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七月一日，中囯共產黨的建黨紀念日，也是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紀念日，對於香港人來 說，七月一日這一天有著雙重的感受。作爲中國人，脫離百年殖民統治，重新回歸祖國 的懷抱，值得慶祝；但同時，在回歸後的七年當中，中共當局對“一國兩制”不斷食言 ，拒絕香港廣大市民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願望，不僅企圖以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來限制 香港市民原有的自由，而且更不顧香港市民的呼聲，使用強權政治手段，阻擋在2007年 和2008年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民主選舉。這自然激怒了香港民主政黨和廣大香港市民。 從去年七月一日五十萬香港市民大遊行，到今年七月一日繼續聲勢浩大的遊行計劃，看 得出香港市民對民主制度的渴求程度，也看得出香港市民已經完全失去對中央政府“一 國兩制”政策的信心。

爲什麽中共當局自我否定“一國兩制”？爲什麽非要強行就二十三條立法（雖然已經失 敗）？爲什麽拒絕香港人民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按照中共曾經的說法，香港不能成 爲“反共基地”，可以進一步說，中共是害怕“政治北伐”。

歷史上的中國一直是遭受“南伐”，“南伐”一直在改變中國的政治格局。遠的不說， 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就是蒙古人和滿族人“南伐”的結果，但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改 變中國政治格局的都一直是北伐。鄧小平開始實行經濟改革，也是進行“北伐”。首先 是建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爲中國實行市場經濟 鋪開路子，然後擴展到全國各地。

中國的北伐有其歷史背景和地理背景，西方文明的傳播首先是在中國的東南方沿海地區 ，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建立首先是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況且歷史上遺留了 香港、澳門兩個殖民地。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中共一直閉關鎖國，拒絕開放，阻擋 “藍色文明”進入中國大陸。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需要兩個引進，一個是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制度，一個是海外資金。深圳和珠海毗鄰香港和澳門，廈門與臺灣隔海相望，都 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港、澳、台大量資本的湧入，促使中國大陸經濟飛速發展， 改變經濟制度的“北伐”也就這樣開始了。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政治制度也必須實行改革。中共當局清楚，經濟的發展如果 沒有政治制度改革，難以完善和鞏固。所以當年中共內部也有政治改革的呼籲，甚至中 共領袖胡耀邦、趙紫陽都提出過政治改革的願望，但都流産了。尤其是江澤民成爲中共領袖以來，完全摒棄了政治制度改革，“發展就是硬道理”成了座右銘，以爲只要經濟發展了就可以成爲靈丹妙藥，可以解決任何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江澤民拒絕政治改革，因爲這樣做會危害中共專制統治，尤其是危害他們集團自身的經濟利益。

中共當局實行“市場經濟北伐”，但卻一直阻擋“政治制度北伐”。尤其是香港、澳門 回歸，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大陸的傳播，也帶動了大陸人民對政治制度變革的要求。從南方的媒體與北方相比較，可以看出在經濟發達的南方，媒體的自由程度比北方高出許 多。從最早的《深圳青年報》、《蛇口通訊》到《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報》，都由於自由程度高，先後攪動中國政壇。從《深圳青年報》《我 贊同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到《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刊登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要求政治改革的文章，再到《南方都市報》率先報道SARS和揭露大學生孫志剛被活活打死案件，南方媒體在扮演催動中國政治變革的角色。這說明，經濟制度的變革呼喚著政治制度的 變革，而南方媒體在悄悄的進行“北伐”。

中共對政治制度變革非常敏感和警惕，對媒體進行鐵碗控制。《深圳青年報》早就被扼 殺，《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被封殺，對《南方周末》的整頓“摻沙子”，藉口貪污和 行賄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前總編輯和總經理程益中、李民英、喻華峰等三人拘捕 和判刑，都表明中共當局對南方媒體自由程度的恐懼。

如果中共當局允許香港加快民主進程，香港的民主政黨有可能在香港政壇成爲主導力量 ，這樣，中共當局就無法控制香港政治制度對大陸的影響，首先是對毗鄰的深圳和廣東 省的影響，骨牌效應是中共當局最懼怕的。香港的電視新聞被廣東省宣傳部門嚴密監視 ，並通過技術手段，不讓深圳和廣東人民知道真相。香港“七一”大遊行的消息不僅在 中國大陸媒體沒有任何報道，香港的電視信號也會被卡斷。不過，難以控制的是互聯網 ，越是控制，大陸人民越是想知道真相，越是期望新聞自由和政治變革，政治“北伐” 的洪流是阻擋不住的。

2004年6月28日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