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提要：本文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分析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特性，以往人們的視野大多關注大人物、名人，《紀念園》則更多記錄了普通人的命運（主要是死亡經歷）；文革後水落石不出的政策喪失追尋真相的機會，同時因爲在這一問題上政府的不作爲，《紀念園》以民間的方式操作顯得彌足珍貴；文革是敏感辭彙，《紀念園》以網站的形式出現得以突破許多禁忌。下篇從文本入手，介紹了目前《紀念園》中許多文章講述的”紅八月”中人們受難經歷的一個側面。
關鍵字：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受難者 死亡 記憶
上篇
假如忽略人類歷史悲劇中的受難者，就是在輕賤人類和生命本身。1
智利劇作家阿利埃爾·多夫曼（Ariel Dorfman）有一部戲叫《死亡與少婦》，被改編成電影《不道德的審判》。講述在一個獨裁政權剛垮臺的國家，一個普通人經歷了全民族的苦難後，與當年迫害她的人偶遇的故事。
少婦在廚房忙碌，有個人的車抛錨，進來求助。少婦聽出了他的聲音，認出他就是幾年前自己被拘留時折磨和強姦她的那個人。下一幕中那個人被綁了起來，無助地等待她發落。她舉槍對著他，他拒不承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嘴裏不斷找出理由證明自己不在場。僵持很久以後，他終於承認了自己就是肇事者。她把他放了。
南非大主教圖圖認爲劇中肇事者的否認擊中了少婦人格的核心、她的整體和自我，這一切都和她的經歷、記憶密切相關。2簡單說，否認讓少婦再次成爲受害者。要弄清楚歷史的真相，留住苦難記憶，深層的原因便是避免苦難的受害者再次受害。
文化大革命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有太多苦難的記憶。記錄受難者的故事，記住歷史，除了建立未來的根基，避免”對過去的記憶是虛線，未來怎麽可能走實”的困境，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就是希望不要讓受難者再次受害，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去世，記錄是對已逝生命的緬懷。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主題”我們沒有忘記你！”，承載的正是這樣的希望。
記錄普通人的受難故事
你參加一個比賽，在比賽中你被關在一個防守嚴密的屋子裏，不能與外界通風報信，你沒有食物，沒有任何營養品，如何活著走出屋子。3
這是《往事並不如煙》出版後，一位作者在書評中回憶的幼時一個腦筋急轉彎的題目。他的答案是：”我不玩了”。
回望歷史，卻會發現對很多人來講，這並非遊戲，而”我不玩了”的解答並不能成立。這位作者繼續寫：人生並非遊戲，而是一場無始無終的戰爭，一盤無法逃脫的棋局，你的最後一招決不能是”不幹了”，而只能是”把牢底坐穿”，直至大限來到。所幸，你還保有最後一點身後的精神勝利法—留下真相，以待後人。
不久前《南方都市報》出事，幾位高層人員被捕，涉案的前總編程益中爲此做了一個內部演講《沒有等不到的黎明，沒有熬不過的黑夜》。但是他的命運如何，還是未知數。
事實上很多人無法這麽有底氣，他們就是從此不見黎明。”留下真相，以待後人”也僅僅是精神勝利法，真相常常就此湮滅，很多故事從此不被記憶，不被談起，故事中的人從此沒有了名字，沒有了身影。
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往事並不如煙》熱銷，除了所謂的文本中透出的”貴族精神”，我想更吸引人們的是書中記述的處身非常狀態下的人的生活經歷和所思所想。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人們對那個時代記憶的匱乏，這樣的著作很珍貴。
能成爲一本暢銷書，一個原因是章書寫了名聲顯赫的大人物，而由同一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時出版的莫礪鋒著的《浮生瑣憶》卻因寫了草根社會的小人物而默默無聞。
這或許是一種習慣，人們對大人物、名人給予了強烈的關注，對小人物卻常常忽視。
文革結束初期，這樣的狀況便凸現了。1980年前後，是大規模平反時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現在報刊上。從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報道，”內部”有一些”規則”：比如劉少奇和陶鑄的悼念文章，有整版。級別比他們低的人的文章則比較短，也不占明顯的位置。級別再低的人，一般僅僅提到名字，沒有故事。級別更低的受難者，名字和故事都不會見報。這無可厚非，現在的新聞報道也都是按這樣的規則做事的。但是從效果上看，”這種’規則’施行的結果之一，是給人造成一種錯誤印象，即文革主要迫害了一些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4
還有別的因素使這種印象延續、擴散。政治人物擁有政治待遇，有官方爲他們寫故事，雖然政治充滿隱晦和禁忌，但總有無法回避的歷史。同時歷史學家也對他們很感興趣，歷史很多時候由他們的故事構造。文人自己手中有筆，可以自己寫故事，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寫得淒婉動人。
政治人物和文人當然在文革中歷經波折，九死一生，他們的故事的確就是歷史的一個組成。但是如果忽略了普通人，忽略他們在文革中的命運，所得到的歷史觀念就是不完整的。偏偏他們不會用筆，也沒有政治待遇，他們的故事更容易灰飛煙滅。
小人物的故事到哪里去尋找？民間記憶。但是這樣的記憶還能留多久？如果沒有人去記錄，去詢問，他們還願意講述、還會想起嗎？畢竟這是多麽沈痛的記憶。
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女士從八十年代開始就致力於記錄文革記憶，就像傅斯年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尋找當事人，進行大量的採訪、調查。成果之一就是2000年10月製作的網站《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至今收錄七百多名受難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親自撰寫，剩下的是其他人寫自己熟悉的死者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複印件；約有70個”無名氏”欄，內容爲只知道死亡時間、地點或某人的親屬，卻不知道死者具體姓名的5。
這在文革記憶中是一個異類。
調查中發現，很多人的故事已經沒有人留有記憶，有的本來就單身一人，有的甚至整個家族都在文革中逝去，於是出現了許多只能記述時間、地點的無名氏。調查進行得非常艱難。
水落石不出與真相和解
冤家錯案平反是胡耀邦主持的，當初堅持的原則是”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給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這樣的原則使得”平反”減少了很多阻力，許多冤案得以昭雪。但有一個缺陷，調查的文字記錄不開放，同時不允許受難者家屬追查他們親人在監禁中的死亡經過。這樣，受難者得到的只是一個說法：”你是清白的。””黨錯怪你了”。得到的是後來丁玲”媽媽打孩子”似的撫慰。
調查在這樣的原則中被阻斷，真相往往就在這樣簡單的邏輯中湮滅，很多的受害者家屬永遠不可能知道他們的親人曾經如何受難，在怎麽樣的情境中死去。很多受難者的故事從此被遺忘，對他們來說，沒有真相，沒有後人。
《紀念園》中，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故事。
沙坪是1966年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8月22日在校園中被該校紅衛兵打死。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數十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在女三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室”（當時該校一共有三個這樣的刑訊室。這是第一室。）裏，紅衛兵審問”勞改隊”裏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媽的是黑幫，你還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實，非打死你不可。”
這種審問中，回答”不恨”，會被作爲”不老實”而挨毒打，如果回答”恨”，一定當時就被打死。紅衛兵先用窄皮帶抽人，後又換成銅頭寬皮帶。然後，罰女”牛鬼蛇神”在院子裏”跳臺階”。然後，命令他們互相打，誰要是不肯打，就要被銅頭皮帶加倍抽。一隻塑膠鞋底，他們專門用來打臉，把人打得滿臉青腫，口鼻流血，五官變形。
作爲校長，沙坪是重點鬥爭物件。有人說，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學老師和學校負責人中，沙坪可能是最慘的。她在廁所裏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頭髮都被薅了下來，嘴裏塞滿了污穢物。後來她的屍體放在一間小破屋裏，紅衛兵強迫該校 “勞改隊”中的其他老師輪流進屋去”摸死人”。當時該校紅衛兵以輕蔑和嘲笑的口氣告訴外校的人，有一個老師”嚇得渾身哆嗦硬不敢進去”。
文革後，1979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經調查沙坪之死。由於 “水落石不出”的指示，這個調查只進行到中途。參與打死沙坪的人住在軍隊”大院”裏。去調查的老師在大門外被擋住了，不准進門。6
王友琴經過堅持不懈地調查使事件呈現出現在可見的狀態，但是再深入、細化已不可能。和沙坪有類似經歷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的故事甚至不能像沙坪這樣得到紀錄，至少有一個相對完整的框架。
南非也經歷過一段苦難的歲月，1994年以前，實行的都是種族隔離制度。政府或者極端種族主義者會對黑人、反抗者實行肉體消滅政策，手段往往很殘忍，同時常常很隱秘。
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以後，種族隔離政策真正廢除，處身新制度的人們還面對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如何對待歷史遺留問題？
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必須歸功於妥協與和解的政治智慧，面對歷史他們也同樣以這樣的方式思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了，由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擔任主席，以一種平和的方式在揭露昔日壓迫者暴行的同時又與其達成和解，被稱之爲”療救祖國運動”。
這是一種妥協。他們的方式是：在1960年-1994年犯過罪的人向委員會申請大赦，如實披露所有與尋求大赦行爲相關的事實，委員會如果判定符合條件，便獲得大赦。委員會甚至不要求申請人表示任何的悔悟或自責，他們要求的只是真相。受害者有權表明申請者沒有達到條件，反對申請，但是沒有對大赦的否決權。
很簡單的原則，成效是巨大的。真相一點一點呈現在人們面前，涉及的內容包括前總統德克勒克（與曼德拉一起獲得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博塔的相關行爲，也包括執政黨非國大強烈反對公佈的涉及非國大違反人權的行爲。這便是妥協的收穫。
用圖圖的話說，這是在”把傷口清理乾淨。”他講述了其中一個故事。
“她是斯威士蘭非國大民族之矛的高級成員，遭一個安全警察綁架，被帶到一個偏遠農場。她被赤身裸體關在一間小屋裏。我們瞭解這一切，是因爲殺害她的人申請了大赦。他們關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說服她做內線。
後來他們覺得她沒用了，就讓她跪下，從腦後給了她一槍。他們挖的墓很深，但不夠長，因此必須將她仰面放進去後，再把她的雙腿曲起來。我們發現她的屍體時，看到腰上放著一個藍色塑膠袋。我們問……這是什麽。他們說，審訊和受刑時，她用塑膠袋遮蓋著身體，想要保持住一點女性的尊嚴。
在處理了五十多起墳墓發掘案中，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將親人的遺骸安葬，現在他們知道了親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個了斷了。”7
文革後的中國沒有這樣追尋真相的政府行爲，很多故事就此湮滅。
胡耀邦的政策讓五十五萬右派得以平反，但政治還是保留了6個人的右派資格。其中的儲安平至今下落不明。
遇羅文也致力於調查文革真相，他曾到北京市檔案館查資料，但是”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衆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爲，隻言片語都沒有。”8
政府不作爲的情境下，《紀念園》這樣的民間調查顯得彌足珍貴。
從呼籲懺悔到呼喚真相
文化大革命給親歷其間的人們震撼很大，甚至在文革中，就有人在提問、求解，在對這個時代進行反思。
人們思考問題並不僅僅看這是時代，反思一旦訴諸個體，一個疑問就産生了：是不是需要懺悔？有的人在對自己進行考量後，往往延伸到別的個體，開始呼籲別人懺悔，從而引發很多爭論。
從80年代圍繞巴金展開的”全民共懺悔”的爭議，直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二餘之爭”，總有人在呼籲，希望通過”懺悔”使人們得到洗禮，重建這個國家的靈魂。因爲對那段歲月的瞭解實有太少，這樣的爭論往往顯得空蕩蕩的，沒有根基，同時往往還沒有結果就隨風而逝。
對懺悔不斷有人置疑，其中一個層面的置疑就是針對這種”沒有根基”，來自旅居美國的林達夫婦寫到，”無數人在呼籲懺悔，卻幾乎沒有人去辛勤打結，結繩記事。當我們手中只有一根光溜溜的繩索時，再強烈的呼籲也顯得蒼白無力。”9他們認爲更重要的或者說更現在需要的是留下對歷史的記憶。
徐友漁也做過類似的陳述，”文革究竟是怎麽回事，有多少人能說出一個所以然呢？” “我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啟動自己的記憶，趁爲時不算太晚搶救一代人的記憶。” 10
後來最狂熱地參與文革是一代年輕人，他們與”奧斯維辛”、與蘇俄的”大清洗”的距離，並不如感覺上那麽遙遠。林達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文革開始時的初一學生，他們出生時，距離二戰結束的１９４５年，有七八年。而文革開始時的大學高年級學生，根本就是二戰中誕生的”戰地嬰孩”。他們甚至聽到過日機轟炸重慶的巨響，在父母的懷抱裏顛簸著鑽過防空洞。
可是，”我們沒有歷史記憶，雖然從技術上來說，當時的世界已經完全具備傳遞記憶的手段。”
“冷漠是有後果的。當文革發生的時候，我們毫不遲疑地重演了一遍二戰期間德國剛剛上演過不久的戲劇。一樣的同胞分等分級；一樣的血統劃分貴賤；一樣地視生命如草芥；一樣地視法律爲糞土。”11
組成文革時代的老中青三代中，當年的老一代已經消失；當年的中間一代正在逐漸離去；尚存的年輕一代已經開始步入老年。在林達的眼中，”文革一代逝去者帶走的這一段歷史，本來應該是我們這個民族鳳凰涅槃的聖火。”
的確，”文革歷史”沒有進入記憶。我與文革的距離恰好和上一代與”奧斯維辛”的距離差不多，或許要近一點，因爲我生長在同一片國土上。但記憶是一樣的支離破碎、杳無蹤迹。
其實這也不是現在才意識到的問題，巴金想建立的”文革博物館”就是希望能記下歷史、留住記憶。可惜這只是一個幻夢。
即便事實上的博物館遙遙無期，但許多的人希望用文字記下那段歲月，像巴金的《隨想錄》一樣，希望能成爲文本上、心靈上的”博物館”。伴隨著”懺悔”的呼籲，總有一些人在呼喚、並記下記憶中的歷史。文革後陸陸續續有一些自傳、回憶錄出版，12也有人用編書的形勢記下文革13。直至最近熱銷的《往事並不如煙》。
但是”文革”是一個敏感辭彙，這樣的記憶要成爲出版物總有限制，也就是馬克思在150多年前批判的”書報審查制度”。《往事並不如煙》在香港和大陸就是兩種版本，並且熱銷一段時間後，便被強行壓下，所謂的禁止”炒作”。徐友漁研究紅衛兵運動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也是選擇”融入世界研究體系”（即不在大陸出版）。安文江曾應約把《我不懺愧》擴寫成16萬字的《噩夢啓示錄》，後又擴寫爲24萬字，結局都是停印再停印。
網路的出現是對這種禁忌的突破。《文革受難者紀念園》選擇以網站的形式出現，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成爲異類，突破了限制，也在一個層面上盡可能接近真相。
下篇
那裏來的歎息、哀悼，以及響亮的嚎啕，在暗無星光的空氣中回蕩著，從一開始，我已泣不成聲。14
老師曾問，爲什麽選這麽血淋淋的題目？或許冥冥中有一種安排。我就是會碰到這些隱藏的故事，關於生命的故事。
王友琴說：調查文革歷史是一件繁難並且令人痛苦的工作。要弄清楚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以及死亡經過，往往要經過很多周折，花費大量時間。這不但因爲文革已經過去多年，也有許多人爲製造的困難。終於把事情瞭解清楚之後，因爲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件或者不幸的個人遭遇，所以，絕沒有其他研究工作可能有的發現的快樂，而只是帶來另一份悲哀。15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所收的文字是一篇篇調查報告，閱讀就是聆聽哀泣、嚎啕和體會悲哀的過程，。
她們被毒打致死
《紀念園》中大量的篇章講述的是1966年8月間的故事，這個8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爲”紅八月”，這個 “紅”可以是紅衛兵，可以是紅色革命，也可以是人的鮮血。
紅衛兵首先是從學校開始行動的，被打死的人有老師，有學生，有校工，後來還有普通居民。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6年，她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
卞仲耘的死源於６月被劃爲”四類幹部”16並在會上被”鬥爭”。但噩運真正到來始於毛澤東痛斥劉少奇”把文革弄得冷冷清清”。
師大女附中是當時北京的”重點中學”，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裏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是文革前從裏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17
有了這樣得天獨厚的資源，成爲運動最早升級的場所也就不奇怪了。
７月底，毛澤東下令”工作組” 撤出學校。７月３１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宣佈成立。
8月4日，卞仲耘跟對丈夫王晶堯談到了死亡，打死一個象她那樣的人，”就象打死一條狗”。但是毫無辦法，第二天她還是去了學校。
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五個學校負責人被揪到大操場，先是”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裏的鐵制簸箕，一邊重復說”我是牛鬼蛇神”。 接著”勞改”，他們在小操場上挑土。卞仲耘挑的沙土被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麽沈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被鬥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就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湧流出來。
“勞改”一陣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裏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白色的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沒有校長，三個副校長中卞仲耘排名第一，即所謂”黑幫頭子”，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紅衛兵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紅衛兵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胡志濤看到卞仲耘眼睛張開，瞳孔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
工友把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亮，但紅衛兵不准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７點多鍾，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北京市”新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18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裏，當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麽。雖然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19
卞仲耘的死亡只是一個開始。1966年10月，在中囯共產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了一份文件，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報告了剛過去的1966年夏天紅衛兵的”破四舊”戰鬥成果”。其中有被沒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來的黃金白銀和現款，以及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1，772人20。只有數位，沒有人名。作爲戰利品，這些人和被沒收的金銀列在一起，他們的姓名當然不被認爲有必要寫出。21
卞仲耘死在8月5日，她並沒有包含在這1，772人中22。她的死是8月殺戮的開端。殺戮很快擴散到北京的大小胡同。
左奶奶和馬大娘是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她們被打死在1966年8月25日淩晨。
24日下午3點左右，紅衛兵抄了左家。他們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沒有敢也不可能阻止。但她還是決定要幫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裏等著。左先生從街上回來，她說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
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她也綁起來打。另外，多次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一位鄰居講，聽到一聲聲慘叫，她無法忍受，就離開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天黑了，只好回家。拷打還在進行。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還是聽到淒厲的慘叫聲。半夜三點鍾，靜下來了。五點鍾的時候，有卡車來了。黑暗中有人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原來是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聽到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很多年後，她一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就感到膽戰心驚。
那一天，東廠胡同裏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23
一個人等於28塊
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鄧榕要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於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王晶堯堅決反對，他不願妻子慘死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紅衛兵對卞仲耘的死有所顧忌是因爲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半個月之後，暴力進一步發展，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的資本。
劉少奇被”打倒”後，他14歲的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師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問她：”喂，聽說你在紅八月時打死了三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三個人。”24
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學裏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指當時的火葬價格。打人的人這樣說，覺得很得意，以爲表現了他們打人的無限權力和對被打死的人的輕蔑。這個時候，一個人等於28塊。
“你回家拿28塊錢來。”紅衛兵打死人後，不忘理直氣壯地向死者的親人索取火葬費。
劉萬才承受了這樣的命運。她的丈夫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8月27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抄了他們的家，並把他們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拷打。從大概9點鍾一直打到半夜。1點左右的時候，陳彥榮跟妻子說”我要喝水”。劉萬才向看守的紅衛兵要水，沒有給。不久，37歲的陳彥榮死在妻子面前。
陳彥榮的大兒子陳書祥當時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初中老師，他到學校去東借西借，湊全了這筆錢。他想把錢送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把父親的屍體送去火葬場。
按照當時的規則陳書祥要去收父親的屍體，需要本單位領導機構開一張”證明”。當時清華附中由紅衛兵掌握，紅衛兵給他開了一張領屍”證明”。信的全文如下：
北大附中紅旗（紅衛兵）
我校陳書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請讓他取回屍體，按政策給以適當處理。
此致
敬禮
清華附中紅衛兵
1966，8，28
在手寫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字樣下，還蓋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茶杯口大的圓形圖章。
陳書祥到了北京大學附中門口，那裏的恐怖氣氛使他在那裏猶豫再三，不敢進去。當時紅衛兵不但打學校裏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們的兒女，叫他們”狗崽子”。北京大學附中是最早發明和使用這個詞的地方。陳書祥徘徊了一陣，聽說早上有兩具屍體被拉走燒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親。於是改變了主意，無聲地離開了。他把那借來的２８元錢交給了母親，北京大學附中的紅衛兵來他家拿走了這些錢。25
王友琴認爲這一未被使用的”證明信”從一個角度表明了那個時代發生的事件和社會風貌：暴力迫害程度；紅衛兵組織執掌行政大權的情況。
“他們的權力超過了原先的學校領導，而且具有在文明社會中從來沒有人有過的殺人大權。打死一個人，既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式，也不需要任何批准。打死人以後，沒有覺得驚慌震動，更沒有覺得有愧。北大附中的紅衛兵處理了死屍，還不忘找到陳家要28塊錢的火葬費。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出處理死屍的’證明信’，印上圖章，一付處理例行公事的樣子。從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把打死一個人當作什麽嚴重的事情。有人被打死了，對他們是很普通的事情。”26
和陳彥榮夫婦一起被毒打的，還有一個比他們年紀大的女人，他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常常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述。
“在1966年夏天，第二十五中學的人，除了陳沅芷，還有一個男性校工被打死。關於他的名字，還沒有找到記得的人。”27
“那一天，東廠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記得那位母親好象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一枚金戒指。”28
生命就這樣在輕賤中湮滅。
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文革災難最早的記錄者可以追溯到遇羅克，《中學文革報》辦了三個月，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儘量揭露、抨擊暴行，但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遇羅克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還沒開端，他便被捕了。
在《出身論》裏，他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壞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是大興縣屠殺事件。29
《紀念園》中這樣記述：”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興縣，共有325名平民，因被指控爲所謂’四類分子’、’四類分子家屬’及’四類分子子女’，被毒打和殺害。其中，年長者有80歲的老人，最小的剛出生38天。有22戶被全家殺害。”
屠殺事件殺的是”地、富、反、壞”及其家屬，是市區紅衛兵暴力影響的産物。遇羅文說：”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30
在遇羅文調查的大辛莊鄉，這次屠殺被稱爲”831事件”，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人，第二天上午，縣裏來人制止。
大辛莊公社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19個大隊，靠近公社的6個生産大隊採取行動，其餘大隊沒有當晚行動，後來也就沒有屠殺。
屠殺指示來自公社，8 月31日晚，公社組織開會，當時的負責人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團委書記胡德福爲首的”九人小組”。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9 月1日上午，大興縣副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高、胡二人不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
按遇羅文的分析，從全縣進行屠殺看，這是一場有組織的行動；從縣委派人制止看，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看，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正好吻合。31
這只是遇羅文的分析，真實的情況是什麽樣的？如果沒有機密檔案的公開或者參與者的自己的言說，很難做出判斷。
張連和當時在中共大興縣委農村工作部任幹事，被推選爲”文革組長”。從8月31日夜開始，他陪同縣委書記王根亢五次進入東方紅公社馬村大隊勸阻村民的殺戮。他後來的回憶文章記錄了當時的場景。
“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審問者橫眉冷對，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伴著喝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死的，倒地呻吟。
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害怕地看著持棍者。一個年輕男子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
兩個民兵似的人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踢跪在地上，來了手持剪刀的年輕婦女把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
一個裝上小推車的人還沒出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鍁，又裝上車運走了……
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被要求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受刑不過說在家內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去墳地，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這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32
後來遇羅文問小男孩和小夥子的結果，張連和說：”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青年被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又挨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沒淹死也被打死了。”33
最後，馬村殺死了34人。
整個大興縣325個受害者中，除了韓宗信、方俊傑、譚潤方，其餘322人至今還不知道姓名。34
歷史敍述的背後
歷史一定有這樣的敍述：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數十萬人。
這一句敍述的後面，隱藏著多少故事。
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曾對葉向真（葉劍英的女兒）做了一個採訪，葉向真提到一個細節。
文革初期，葉劍英負責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職責之一，是確保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的秩序和安全。葉向真回憶：”有一次回來，他說，糟了，紅衛兵都退走了以後，在天安門廣場揀了很多的金條。”
記者問：”哪來的金條？”
葉向真答：”抄家，知識份子，或者老資本家，家裏有一點底兒，紅衛兵都搶來。金子沈啊，擺在口袋裏頭，一高興，一擠，一歡呼，金條都從兜裏頭掉出去了嘛。當時他非常感慨，說了一句，看著這些金條啊，這把我們年輕一代，搞不好都毀掉了……”
一面是熱淚盈眶的歡呼，一面是瘋狂地搶劫。
狂熱崇拜和金條的背後，還有故事。
這個”紅八月”裏，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甚至滅門）？有多少生命在蜂擁的人群中孤獨地消逝？
這樣的故事，我們今天能知道多少？還要多久才能對受難者真正說一句：”我們沒有忘記你！”？
——————–
注釋：
1 林達《一路走來一路讀》，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51頁。
2 圖圖《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2頁。
3 子非魚《一個人的歷史》，首發於《新京報》2004年2月10日。
4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楊朔》，以下引文凡未寫出版資訊的均來自《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在國內需使用代理伺服器才能瀏覽）。
5曾經很懷疑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寫得太觸目驚心，而且，寫得太細了。現在明白，《紀念園》中的調查報告是原始的材料，在現在的條件下，他們已經做到最好了。
如果說因爲寫得太細顯得不真實，我覺得大可不必。《史記》中有太多的細節描寫，比如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威風凜凜的出巡場面，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此”。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但是史記同樣可以成爲信史。
唐德剛喜歡做口述歷史，他說口述歷史的材料需要史學家去考察，去求證。現在缺的可能正好是對《紀念園》中的材料進行考察、求證的空間。
6 沙坪的故事來自《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女子中學校長沙坪之死》，王友琴采寫。
7 圖圖《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145頁。
8 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9 林達《請爲歷史打結》，收入《在邊緣看世界》出版時改題爲《讀世紀重大事件有感》，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0 《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第2頁。
11 林達《請爲歷史打結》，收入《在邊緣看世界》出版時改題爲《讀世紀重大事件有感》，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2 我看到過的有：季羨林《牛棚雜憶》楊絳《幹校六記》楊瑞《吃蜘蛛的人 –一份關於文革的個人記憶》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從維熙《走向混沌》 巴金 《隨想錄》韋君宜 《思痛錄》於光遠《文革中的我》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陳凱歌《少年凱歌》安文江《我不懺愧》
13 比如《歷史在這裏沈思》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牛漢 鄧九平 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徐友漁《1966，我們的年代》
14 《神曲》，《地獄篇》第3首，《地獄之門》
15 王友琴《張放和記住張放之死的人們》
16 文革開始，劉少奇和鄧小平派工作組到各個單位領導文革，工作組把學校負責人和教員以及學生都作了”排隊”和”劃類”，即按照”問題”的嚴重程度分成四類：一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二類是”有錯誤的”，三類是”有嚴重錯誤的”，四類就是”資產階級右派”。
17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8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趕到郵電醫院，看到妻子遍佈傷痕的屍體。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19 卞仲耘故事來自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20 八月殺戮的一些目擊者們認爲，實際被打死的人數可能大大高於1，772這個數位。
21 王友琴《無聲無息的受難者陳彥榮》。這個材料的全文至今還沒有准許普通人查閱。
22 文件的時間範圍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
23 左奶奶和馬大娘故事來自王友琴《左奶奶和馬大娘之死》。
24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25 陳彥榮故事來自王友琴《無聲無息的受難者陳彥榮》。
26 王友琴《無聲無息的受難者陳彥榮》。
27 王友琴《以日記獲罪致死的語文教師：陳沅芷之死》
28 王友琴《左奶奶和馬大娘之死》。
29 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30 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31 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32 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
33 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34 這樣的屠殺並不是只有這一次，《紀念園》中還有一篇文章記錄了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這次屠殺從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歷時６６天，涉及１０個區，３６個公社，４６８個大隊，１５９０個生産隊，２７７８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殺３２６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零陵地區其餘１０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殺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殺１３９７人；另外，致傷致殘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３５７６人，四類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貧下中農１０４９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７８歲，最小的才１０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作者爲南京大學中文系2000級 001011046）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