部的把控之下，所有大陸傳媒面對六四啞然失語；甚至連剛下台的李鵬的《關鍵時刻》一書，當局也不讓（在香港）出版。在每年六四臨近時，當局從來不惜人力物力，千方百計地扼殺民間的紀念活動，打壓民間「拒絕遺忘」的種種努力。今年，當局從2月25日開始就非法切斷了鮑彤先生的電話和寬帶，從5月25日開始公然違憲限制丁子霖老師和蔣培坤老師的人身自由。在我這兒，從5月25日開始增派警力，並即時監聽電話，動輒加以掐斷：5月28日，香港的盧四清先生和美聯社駐上海記者分別與我只說了一句話，線路即應聲而斷。從5月28日開始，當局為了尊重和保障我的休息權，生猛地切斷了我的寬帶。蔣彥永大夫在為六四正名的建議書中所說的「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的情形，今年更甚。
可以告慰六四英靈和有良知的人類同胞的是，15年來，國人在六四問題上「拒絕遺忘」的努力從來沒有止息過。面對大陸當局對六四的扛與躲，面對無須諱言的集體遺忘現象，在這塊國土上，年復一年，都有人站出來「拒絕遺忘、說出真相」；年復一年，都有人站出來「尋求正義、討還公道」。香港的司徒華先生、李柱銘先生和台灣的馬英九先生堪稱這方面的突出代表（阿扁做得太差勁了，李敖就更甭提了）。在大陸，有以丁子霖老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傷殘者群體，有自西單民主牆以來不絕如縷的人權活動人士，有以王淦昌先生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有以許良英先生為代表的知識份子，有以胡績偉、李銳、鮑彤等先生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有在互聯網上勇敢地打破沉默的、越來越多的具有公民精神的網友們。今年，更有蔣彥永大夫、茅於軾先生、秦暉先生、章詒和女士、……，有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強等人的「八九一代關於六四問題的聲明」，有197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5月17日中午，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一位20多歲的記者打來的。他說，他和他的同事們在動態網上讀到了我的「呼喚良知打破沉默」一文，儘管他清楚我的電話是被監聽的，他依然決定在電話上先打破一下沉默，表明他們對六四屠殺的譴責）——在這塊國土上，只要有未泯的良知，只要存做人的底線，八九的壯麗和六四的殘暴將永遠是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記憶。
在這篇短文中，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六四之所以不可能被國人遺忘，除了它的暗無天日、舉世震驚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陸官方在不斷地製造一個又一個小型的六四事件，六四的黑暗、淒苦和悲憤在延伸，在重演。
打開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我們見到，路營村的丁作明在派出所裡被活活打死，就是一個暗無天日、舉鄉震驚的「六四事件」：敢說真話、敢同頭頭腦腦平等對話的丁作明行使人權，就被鄉霸往死裡打，直至剝奪生命權！小張莊的腥風血雨，就是一個暗無天日、舉村震驚的「六四事件」：村民代表經上訪後合法地進行清帳，就被村霸揮刀砍殺，四死一傷！靈璧縣的大高村事件，就是一起暗無天日、舉縣震驚的「六四事件」：村霸高學文打了古稀老人高楊氏並抄了家不算，還帶著鄉霸、縣霸和全副武裝的公安武警進村亂抓無辜、實行清剿！
如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一樣，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這一天，「是一個黑色的日子，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壓頂而至的災難的日子！」是讓人「覺得整個世界都黑透了」的日子！臨泉縣的王營村，更是發生了一起活脫脫的小型六四事件：縣霸製造彌天大謊，說王營村發生了「四．二反革命暴亂」，於是在四月三日上午，大批公安武警帶著機槍進村「平暴」，實施血腥鎮壓！此外，書中還提到了暗無天日、「以至震驚了中外的」沉寨命案。
而書中沒有提到的呢？在別省農村發生的呢？在城裡頭發生的呢？在外人無法知曉或極難知曉的收容遣送站、拘留所、看守所、罪犯遣送處和監獄中發生的呢？
我還想特別指出的是，除了各種小型六四事件，當局於1999年還製造了一起大的「六四事件」，這就是：國霸謊稱法輪功為「邪教」，從而對全國各地的信徒們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駭人聽聞的圍剿法輪功事件，是繼歷史上曾對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大張撻伐之後，中國當局對國人的信仰自由權進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侵犯和踐踏。被強行剝奪了信仰權利和煉功權利的法輪功信徒，特別是那些被關押、被虐待、被毆打的信徒們，以及那些被迫害至死的信徒們的家屬，他們會告訴你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任何一個真正有良知的中國人，怎麼會忘了六四，忘了大大小小的六四呢？
在我看來，六四事件的實質是：為了維護特權，不惜活埋人權。無論是大的六四，還是小的六四，都是如此。無論是六四之前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鎮壓四五運動、取締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還是六四之後的欺壓農民、捉弄工人、劫貧濟富、監守自盜、賣官鬻爵、以言治罪和以（信）仰治罪，都是如此。我從心底裡覺得，我們紀念六四，要求推倒六四的官方定性，決不是六四紀念日臨近之際的應時之舉，也決不是光把那些沒心沒肺的東西痛罵一頓就了事了。我相信，為六四正名，實在具有偉大的建設性意義——它是國人呼喚良知、拯救道義、捍衛人權、追求民主百年苦旅的最新篇章，它是一場人權進、特權退並達於人權立、特權亡的歷史征程。我們的目的，是永遠終止六四的黑暗、淒苦和悲憤，是使大大小小的六四在這塊國土上永遠不再發生。
2004年5月30日於北京家中
《網路文摘》（江棋生先生此文寫於64前，由於被當局封鎖，6月6日才得以發出）(//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