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

第三章 我們的子女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我一葉浮萍
在陰冷的洪波中
飄蕩不定

我是一粒種子
在勁烈的強風下
無處生根

我是一株幼苗
在貧瘠的土地上
掙扎求生

沒有溫暖的陽光
沒有和煦的春風
沒有沐浴的雨露
沒有關切的目光

我「自由流浪」
我「孤獨歌唱」
我「放任生長」

——《寫給流浪的孩子》作者：郭昌盛

孩子是明天的花朵，孩子更是明天的希望。

城裡的孩子是父母的寵兒。我們農民工的孩子也同樣是我們的最愛。

對於有學齡子女的農民工的家庭來說，在城市的生活不僅僅要承受生存、就業的壓力，也面臨著學齡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壓力，他們的生存狀態和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齡子女的受教育狀況。

有統計說，目前我國外來流動人口1.2億，其中適齡學童估計在200萬左右。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隨著戶籍制度的鬆動，城鄉流動的加快，這個群體將日漸擴大。

民工子弟求學的艱難遭遇，主要原因是長期形成的義務教育「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制。現行戶籍制度與人口流動現實不夠協調，造成流出地政府與流入地政府在解決這一特殊群體就學問題上定位不明，責任不清。

不管怎樣，民工子弟做人的尊嚴、受教育的權利應該得到保護–儘管他們來自貧窮的農村，儘管他們是在城市的邊緣徘徊。

讓孩子有書讀才是硬道理！

*外來人口子弟學校，我們的首選

破舊的平房、簡陋的桌椅……儘管它們至今沒有合法的身份。「老師背著非法辦學的包袱，學生戴著非法求學的帽子。」這就是農民工（外來人口）子弟學校的現狀。

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學的方式大致有三類：在正常繳納借讀費或贊助費後進入市屬公立學校；進入收費較貴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學校；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由於進城務工者身處低收入階層，公立學校和私立貴族學校交費門檻高，靠藉助當地原有教育資源解決子女入學問題基本上是不現實的。

據北京市社科院社會學博士韓嘉陵的調查，開始時的流動學校是外來人口由於無法繳納「高額的贊助費及借讀費」，但又不能「坐視子女成為新文盲」而採取的一種「自力救濟」、「自行解決」的無奈嚐試。

在馬鞍山三台小區一帶，光壽縣籍的打工者就有五六百人，而且大多是青壯年，孩子都在小學年齡段。於是「壽縣跟蹤學校駐馬教學點」就於2001年應運而生。就是這所甚至連一個正規大門、一個正式校名都沒有的「平民小學」，卻一下子就招了110名學生。

據新華社報導，北京現在約有20萬打工子弟，在外來流動兒童小學階段90%的入學率中，實際上有90%以上的小學教育是由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的。在上海，外來民工子弟小學同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2001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全市共有500所，在校學生達10多萬人。在深圳，各類民辦學校增至144所，共接收10.28萬名非戶籍學生就讀；還有77所未經批准的民辦學校，也收有4.3萬名非戶籍學生。

之所以選擇就讀於打工子弟學校，大多是出於經濟的考慮。據北京的一項調查表明：這些學生家長大多是個體小商販、清潔工和廢品收購人員，每戶每月收入1000元的家庭比較普遍，其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20%，500-800元以下的占16%，800-1000元的占27%。按照北京市劃定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線，很多兩個孩子的外來人口家庭基本上生活在城市貧困線以下。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奢望藉助當地原有的教育資源解決子女入學問題是不現實的，公辦學校較貴的借讀費使他們望而卻步，而為了孩子舉家回遷又不願放棄在京打工掙錢的機會，於是他們把孩子送進教育水平雖低但收費較少的打工子弟學校。

長期從事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趙樹凱研究員提出：由於實行計劃生育，北京本地的生源逐漸減少，很多公立學校都招不滿學生，教育設施和老師皆有過剩閒置的情況。但是一些地方高額贊助費和借讀費對多數流動人口構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門檻，不取消這道門檻，只會把流動兒童逼到打工子弟學校中去，造成一邊是優越的教育資源被閒置，一邊是打工子弟學校簡陋的校舍被擠破了門的矛盾現實。

*孩子的呼喊：要學校不要「流浪」

2001年今年9月初，正值全國的中小學生高高興興進入新學期時，有的城市對專為外來務工者子女開辦的「打工子弟學校」的驅逐和取締，也達到了高峰。在北京豐台區，一些治安聯防隊員把守」打工子弟學校」的大門，阻止學生們進入學校。

據稱，從9月1日開始，豐台區委牽頭，各個鄉具體實施，計劃將區內大約50家打工子弟小學進行取締。豐台區有關部門表示：該區這次取締外來打工子弟學校的目的就是要把低素質的人群清除出去。這些學校沒有經過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批，都是非法學校。根據區裡的摸底結果，全區現有外來打工子弟8000多名，非法外來打工子弟學校50所。這些學校幾乎全部存在教學設備差、老師素質低的現象。為了讓孩子們從這種學校中擺脫出來，去更好地接受正規教育。區裡已經在公立小學中準備了4600多個空位，來容納打工子弟小學的學生們。至於多出來的這些學生，可以由家長送回老家，在當地接受義務教育。

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全區現有外來打工子弟8000多名，但區裡公里學校只有4600多個空位。還有近4000名打工子弟往哪裏去上學校？

幾天或十幾天後，被取締的大部份「打工子弟學校」或在原地、或遷址復課。知情者說，這已是該區近幾年來第3次大規模地行動，就像前兩次行動一樣，「打工子弟學校」並沒有如取締者所願消失，而是以更隱秘的方式加大規模擴辦。

原國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下發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流入地管理為主」，允許公民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校或簡易學校。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打工子弟學校沒有要國家一分錢，就解決了相當一部份外來人員子女的入學問題，對這些未來的中國公民進行了起碼的啟蒙教育。

如果沒有打工子弟學校，那些孩子們連「非法」的學校都沒得上。

但是，這些學校卻不得不面對取締和搬家的無奈。

儘管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已有200多所，城郊結合部的1000人以上的也已超過10所，但至今仍無一家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申請獲得批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在它出現七八年後的今天，仍在「黑」著。

據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2001年5月完成的調查報告稱：北京現有約20萬外來務工人口子女，其小學階段入學率為90%，而初中階段入學率僅為20%。

這種情況在全國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帶有普遍性。

想一想大西北那些土桌子、土凳子學校，想一想大草原上那些馬背小學，想一想貴州山區那些在破草棚子裡讀書的孩子。那些政府認可的學校比今天的農民工學校又好得了多少？

打工子弟學校的性質完全就是堂堂正正的民辦學校，而且在城市，它的條件再怎麼差，也比內地農村的很多學校要好。甚麼教師學歷低、課桌椅不規範、食堂不衛生？在央視《東方時空》裡，我們可以看到，山西的一所小學，它的校長只有初中學歷，破爛的課桌椅還要幾個學生合用，那不照樣辦嗎？

有學上總比沒有學上好！

在一些地方，通過政府部門的引導，一些民辦的外來人口子女學校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在深圳市南山區，通過政府引導，守法、規範、公益性的民辦學校在全區已有10來所，它們在沒花政府一分錢的前提下，為南山勞務工子女提供了價格適中、質量合格的九年義務教育學位10060個，分擔了政府15%的義務教育責任，成為深圳市較好、較早解決勞務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典範區。1997年11月，深圳市教育局還在南山召開「公益性民辦學校建設現場會」。

2002年8月15日至16日，教育部、公安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9部委在浙江召開了「全國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經驗交流會」。大會提出，根據農民工子女就學特點，在以公辦學校吸納為主的同時，重視社會力量辦學，改革辦學體制，採取了改善學籍管理辦法、簡化就學手續、降低收費標準、減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學費用等多種措施。會上教育部副部長王湛強調，要採取多種形式辦學，使他們能夠「進得來、讀得起、學得好」。各地在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的同時，要加強對社會力量辦的簡易學校的管理和扶持，加緊制定並公佈簡易學校的辦學標準和審批辦法。

這對於農民工及其子女，還有許多農民工子女簡易學校來說，無疑是一個「喜訊」。

我們期待著，陽光明天更燦爛！

*公辦學校，想說愛你不容易！

流動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同時，也得到了一些公立學校的關注。

在全國的公有學校中，安徽省合肥市的二十九中大概是最先將目光盯向打工者子女教育這個市場的。2000年，他們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面向打工者子女，辦一所完全是打工者子女的學校。他們招的4個班全部爆滿。

2002年4月，北京市在全國率先出台了《對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辦法》規定，北京行政區劃範圍之內，流動人口中的適齡兒童少年，都應當依法接受義務教育，本市各中小學校有接納符合條件的流動兒童少年入學就讀的責任。在流動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區，有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可以參照本市的辦學條件標準，舉辦專門的外來打工子弟學校。同時，從今年9月1日起，北京流動人口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借讀費，小學由原來的每學期500元降為200元，初中由1000元降為500元。」

據教育界人士透露，北京目前很多學校都面臨招生名額不足的窘境，甚至有的學校不得不裁掉一些班級。北京市就曾於最近兩年，合併和撤銷了不少學校。雖然北京現在還處在中學生入學的高峰期，但是三四年之後，生源就會大幅度減少。招收外地生這些閒置的教學設備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也可以解決學校的生存問題。

能借讀，當然是好事，但許多家長對其中的手續感到十分繁瑣。北京市《對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中規定「流動人口子女在北京市借讀，須出具戶籍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其父母和子女的戶籍證明、父母的身份證、北京市的暫住證和外來人員就業證等證明材料，向暫住地街道辦事處和鄉鎮政府提出申請，審核批准後，為其開具《在京借讀批准書》。憑此證明和原就讀學校出具的學籍證明，即可到暫住地附近學校聯繫就讀。」既然是借讀，又為甚麼要那麼多手續？這麼多手續，又要花去多少時間啊！

學生在學校可能會受到校方不公正的對待，也是家長的擔憂。在許多公立學校，對借讀生的考試成績不計入教師的教學考評中，借讀生學好學壞都與教師的教學業績和利益不相關。家長擔心教師不拿借讀生當自己的學生看，對其學習放任不管。由於借讀生戶籍不在本地，參加諸如學科競賽之類活動都頂著當地學生的姓名，得了獎也歸當地學生。這就是說，借讀生與當地學生待遇不同，教育權利不平等。

據南方網訊，2002年9月開學在即，儘管湖北省武漢市已有近百所公辦學校敞開大門：向外來人口子女承諾免收借讀費，但敢進公辦學校的卻不多。在武漢市江漢區一民辦外來人口簡易小學，對不送孩子去公辦學校的原因，幾位家長解釋說，家裏條件不好，怕孩子去了公辦學校受城裡孩子欺負，這裡雖說條件差些，但畢竟離家近，學生們家裏都窮，不會有誰看不起誰。

據悉，武漢市的其他區不收借讀費的公辦學校招不來幾個民工子女。漢陽區教育局負責人深有感觸地說，要想真正把民工的子女招到公辦學校，老師必須更換觀念，要分析這些孩子的心理，在教學中消除民工孩子與城裡孩子心中的「距離感」。

在公立學校借讀民工子弟，家境一般較差，但自尊心很強，一旦遭受歧視便沉默寡言。而本地學生也極易從他們身上得到優越感和虛榮心的滿足，這對孩子們的健康成長都很不利。有老師認為，本地學生對民工子弟的偏見，主要來自家長對民工的歧視，而這種歧視觀念很容易轉移到孩子身上。

據《杭州日報》電子版報導，為了讓兒子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在寧波打工的夫妻倆決定每年花800元錢的借讀費讓兒子到寧波市某小學四年級借讀，但時隔一年後的新學期，因忍受不了同班城裡同學的歧視，兒子卻怎麼也不願到公立學校去讀書，堅持讓父母將他送到民工子弟學校上學。一年間，兒子也從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變得少言寡語，考試成績也不斷下降。

這些現象的產生，不能不說是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孩子，夾縫中成長的一代

生在城市，長在城市，但他們卻是城市的編外市民。

他們屬於「第二代城市移民」。是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裡成長起來的一代。

他們沒有經歷「第一代城市移民」所經歷過的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他們大多跟隨父輩來自農村，接受了傳統觀念、習俗和生活方式等。但另一方方面，他們每天所見所聞所感的大量的來自都市裡的信息、規範和生活方式等。

他們生活在城市，在感受著城市文明的城市同時，也感受著許多人為的體制性歧視、限制。異己的城市文明的排斥，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們懷著深深的自卑和不滿。他們強烈地要求自己的權利的實現和地位垂直上升。

在這種心理預期的驅動下，「城市新貧困」子女對於所面對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如果不對他們進行正規的有效的社會化，他們難免會產生仇視社會的心理，難免會表現出一種角色上的衝突、認同上的危機和價值的失范狀態，成為現代社會中的新型邊緣人，很容易造成其人性的扭曲和形成反社會的人格。

這群孩子，生活在城市邊緣，但也許將成為這座城市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的命運、心態與受教育程度，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有統計說，目前我國外來流動人口1.2億，其中適齡學童估計在200萬左右。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隨著戶籍制度的鬆動，城鄉流動的加快，這個群體將日漸擴大。

這群孩子比誰都渴望捍衛受教育的神聖權利。在高考成了「跳農門」的惟一通道，知識和技能成了「改變命運」的有力武器後，在目睹了父輩在城市裡的平等與不平等競爭中，在對市民生活方式的張望與自慚形穢中，他們更堅信了這一點。

到城市中來的流動兒童跟他們的父母跟之間的價值觀有很大的差別，他們的父母親在農村的環境長大的，所以他們的價值關是有相當的傳統的成分的，他們能意識到自己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善。而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城市長大的。他們的世界觀是城市裡面的世界觀，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跟父輩們一樣的比較，孩子們的比較對象就是城市裡的孩子。

我曾經問過一個孩子，問他是甚麼地方的人，他說自己是中國人。其實那些孩子跟城市的孩子已經非常接近了。這些孩子跟父母的代溝就很難解決。

可是，另一方面，這些孩子基本上這些孩子很少跟城市的孩子打交道。有的孩子說城市的孩子不好，有的說城市的孩子瞧不起他們。而且這些孩子對警察和其他執法者的印象也是很特別的，他們見多了父母被帶走的樣子，他們有的害怕警察，有的恨警察。

不可否認，城市農民工中的流動農民是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第二代移民」–城市邊緣兒童面臨著充滿變化的未來，戶籍制度、城鄉壁壘造成了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受教育權利的缺失。

如何使他們健康地成長，不僅需要我們農民工的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努力。

因為，他們同樣是中國明天的建設者。

第四章 我們的心聲–誰來傾聽我訴苦

「牛奶浴」「黃金晏」「寵物裝」安知人間天上？
《絕對隱私》《上海寶貝》《棉》《糖》演盡人間歡愛情傷。

足球、藍球、「人體秀」「布波族」
世人性情張揚。

明星、歌星、富豪、大流氓
三教九流粉墨登場！

三陪女、包二奶、情感陪護
有錢不怕道德喪！

賭場、情場、官場加貪髒
人生一張張「網」

貧困、失學、農民工、清退和收容、死傷
這些「玩意」，還有誰放在心上？

這是一個魔幻的世界
這是一個富人的歡場

報刊、雜誌、電視、電影和會場
一路把歡高歌唱響

——《世相》作者：郭昌盛

當城裡人沉浸在「牛奶浴」中，沉浸在足球中，沉浸在選美中，沉浸在「黃金晏」中，沉浸在《上海寶貝》中，沉浸在「維護寵物的權益」中，沉浸在「一顆粒荔拍出五十萬元」的天價的新聞中，沉浸在一個接一個的「晚會」中……

還有誰在想著「維護農民工的地位」？

還有誰在傾聽農民工的聲音？
…….

*農民工,地位不如一個難民

比方說，一個國外的難民攜帶他的家眷流入了中國，流入了北京，他有孩子要上學，他也想找一份工作干，或開展一項生意，他能如願嗎？

根據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以及「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的補充規定（我國已於1982年加入了該公約），他要盡到的義務是：根據公約第2條，遵守我國的法律和規章。他該享有的權利是：根據第3條，他有「不受歧視」的權利。

具體到：依17條，他有獲得工作以及報酬的權利，任何人想限定他，只許他從事苦力工種顯然是不行的；如果他在這兒呆了三年，你更不能以保護北京人的就業為由而企圖擠兌他。也就是說，北京人能幹哪一行，他也有權幹哪一行；

依18條，工業、農業、商業他都可以搞，公司也可以開，並要求所在國儘可能給他提供優惠和方便；

依22條，享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權利，他的孩子和北京人的孩子交同樣多的雜費，他絲毫不用去理會甚麼「贊助費」、「借讀費」之類的交費名目。相比北京人而言，他不必多付一分錢，或一個銅板；

依22條，他享受與北京人同等的福利和救濟；

依26條，只要他高興，他可以全家搬遷到上海，按此公約，上海人同樣不能歧視他；實際上，他還享有許多的權利。這兒，就簡單扼要說這幾點。

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不肯保護他的權利，怎麼辦？他可以視作中國政府不願履行國際公約規定的義務，那麼，他的祖國政府的外交部門也可以出面，發表抗議聲明。另外，還有別的途徑來維護他作為難民、作為人的權利：向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辦事處投訴；向國際法庭起訴。

一個外國的難民，如果他來了，他能擁有這麼多的權利，擁有這麼多的維權渠道。我們國家的農民工有嗎？！

你是農民，想在北京這兒找得一份工，除了幹那些賣苦力的重活髒活，你將別無選擇–並且，你還要知足點！因為在鄧小平發出指示說「可以讓農民自帶口糧進城」之前，這種機會都沒有！

你是農民，你要送你的孩子在京城上學，那麼，每學期你必須乖乖地多掏數百、上千、數千元。雖然現在北京的借讀費小學降到了每學期200元，初中生降到500元。但據報紙反映說，在某些校，你不交上幾上千元的「自願」贊助費，就別想進學校的大門！

你如果認為北京的做法不公正不合法，要為此走上北京的街頭抗議，那麼我敢斷言，立馬，遣送回原籍的命運會降臨到你的頭上（遣送意味著四點：耗你精力，破你錢財，撕你面子，毀你信心。）在這方面，北京警察可是毫不含糊的，他的確能作到「嚴格執法」。儘管你的訴求是正當的，行使的是馬丁．路德．金所說的「為權利而抗爭的權利」。

如果街頭抗議不行，那麼法庭起訴行嗎？也不行。沒有哪個法庭會受理這樣的案件。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出現一起這樣的案例。

為甚麼中國農民那麼像外國的難民？–衣衫襤褸的裝束、憔悴的面容、一貧如洗的處境？–現在，原因不是很簡單了嗎：他們，這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擁有者在自己的國家裏得不到最起碼的權利：不但沒有公民權，也沒有國民權。於是，他們在我們這個幾十年無難的國家裏，過著難民般的生活，或者難民不如的生活。

可以這樣說，在處境上，在權利的擁有上，中國農民遠遠比不上外國來的難民。

也許，中國農民能有幸做個無國籍的難民更好！

*為甚麼，聽不見農民工的聲音

大家都知道下崗工人很苦，但是到城裡打工的民工比下崗工人更苦。

城裡所有的高樓大廈都有農民工的汗水和血淚。但是當他們懷著美好的期望來到城裡出賣他們的體力，以換取微薄的收入時。迎接他們的是冷眼，包圍他們的是嘲笑。居住在城市最骯髒、最陰暗的角落；工資被刻意壓低和拖欠；時刻面臨著城裡警察的騷擾……

為甚麼幾億的農民工過得那麼苦，卻聽不見他們叫苦的聲音？

「春江水暖鴨先知」，很多人熟悉這一出自蘇東坡大人的詩句。很淺顯的道理：水的冷暖，水裡生活的感覺，與水關係最密切、與水保持「零距離接觸」的鴨子最先知道。

同樣道理，農民工的冷暖，農民工的苦痛，也只有農民工自己最清楚。

如果我們操自己的嗓子喊一喊，吼一吼，從常理上講是會有效果的。

套用毛澤東的一個表達模式：假如「數億農民一聲吼」，那麼，可以肯定，「地球也應抖一抖」。我們有多少人呀！

可是，為甚麼「我們」總是選擇沉默，在受苦時？另外，相似情況以前也出現過：四十年前的往事：1959年至1961年，數百萬計（採用的是最保守的估計值，因為沒有權威的、政府公佈的數字可以引用。可能是有權的人覺得，花些精力把這事調查清楚是沒有必要的。）的農民被餓死，高層決策人「似乎」也不知道。我們農民也是這麼的沉默。

電視中，我們常能看到別國農民（或工人）為表達自己處境、為捍衛自身利益，表現得非常不沉默、非常壯觀場景。人數不足中國農民千百分之一的法國、西班牙農民在自己國家繁華街頭、日本農民在議會中頻頻地向政府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

只要不是「指鹿為馬」，只要不是睜眼說瞎話，誰都不能否認，一個社會的上下層之間是有距離的。

有這麼一個歷史故事，很多中國人都很熟悉：兩千年前，三國兩晉時期，司馬衷陛下當政。當「處江湖之遠」的飢餓的農民被餓死無數，消息報上來的時候，「居廟堂」最高的司馬皇帝很驚詫：為甚麼饑民那麼傻，寧可餓死，也不吃瘦肉粥？！

誰都不會懷疑，與「腐朽的」封建時代的帝王相比，我們現在的領導人是賢明的。但是，現今農民的確切的、真實的苦難程度，我敢說，它遠遠超出了我們高層、我們城裡人的預料。

今天，在我所接觸到的城市市民中，有的人至今仍是非常納悶：農民工在城裡境遇如此之苦，為甚麼還一個勁地往城裡湧？太傻了吧？

對上層來說，真實的、全面的、完全的信息獲取和掌握，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也是決策的基礎。

可是，當今的時代，為甚麼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在這個以信息可以便捷聯通為基本特徵的互聯網時代，瞭解下情為甚麼這麼難呢？是我們的主流社會的聽覺遲鈍了、信息閉塞了呢，還是我們農民在社會根本沒有表達的途徑與訴求的渠道？

直到最後，依舊沒轍。我們的農民工們，只能淒然地忍受著悲苦的命運，只能在勞累傷心之餘，悄悄地呻吟，默默地舔著自己的傷口。

*媒體，再多關心些農民工

當我們為申辦奧運成功而齊聲歡呼的時候，當我們為中國足球衝出亞洲而如癡如醉的時候，當我們為加入世貿組織而如釋重負的時候，當我們為兩千多億外匯儲備而沾沾自喜的時候，我們可曾問過，農民工究竟能從中得到甚麼？

他們微弱的呼喊已被歡呼聲所淹沒，他們的存在似乎不再重要，上億農民工的份量已經抵不上一個足球。

雖然，有些媒體在關注普通大眾方面做得很努力也很有成效。比如中央電視台的「半邊天張越訪談」、「百姓故事」等欄目；《南方週末》報；又比如說《北京青年報》等。

但是，現在報刊版面上唱主角的仍主要是三類人。一是政府的各級官員和一些政府極力樹立的先進人物，二是各行各業的董事長、總經理、CEO等等；三是各類影星、歌星，球星等等。他們的大照片、大標題，在報刊版面上非常突出。名人的一舉一動、吃喝拉撒睡似乎都成了新聞。此外，相當多的是一般百姓消費不起的有關時尚、消費、休閒等等這一類的內容以及相關的廣告。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於專業媒體和某些格調不高的小報，就是在我們稱為主流的媒體中也有一定反映。

中國農民有個官方的大報紙《農民日報》，可那上面的文章往往是讚歌，主要還是給大大小小的幹部們看的（雖目前內容已有所轉變）。但到目前，中國還沒有一份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有影響的媒體。

農民工是如此之多，但他們的呼喊卻是如此之弱。現代社會的信息是如此發達，但農民工的聲音要傳到施政者的耳中卻是如此之難。我們的報紙多如牛毛，但關注農民工疾苦的信息究竟有幾多？我們的政策層出不窮，但為農民工利益考慮的究竟有幾個？

有人指出，中國的媒體正處在政治權力控制與資本拉攏的時代。一方面，國家政治權力控制著媒體的運作，界定了一條新聞報導原則：甚麼不能報，甚麼怎麼報，甚麼只能報一點；另一方面，媒體要步入市場經濟，要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於是把眼睛盯在社會資本的控制者–廣告商，儘量報導能引起頗具消費能力的群體注意的新聞，以吸引廣告商的資本投入。

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的結盟，決定了中國媒體信息傳播的方向、領域和性質，很大一部份消費不起，或者說消費能力嚴重不足的弱勢群體，因此而被遺忘了。

前幾年，新聞報導在政治權力的控制下，有選擇地對下崗工人的生活進行報導，而且所報導的新聞大部份都是好的一面，如哪些人下崗之後找到了好工作，現在生活可紅火了，有點鼓勵在崗的人下崗的味道，而至於下崗工人真正的生活狀況，卻鮮有媒體去挖掘，並以客觀、真實的眼光進行報導。何況農民工的「下崗」生活？

與此同時，社會資本擁有者–廣告商的存在，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媒體運作的指揮棒。報導甚麼新聞，才能引起哪一類的人的注意，並成為吸引廣告商刊登廣告的契機，編輯圍繞著廣告轉，這已經不是秘密了。於是，「一平方米房價僅賣1萬元」「每平方十萬元的商住樓被搶購一空」的字樣就不斷地刺激著市民的眼睛，刺激著農民的眼睛，更刺激著農民工的眼睛！

廣告商關心的是廣告是否得到了視聽和閱讀效果，他們並不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關心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不是廣告商的義務。由此可見，媒體的新聞報導間接地被廣告商所控制，遠離了弱勢群體。

媒體受到廣告商的左右，這是世界公認的事實，不僅中國存在，美國也存在，但中國遠離弱勢群體的情況更加嚴重，是因為除了廣告商的影響之力，還有政治權力的支配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美國媒體不會報導有損國家利益的新聞，但起碼它可以有點編輯自主權。如果編輯堅持採用某一篇稿子，該稿子就有可能公之於眾；而在中國，編輯根本不可能有選擇稿子的權利，頂多也就是在政治權力所允許的範圍當中，選擇一些不違反宣傳政策的新聞。於是絕大多數的編輯不可能堅持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原則，即使心中有為社會弱勢群體尋求社會公道的想法。

廣告商與政治權力的結盟，使中國的媒體經受了雙重壓力，這也是中國媒體在發展過程中顧慮重重，受到諸多阻礙，缺乏真實、客觀、公正的根本原因。

「社會公器」應有的社會義務無從體現，受到了眾多受眾的指責。如果媒體漠視弱勢群體的情況繼續發展下去，並變本加厲地朝政治權力和廣告商靠攏，社會各個階層的群體的利益如何得到平衡？如何不保證他們之間的利益分配爆發矛盾，甚至引起社會的動盪？媒介如何起到一種平衡劑的作用，去緩解社會各階層的矛盾？

我們不渴媒體用大量的篇幅來講述我們的故事，反映我們的狀態。

只想說一句：媒體，請你再走近些！

第五章 我們的明天–但願不再苦

命運可以走出冬天
記憶又怎麼忘記嚴寒
春天是一個流淚的季節
你別忘了打傘當你走出蕭條

我知道
愉悅過後是孤單
當你淚花閃爍
我知道
你興慶之餘有哀歎

滄桑抹去了青春的容顏
卻刻下了縱橫交錯的山川

——《紀念》作者：郭昌盛

如果能夠重生一次，你最希望出生在哪裏？一項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中國農民希望自己生活在城市而非農村。

零點調查公司對中國的遼寧、河南、浙江、廣東等十一個省市的農村進行了農民生活形態研究。百分之六十點七的被調查農民希望下輩子是個城裡人，雖然他們對出生地的重新選擇表現出較廣泛的偏好：有的選擇國外，有的期望出生在大都市。

生活在城市，擁有城市戶口，已成為農民工的最大的願望

為了城市戶口，人們為此付出了太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終於拉開了幄幕。新新世紀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盛會，中國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於2002年11月在北京召開。

「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城鎮人口的比重較大幅度提高，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並充分認識到「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消除不利於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的流動」。

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大加快。文明之光正在漸漸地照向農民和農民工！

*城市戶口,寄托了太多的需求理由

對於一個城裡人，也許並不覺得戶口有多大作用，而對於在這個城市漂泊奮鬥多年的異鄉人，戶口就是一個標誌。

沒有它，會處處覺得彆扭，比如不能平等地參加應聘，不能買鬧市區的房子，不能選擇入校，不能……

甚至使有情人無奈生離死別！

小小一個戶口簿，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城裡人令人羨慕不已，農村的年輕人要想跳出「農門」，只有走讀書這條獨木橋。

一個城鎮戶口實在承載了太多內容，意味著身份不同，意味著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意味著特權。

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個戶口曾起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入學參軍、買糧買副食品都離不開它，死的戶口把活的人綁在了一個地方。

1958年，我國第一部戶籍管理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實施，從此有了不同地域之間的人口之分。現在，市場大潮洶湧而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遠離鄉土闖蕩世界。但已經實行了40多年的戶籍制度還是像一條無形的帶子，束縛著人們的自由流動。中國政府在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對於「公民遷徙自由」的條款作了保留。

小小一冊戶口本，為甚麼有如此大的束縛力呢？戶口的作用與它被賦予很多功能有關：

1958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與1955年出台的《市鎮糧食供應暫行辦法》，以及以後陸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規定，將戶口與勞動用工、住房、教育、社會福利等公民的權益掛起了鉤。對企業單位集體供糧、城鎮居民供糧以及糧食轉移證、糧票等管理使用辦法作了規定，明確糧食按城鎮戶口（即非農業戶口）實行計劃供應。同年，國務院還公佈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對農民吃自產糧作出了規定。此後，國務院及公安部又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規定，將勞動用工、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公民的權益事務同戶口性質相掛鉤，進一步明確了以供應市、鎮居民定量糧為標準劃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管理體制。

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城市戶口的許多功能逐漸弱化，但附在其背後的利益對外來人口仍有很強的誘惑力。如公務員招考、事業單位招聘、國營企業招工等，都要求有本地戶口；社會保障制度中如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此外，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還要交納各種借讀費、暫住費等等。這些限制條件，使外來人口無形中增加了生存成本。

北京大學行政法學陳丹洪教授指出：「遷徙自由本身是憲法人身自由的一個延伸，不管憲法有無明文規定，這種自由都隨憲法存在的。幾十年來的戶籍制度實際上是游離於《憲法》之外的。」陳教授還指出：現行戶籍制度不僅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違背了平等的原則。它是與計劃經濟相配合的一種「管人」的模式。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將出生地作為人生的一個限制，使各地區的人缺少了平等分配國家資源、平等交流的機會。

據權威部門預測，到2005年，我國農民工將達到一億三千萬人。戶籍理論問題研究專家劉宏斌說，問題不在於人口流動，而在於外圍條件和制度如何適應人口流動的現狀，不能用計劃經濟的觀點來考察和預測市場經濟下的變化。一句話：戶籍制度的改革不是形式上的一種創新，它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當然，戶籍制度實行了幾十年，在一些大城市，戶口仍被附加了很多功能，要把傳統的戶口審批制改成登記制，顯然還需要一個過程。

但是，堅冰已經解凍，春天就不會遙遠了。

*拆除「柏林牆」，我們可以跳出「農門」了

戶口，幾十年來像一堵「柏林牆」橫亙在農村和城市人口之間，難以逾越，演繹出千千萬萬悲歡離合的真實故事。

四十餘年來橫亙在我國城鄉之間的戶籍「藩籬」，有望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被打破。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農民工，可望根據新政策而成為「城裡人」了。

公安部按照嚴格控制大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市，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的指導思想，在深入開展調研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1997年，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於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明確規定：從農村到小城鎮務工或者興辦第二、三產業的人員，小城鎮的機關、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聘用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在小城鎮購買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在為期兩年的全國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中，各地公安機關積極會同有關部門，選擇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財政有盈餘、城市基礎設施較完備，在當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城鎮作為試點。兩年中，公安機關共在382個小城鎮辦理小城鎮戶口544031人。

試點工作結束後，各地公安機關結合實際，深入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湖北省將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實施範圍由原來的15個試點鎮擴大到200個中心鎮和25個與周邊省份毗鄰的重點鎮，並明確規定取消「農轉非」指標控制辦法，改由各地根據小城鎮發展規劃及綜合承受能力辦理。貴州省取消了辦理小城鎮戶口必須在所在小城鎮實際居住滿兩年的條件限制。

2001年9月28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公佈了《關於我區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實施辦法》，啟動新一輪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凡符合在廣西城市，城鎮落戶條件的人員，持本人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以及有關證明材料，向擬落戶地公安派出所提出書面申請，由公安派出所核實後，報經縣（市）公安局審批，即可辦理戶口落戶遷移手續，不再有任何指標限制。各地不得向其收取城市，城鎮增容費等費用；取消城市、城鎮藍印戶口（含綠卡戶口），地方城鎮居民戶口，自理口糧戶口。原已辦理以上三種戶口的，均轉為城市、城鎮常住戶口。

浙江寧波最近全面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對進城鎮落戶指標的限制，實行按居住地登記戶口，並且對遷入公民居住和收入的要求更加放寬。在寧波戶籍制度改革的試點奉化市，37歲的河南農民饒現剛成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受惠者之一。2001年年底，他把一家五口人的戶口從河南信陽的偏僻小村遷到了奉化。

奉化市規定，凡在城鎮內擁有合法固定住所且有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非城鎮戶口公民，都可自願申辦城鎮戶口，其直系親屬也享受這一政策。37歲的河南農民饒現剛成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受惠者之一。2001年年底，他把一家五口人的戶口從河南信陽的偏僻小村遷到了奉化。

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戶政處透露，目前，安徽在全省範圍內推行戶籍改革，進一步放寬引進人才戶口遷移管理限制，全面實行在城市投資、興辦實業、購買商品房人員登記戶口的政策。此外，江蘇、浙江、上海、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的戶籍改革力度也比較大。

在省會城市中，河北石家莊的改革力度最大。2001年6月29日，河北省石家莊市政府批轉市公安局、市計委《關於石家莊市區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意見》，公佈了七條戶口全面放開准入標準，在直系親屬投靠、外來投資、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外來務工人群戶籍管理等方面實現重大突破。只要你在當地務工經商兩年以上，都可以落戶。在石家莊市區生活的30萬外來人口是最大受益者。這項措施自2001年8月1日正式實施。據石家莊市公安局戶政處錢愛梅處長介紹說，「截至8月14日，已經有4000餘人辦理了進市的手續。」

河北省石家莊市戶籍改革全面實施，市內六區戶口全面放開。此次改革之徹底、動作之大，開省會城市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先河。在石家莊一家新聞媒體工作多年的孫先生，夫婦兩人均沒有本地戶口，為了生孩子只好到老家開證明，在這次戶籍改革中，他拿著一家三口的遷入證明，到戶籍部門10分鐘就辦理好所有進市手續。在石家莊市某飯店打工3年的進城務工青年劉某，來自河南農村，受此次戶籍改革之惠，只花了3塊錢工本費就把自己的身份變成城市戶口。

而在2001年8月1日以前，身為農民工的你若想要一個石家莊戶口，你只有掏錢買。1992年全國各地忽然出現買賣戶口，國家多次下文嚴禁買賣戶口，但是地方政府依舊擋不住來自民間的自發的進城熱潮，石家莊的城市戶口曾經炒到3萬元一個，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外地人成為第一次城鎮戶口熱的受益人群。為了推進城鎮化進程，從1995年開始，國家開始認可戶口買賣，百姓自發熱情轉為政府行為，戶口買賣費確定為城市增容費，石家莊市每發放一個城市戶口要收1萬元城市增容費。當年8月10日到23日，石家莊市便為兩萬人辦理市區戶口。如此高漲的進城熱情讓政府部門招架不住，公安、教育部門開始擔心，落戶的外地人中55％是17歲以下的青少年，正處於適齡教育階段，是否對全市各中小學校造成就學壓力。只放開了兩個星期的戶籍政策立刻停下來。9月1日，石家莊市各中小學校開學，政府官員發現他們擔心的入學潮沒有發生，許多已經辦理石家莊市戶口的外地學生仍在原籍上學。此次戶籍改革有驚無險，戶口買賣又開始運轉，到1995年底，石家莊市區戶口共「賣出」了3萬多個。

據悉，到2001年10月1日，全國所有的鎮和縣級市市區，將取消「農轉非」指標，把藍印戶口、地方城鎮居民戶口、自理口糧戶口等，統一登記為城鎮常住戶口，凡在當地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外來人口，均可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但是，一些特大城市還沒有完全敞開大門。擁有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城市戶口，對於農民工來說，仍是一個夢。

*進城當市民，你要付出多少價碼

當一個城市居民，是多少打工仔、打工妹的人生理想。然而，農民要想成為大中城市的居民，可謂比登天還難。要受到現行的戶籍制度，以及戶籍制度所包含的就業、住房、當公務員、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體制與政策限制。這個限制如果量化為經濟成本的話，門檻有多高呢？

成都市規定，凡向該市投資500萬元以上的外來人員可以免費獲得一個城市戶口和准許帶一個家屬戶口，但家屬戶口必須交納2至3萬元的城建費。這樣的成本，打工仔、打工妹能辦得到嗎？對於他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不要說他們辦不到，即使有錢，這錢也花的冤枉。

至於北京市的門檻，就更高了。《北京市外地來京開辦私營企業人員辦理常住戶口試行辦法》規定，申請人申請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區登記常住戶口的，應是連續3年擔任所在私營企業的負責人，合夥企業合夥事務執行人或者其他組織形式私營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在戶口遷入地擁有本人所有權的住房；企業連續3年每年納稅80萬元人民幣以上或者近3年納稅達到300萬元人民幣以上；企業職工中本市人員連續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達到職工總數的90%以上。遠郊區縣須連續三年納稅40萬元以上，企業職工中的本市人員連續三年保持在50人以上或達到職工總數50%以上。

此外，入戶申請人員必須在戶口遷入地有合法產權的住房。

按照這個標準，你倒底要付出多少代價呢？

2001年10月初，河南財經學院的工商管理副教授詹啟智給《北京青年報》寫信說，按照此規定計算，以《北京市2000年統計年鑑》提供數字為例，可得出以下結論：1.北京戶口價值831萬元：企業三年納稅（增值稅和所得稅）300萬元；按人均工資14000元/年，職工100人計算，三年支付北京人工資420萬元；企業為職工交納社會保險（養老、失業、大病統籌）費111萬元。2.為實現企業每年納稅100萬元目標，須為北京創造經濟增加值（國際通用經濟指標）約500萬元：我國工商企業主要有增值稅和所得稅兩大稅種。增值稅稅率為17%，實際價內稅率約為14.5%，簡單計算500萬增加值中，支付工資140萬元，支付職工三險保險費約37.1萬，各種經營費用約95萬元，商業房租55萬元（按租用500平方米辦公、經營用房，3元/平方米日計），增值稅72.5萬元，所得稅30萬元，利潤70萬元。3.同樣為實現每年納稅100萬元，企業需實現工業銷售收入1675萬元：1999年北京工業銷售收入22186280萬元；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239887萬元，應交所得稅175886萬元，增值稅908616萬元；銷售收入各種稅費率為5.97%，實現納稅100萬元，需達到銷售收入1675萬元。4.新辦企業需投資1350萬元：為實現增加值500萬元，按30.1%的增加值率計，需投資1661萬元，以工業流動資產年週轉率1.23次計，需淨投資1350萬元。此外，以北京市目前平均房價計算，還需要投資者投資約50萬元購買一套商品房。

我想，如果你能夠拿出1350萬元開辦企業、投資50萬元買一套商品房時，如果你不是為了子女能在北京參加高考，佔些分數的便宜，你也許根本就不會在乎這個「北京戶口」了。

說白了，這個規定只是一個無聊的文字遊戲。對於普通農民工來說，想要北京城區戶口，根本就是「白日做夢」！據報載，到目前為止，通過投資辦企業而正式獲得北京市區戶口的企業家也只有區區幾人而已！

那麼，在一個中小城市裡安家，又得多少代價呢？

以當地的一般水平和打工者進城的一般路徑計，在城裡生活，需要買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和一個維持生計做買賣的門面房。加上房屋裝修、孩子上學和做買賣的前期費用，共需100萬元左右。在地級市安家需要50萬元左右。這個費用是一般打工者根本無法企及的。所以即便是取消農民進城的戶籍限制，大中城市的經濟成本所構成的市場門檻也是很高的。據說「中國打工第一鎮」四川省金堂縣竹篙鎮以上述辦法落戶大中城市的不到千分之一。

如果一時達不到這個層次，想進城安家的打工者，往往採取在城市自立門戶，繼續做生意賺錢的過渡辦法，這種人一般限於成功的打工者，準備自己或合夥做生意的人，純粹的打工者還進入不到這個層次。這類人屬於進城不能，又不想回鄉的人。在竹篙鎮大概佔百分之一左右。據打工者們說，他們採取的辦法一般是在城邊租一間廉價民房供全家居住，在成都租費一年3000元左右，加上兩個孩子上學的費用2000元，租門面做生意的本錢5000元左右，合起來最起碼也需要1萬元以上，才能在大中城市舉家臨時生活和做生意賺錢。但是，小本生意賺錢很不易。能否最終實現當城市人的理想，他們並無信心。

在一個縣城買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和一個維持生計做買賣的門面房安家需要10萬元左右。大都分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回鄉後選擇了轉移到故鄉的縣城和小鎮安居。這部份人占打工者進城落戶的90%。原因是進入的成本他們能夠承受。

在四川省金堂縣到2000年為止，全縣常年在外打工者達16萬人，2000年通過郵局匯回收入2.72億元，成功的打工者主要把錢用來在鎮區建房辦產業，致使竹篙鎮區面積由過去的0.5平方公里，增加到1.5平方公里。在鎮區規劃區內從事個體經營的有400多戶，外出務工者在鎮區興辦的私營企業有22家，資金投入達500萬。進入城鎮的外出打工者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最成功的建房子辦工廠，次成功的建房子，樓上住人樓下門面做生意。竹篙鎮由此繁榮起來，輻射功能增強，成了方圓20公里左右，輻射中江、簡陽兩縣的中心鎮。四川全省有42萬打工仔由開始掙錢填肚子，繼後賺錢蓋房子，進而回鄉投資辦廠子，基本上走的就是這條路。據四川省農調隊抽樣調查，2000年全省舉家外出務工農戶達101.9萬戶，比1997年增加了20萬戶。

雖然城市的大門敞開了，但是現實在生計問題又嚴酷地擺在面前。

那麼，又有多少人能擠進城市的「門檻」呢？

但畢竟，我們有了些許的希望.

*戶籍改革備忘錄：文明漸進的腳步

1984年10月，國務院發佈《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凡在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和家屬，在集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准落常住戶口，口糧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頒布了《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決定對流動人口實行《暫住證》、《寄住證》制度，允許暫住人口在城鎮居留，這些規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中關於超過三個月以上的暫住人口要辦理遷移手續或動員其返回常住地的條款，作了實質性的變動。

198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規定凡16歲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須申領居民身份證，為人口管理的現代化打下了基礎。

1992年8月，公安部發出通知，決定在小城鎮、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以解決要求進入城鎮落戶的農民過多與全國統一的計劃進城指標過少之間的矛盾。當年底國務院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成立。

1992年，浙江溫州推行「綠卡制」。

1993年，上海推行「藍印戶口制」。

1993年9月30日國務院召開會議研究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由此起步。

1995年，廣東深圳施行「藍印戶口制」。以此為代表，部份地區實行投資入戶、購房入戶或藍印戶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資金。

1997年6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試點方案》。根據此方案，已在小城鎮就業、居住，並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鎮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1998年8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當前戶籍管理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主要規定：實行嬰兒落戶隨父隨母志願的政策；放寬解決夫妻分居問題的戶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戶；在城市投資、興辦實業、購買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符合一定條件可以落戶。戶籍制度進一步鬆動。

2001年3月30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推進。

2002年2月25日，公安部官員表示，中國戶籍管理的基本方向之一是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調整城市戶口遷移政策，繼續放寬對戶口遷移。

後記

我不想刻意地去描繪甚麼賅人聽聞的情節。

我只想做一個歷史的真實記錄者。

想想我自己的經歷，我的心靜如止水。

因為，我不想奢求甚麼，更不會感謝甚麼。

因為，不管社會改革如何，我都會說，這些權利早就該還給我！

作為一個身份同樣是農民工的打工仔，比起那些沒有文憑，做著苦力的農民兄弟姐妹們，我是幸運的，但也同樣是一言難盡。

我六七歲時牽牛，十二三歲下地，十六歲時輟學，務過農，在鄉鎮鞭炮小廠打過工，後又在村裡當了幾年村幹部。目睹了農民和農民工的一切辛苦，一切不易，也經歷了一切辛苦，一切不易。因為家貧，我十九歲就成家，二十歲時，我厭倦了跟在村幹部後面的虎假虎威，厭倦了鄉下的農耕生活，厭倦了辛苦一年到頭還手中無錢的日子，我背井離鄉進了武漢的一所自修大學。

兩年的努力，兩年的淚水，兩年的辛酸、兩年的窮苦。終於我拿到了畢業證，成了個戶口仍在鄉下的「農民大學生」。

通過競爭，我作為臨時工被聘進了省直機關。因為在科口農口，我拚命地工作，把一腔熱情化作對農民的愛。

原以為可以「一步登天」，但干了近七年，身邊幹部子女一個個和外單位幹部的子女對調著招了工轉了干，我仍是個戶口在鄉下的「農民工」。

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1996年我參加了湖北省委組織部、省人事廳舉辦的全省首屆公務員統一招考。在同一職位的35名考生中，我的筆試成績位居第二，又經過了激烈的面試，我的總分仍位居第二，但錄取名單下來時，我卻名落孫山，錄取的是第一名和第三名。

我百思不得其解。

2000年8月，我辭去了我雖然衷愛但不愛我的單位，從湖北來到了北京。

在北京，除了怕辦證、怕清退、怕收容、怕遣送、怕擠排外，最大的煩惱就是住了。近十年來，我光房租就為房主「自願貢獻」了一二萬元。

這在我們湖北的鄉下，都快起座樓了！

雖然花了不少錢，但住的卻不盡人意：住過搭建的僅四五平方米但卻要花我近二分之一工資的小屋。就在屋裡放盆水都結成冰砣的日子裡，捱著渡過漫漫長夜。

住過單位通風的地下室。但大冬天裡水管常常爆裂，常常水漫「金山」。

同樣住過不透風不透光的地下室。在那漫長的一年裡，我不知道在我頭頂上的煤氣管和水管，還有其他弄不清的管道甚麼時候會爆裂。如果真的爆裂了，既使不發生地震，我的小命也就不聲不息地報廢了！

好在，我現在已搬出了那個可怕的「地獄」！

只是，不知道那一天又會回去！

真擔心那些仍住在地下一層、二層、三層，甚至地下七八層的兄弟姐妹們。可是，不住地下室，他們又能住哪呢！

能讓農民工租得起的房子越來越少了。平房快被拆光了，就連地下室也都住滿了。

北京城裡到處都空著的價值幾十萬、幾百萬的商品房和精品房，你住得起麼？！

每平米售價僅僅1萬元！

在外面務工近十年，我最大的內疚就是對我那年僅十一歲的女兒。

女兒很小的時候，就放在鄉下的老家，由我的老父親照顧。

女兒該上學了。本想把女兒接到武漢上學，可一打聽，不僅要交近千元的借讀費，還要交近萬元的贊助費。

靠我們夫妻倆每月微薄的工資，根本負擔不起。只好作罷。來北京後，雖然近兩年，公辦學校也開始接收農民工子女，但手續太過複雜，光辦這些手續就要花不少時間和精力。何況，報上還是報導過，一些學校還是在悄悄地收贊助費，只不過，要家長「自願」。再一想到女兒如果高考，還要回到湖北鄉下。只能放棄了把女兒帶到北京上學的念頭。

與其把女兒帶在身邊受罪，受歧視，倒不如讓女兒在家裏安心上學。

只是多了無限的牽掛。

作為一個具有大專身份的「農民工」，近十年的機關打工生活，使我飽嚐了無盡的酸甜苦辣。雖然我傾注了比城裡在職幹部更多的熱情，但我仍是一個「臨時工」；雖然我比城裡在職幹部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我只能得到別人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的工資。最荒唐的是打了近十年工，竟然沒有一天工齡！

我不知道我的明天是甚麼樣？

我也不想再說甚麼了！

只願社會各階層都來走近農民工、瞭解農民工、關愛農民工！

期待著明天會好！

郭昌盛於北京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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