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年逾九十的前總統里根逝世後，全美國沈浸悲痛之中。從加州到華盛頓，每一處里根留下過足跡的地方，美國民眾不分年齡、黨派所表現出來的哀傷和愛戴之情，讓我這個曾經在多年的宣傳偏見中形成了所謂”三流演員，四流總統”的對里根固定印象的人，感到大為震驚和震撼。此間的媒體報道，也把里根與林肯等歷史上的偉大總統相提並論，而為一位退休總統舉行如此高規格的隆重國葬，據說也是破了美國的百年先例的。綜合輿論的眾多評價，對里根總統的”蓋棺定論”有三：一，在越戰挫折後將美國重新領上繁榮昌盛的正道，讓美國人重拾作為美國人的驕傲；二，以和平方式結束冷戰，成為”邪惡帝國”的終結者；三，熱情、誠懇、樂觀、幽默的人格力量。

“邪惡帝國”這一個詞，近日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很高。對於美國和西方以外的世人，恐怕就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了。雖然戈爾巴喬夫將專程從俄羅斯趕來華盛頓出席里根的國葬典禮，但在前蘇聯、古巴以及中國大陸，圍繞對里根的”結束冷戰”，都傳出了不同的聲音。

何謂”邪惡帝國”？用學理的語言，就是反人性的同時又具有高度壟斷權力的龐大國家機器。那麼，由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所主導的前蘇聯及其東歐共產主義陣營，是不是”邪惡帝國”？從三十年代史達林肅反濫殺三百萬無辜開始，前蘇聯對內實行古拉格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剝奪公民權利，文化人以言治罪，”克格勃”橫行霸道；對外則實行掠奪式、壟斷式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即”社會帝國主義”，把東歐諸國變成莫斯科的後花園，公然派兵入侵、鎮壓匈牙利、波蘭、捷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血跡斑斑的柏林牆，於是成為”蘇聯”式”鐵幕”的最富有象徵意味的屏障。

然而，被里根稱為”邪惡帝國”的前蘇聯卻曾長期被中國共產黨人稱為”修正主義”，也就是說，由毛澤東主導的中共統治，嫌蘇聯的專制”邪惡”得不夠，其毛式”國家恐怖主義”在整個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日漸變本加厲，到了文革的禍害億萬無辜以及”六四”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種種”邪惡”表現，實在是尤甚於蘇聯十倍、百倍。

應該指出，正是這種國家行為的”邪惡”造成的整個社會瀕臨崩潰的惡果，才促成了文革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前蘇聯和東歐專制體制的崩解，其間接的原因，正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暴力鎮壓後果太慘烈，才促使了這場瓦解蘇俄”邪惡帝國”的和平革命的發生。盡管今天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社會轉型中發生了很多問題，但你只要問一問那裏的普通民眾：如果古拉格、克格勃、柏林牆、蘇聯坦克等等都不算”邪惡”的話，你願不願意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恢復這一切？可以肯定，絕大多數人的回答一定是–N0！不願意！

這就讓人想起最近”胡溫新政”提出的”和平崛起論”了。這是自蘇聯垮臺後，繼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不要當頭”的國際政治戰略以後，中共新領導提出的一個具有更多積極、正面意義的新戰略、新思維。可以說，”和平崛起論”恰恰正是相對于世人對於”邪惡帝國”的恐懼而提出來的。中共政權目前成為蘇聯之後的最後一個龐大的”共產主義堡壘”，這個堡壘，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反人性的、由龐大國家機器高度壟斷的”邪惡帝國”？這是令全世界熱愛自由、和平的人所擔心的。前些年流行所謂”中國威脅論”，正是出於外部世界對中共政權的這種恐懼心理。作為一位海外中國人，筆者衷心願意看到中國大陸經過多年的改革努力成為新崛起的世界經濟強國之一，老百姓可以過上比較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但是，這種”崛起”的代價決非”穩定壓倒一切”–絕非以剝奪民眾的言論自由、和平表達異議的自由等等公民權力，來營造一個虛假的安定繁榮局面。

“和平崛起”所強調的，應該是中國作為一個和平的、有道德的、講理性的、尊重國際共同的行為規範的，從而尊重個人自由、讓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真正擁有免於恐懼的權利的文明國度的形象，她應該因此而贏得世人的信任和尊重。《紐約時報》在”六四”十五周年的一篇評論中說得好：一個國家在世界上能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歸根結底，與它尊重不尊重自己國家內部人民的各種公民權利，密切相關。由此看來，”和平崛起”論不能只當作一句糊弄外界、贏取尊重的漂亮口號。為了實現真正意義的”和平崛起”，中共領導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一步，不妨就從”尊重自己國家內部人民的各種公民權利”做起。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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