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中國民主運動分海內外兩個部份。海外民運主要以美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台灣﹑香港﹑澳門等民主國家為中心開展活動。他們在1983年創立中國民聯﹐1989年創立中國民主黨﹑中國民陣﹐1991年創立中國自由民主黨﹐1998年創立海外民運聯席會﹐天安門一代聯絡會﹐ 1999年創立中國民主黨歐洲工作委員會﹐中國民主黨海外聯絡辦公室等組織。

國內民主運動發展十分艱難﹐只是到了1998年中共準備慶祝建國50週年﹑六四屠殺十週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鄧小平逝世的時候﹐才公開成立中國民主黨﹑中國人權觀察﹑中國反腐敗觀察﹑中國發展聯合會﹐1999年創立了中國民權黨﹑六四死難者對話團﹑法輪功等組織。但是﹐這些公開成立的組織﹐很快被中共鎮壓﹐被迫轉入地下工作。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說﹕“江澤民在中共執政不變﹐在政治穩定的情況下﹐會進行一定政治改革﹐但中國成立真正的反對黨﹐道路是漫長的。”（1999年7月）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為什麼這樣艱難﹖因為﹐在中國的共產主義試驗﹐其落後﹑野蠻﹑殘酷性都超過東歐各個共產主義國家。毛澤東既搬來了斯大林模式﹐又延續了東方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實行全盤公有化和計劃經濟﹐實行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發動連續的階級鬥爭﹐還將所有的組織和個人分成三六九等﹐建立起無所不包的人身依附關係﹐使人民受到的愚弄和迫害比奴隸社會的描述要嚴重的多。

（1）陳一咨認為“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專制體制下﹐獨立的政治力量很難以組織規模出現﹐只有在私有制沒有被完全消滅﹐公民社會還存在的那些國家和地區﹐才有一種體制外的力量。在中國大陸﹐很難形成一種體制外的力量﹐它都是零零星星﹐三五成群﹐十幾個人一夥﹐那種對制度的不滿意﹐對黨的不滿意﹐一些零星抗議的組織﹐小規模的活動﹐形不成一股大的力量﹐原因是什麼呢﹖就在於它組織化程度增加一分﹐它的風險就增加十分。”（1999年6月）韓東方認為八九民運給人民的一個啟示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並不一定有助于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民主進程要從基礎工程着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今天﹐我不一定會到天安門廣場去喚醒工人﹐一群工人在工廠裡面﹐通過自己的選舉﹐選出自己的工會主席﹐這種行動﹐不是直接的挑戰政府﹐而是重要的民主社會基礎。”（1999年6月）八九民運中所體現出來的無程序性﹐和不可控制性﹐是所有參與者深深感受的。唐柏橋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重視組織建設﹐而且在運動到來之前﹐就做好準備“八九民運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政治性組織了﹐運動所有的‘高自聯’﹑‘工自聯’﹐都是在運動起來後﹐運動中的人自發的組織起來的﹐而不是說先有這個組織﹐來引導這個運動﹐所以這是個本質上的不同。所以說八九民運是自發的群眾運動﹐不是政治運動。將來有機會﹐至少在運動之前﹐組織活動工作一定先做好。比如在運動之前﹐多數老百姓已經知道我們這個組織成立﹐已經知道這個組織怎麼辦了﹐已經知道我們組織的人員是那些了。那這個運動一起來之後﹐那我們就很容易把握運動的方向﹐很容易使運動產生一個結果。”（1999年6月）

在整個八九民運期間﹐除了在運動後期由各單位的集體聲援外﹐工人沒有罷工﹐市民沒有罷市﹐更沒有出現學生那樣真正代表社會獨立力量的社會組織﹐這在中國這樣專制的社會﹐是一種必然現象。當時﹐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支持學生﹐和那些“飛虎隊”之類﹐而大型企業呢﹖都不敢。北京市下令:哪個工廠工人上街﹐把那個工廠的領導開除﹐工人也要處理。黨委書記和廠長﹐整天守在門口﹐不讓工人出去﹐工人下班後悄悄上街。原因是這種社會體制﹐它掌握了你的生存﹐所以﹐你就明白了在農村有四千多萬人在六十年代餓死﹐人們不知道。因為﹐他們沒有生產資料﹐他們沒有生存的余地﹐他們不得不依附這個超級政治強權。對於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當時不知道城里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中共沒有政治改革﹐社會利益團體﹐包括工會﹑宗教﹑學社﹑協會等都不能發展。就是有中共的工會什麼的﹐沒有一點獨立性﹐也是橡皮圖章﹐發揮不了社會基礎作用。

（2）八九民運失敗的慘痛教訓﹐才使國內外的民主運動所共識的去發展獨立的政治團體和政黨組織。1998年成立的中國民主黨就是海內外民運人士互相支持發展建立的﹐並且是民主牆領袖之一

徐文立和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王有才﹐兩代民主力量聯合起來達成的共同訴求。

前有車後有轍﹐中共的共產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和小兄弟東歐﹐都紛紛棄暗投明﹐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週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資本主義都在高速發展﹐這些都深刻影響着中共﹐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大勢所趨。問題是中共儘量拖延這種民主轉型的到來﹐維持政權﹐這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中共扮演什麼角色﹐與反對黨存在有很大的關係。實際上﹐包括台灣蔣經國時代的民主轉型﹐伊朗﹑印度尼西亞的民主轉型﹐都可以看出﹐沒有外部的壓力﹐內部是不可能真正自動自覺放棄自己的權力的。但是﹐只要民間策略得當﹐又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民間反對派穩扎穩打﹐獲得一部份權力後﹐把它和政府的法律連接起來﹐凝固在歷史上﹐逐漸和政府達成制度上的妥協﹐這就是所謂和平演變。其實﹐從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民主派就開始做出了一些成勣﹐例如﹔知識分子提出的廢除幹部終身制﹐就寫進了中共憲法﹐這對於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交權﹐十四大退休﹐十六大江澤民交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這種形成的法律﹐獨裁者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韙的﹐除非想步袁世凱的後塵。還有承認私有財產﹑農村基層選舉等﹐儘管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但是﹐也有一定的政治改革意義。
中共對民主運動的控制時緊時松﹐是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影響的﹐民主運動在中共緊的時候積蓄力量﹐在松的時候發展壯大。1997年﹐鄧小平死後﹐江澤民為了減少內外壓力﹐改變一下自己的形像﹐簽定了聯合國人權國際公約﹐請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王丹等﹐政治氣氛出現了寬松現象。中國民主黨的成立﹐就是利用江澤民的這種假民主的機會﹐在國際媒體的保護下﹐在中共的法律的“保護”下進行的。張伯笠說﹕“這個空間在體制外增大了﹐就從中國民主黨的註冊可以看到﹐我們感到在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沒有一個政黨﹐敢於這樣不斷的註冊﹐不管你抓了山東的﹐黑龍江就註冊﹐黑龍江抓了﹐南方要註冊﹐這樣註冊下去﹐終於有一天﹐政黨政治會形成。”（1998年12月）

中國民主黨的成立﹐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前所沒有的事情。魏京生認為“中國民主運動﹐進入向實質性發展的階段﹐也就是七九年民主牆的時候﹐主要是宣傳﹐讓民主概念深入人心。八九民運主要試圖使這種概念﹐在中國得到一種正式認可﹐但是﹐八九民運沒有成功。八九民運非常大的意義﹐就是使民主自由人權概念在中國普及了﹐深入到老百姓的心裡了。我想現在做的工作﹐就是腳踏實地的爭取老百姓的權力﹐每一項權力的爭取﹐最後建立民主制度。”（1999年6月）

2﹑1998年﹐中共在放松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國內民運人士﹐認為中國向民主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要實行多黨制﹐在中國成立反對黨是個早晚的事情。但是﹐大家對於何時成立反對黨意見不統一﹐浙江的民運人士認為﹐現在突破這個黨禁的時刻到來了﹐而其它各個地方一些民運人士認為﹐中國可能現在是突破言禁和報禁﹐下一步可能突破黨禁。浙江的民運人士王有才﹑王東海﹑林輝等人﹐採取了行動﹐完全沿着一種合法的手段去註冊的﹐他們根據中共憲法和《社團管理條例》﹐以及中共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公約》等有關條款﹐于1998年6月25日﹐也就是在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的當天﹐向當地政府遞交了《關於成立中國民主黨的申請》。顯然﹐他們是和八九民運時利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華時向中共請願的策略是一樣的﹐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中共不得不暫時讓步﹐但沒有批准這個申請。美國也利用這個機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克林頓總統講話說﹕“讓國家充份發揮潛力﹐必須讓他們的人民自由選舉領導﹐自由出版他們的思想﹐自由禮拜他們的神﹐和追求他們的夢。全世界從南非到南美﹐從中歐到中美﹐一再得到這個教訓。美國認為這個教訓應該在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生效。馬丁‧路德‧金說﹕任何地方發生不公正的事﹐都是對所有公正的事的威脅。我們的經驗表明﹐自由只能加強穩定﹐只能幫助國家做出改變﹐在歷史上所以失敗﹐是他們不能做出改變。”

後來王有才他們準備開個討論會﹐研究下一步的民運發展﹐但是﹐中共警察阻止了討論會的進行。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中共警察不得不把中國民主黨成員都放了﹐又一次體現了國際輿論對民運人士的保護作用﹐也對中國民主黨的建立造了必要的聲勢。10月﹐海外民聯陣主席王策潛入大陸﹐在11月2日與王有才會見時﹐同王有才等人一起被警察抓走。山東中國民主黨成員謝萬軍絕食﹐抗議中共逮捕王有才。“中國民主黨後援會”成立﹐成員是“民主正義黨”等19個民運團體。（在海外﹐王希哲對於國內1998組黨的支持是最為有力的﹐他的貢獻是極為特殊的-徐文立注。）大陸136名民運人士發表聲明﹐要求釋放王有才。12月21日﹐王有才被判刑11年。王有才是北京大學學生﹐八九民運時是北京高自聯最後一任秘書長﹐被中共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1989年被中共指控“企圖組織上海學生繼續反抗”﹐判刑4年。1992年被釋放後﹐繼續從事民運。王有才在八九民運中任“北京高自聯”秘書長時﹐就表現了非凡的組織才干﹐在民運組織上是有戰略眼光的﹐工作是扎扎實實的。在6月3日他來到上海和上海的“高自聯”研究成立“全國高自聯”﹐計劃把民運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像五四運動那樣擴大規模﹐最後取得勝利。但是﹐在江澤民的破壞下﹐沒有成功。浙江省中國民主黨的文件﹐是用電子郵件當時傳到海外的﹐中國民主黨的綱領性檔案﹐主要是1998年6月25日發表的《中國民主黨成立宣言》﹐這些檔案標誌着中國民主黨的誕生。

其後﹐湖北省武漢市的秦永敏﹐在9月1日﹐和幾位民運人士﹐向中共武漢市民政局遞交了成立中國民主黨的申請書﹐11月30日﹐中共逮捕了他﹐12月21日被判刑12年。他是1979年武漢民主牆的主要成員﹐《鐘聲》期刊主編﹐《四五論壇》武漢分社負責人﹐1981年4月﹐被武漢市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7年。1993年11月﹐起草《和平憲章》﹐被勞教兩年。1998年成立“中國人權觀察”組織﹐並向湖北民政局註冊。

1998年11月9日﹐北京的民運人士召開會議﹐建立了北京﹑天津中國民主黨黨部。他們沒有像浙江﹑湖北﹑山東﹑東北三省那樣向中共申請註冊﹐而是直接成立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黨部。他們認為中國沒有政黨法可以遵循﹐中國民主黨和中共是平等的﹐不需要一個政黨來批准它﹐政府沒有法律規範這件事﹐我們向誰申請哪﹖申請不是現代政黨建立的正常程序﹐是要建黨後註冊。他們按照《中國民主黨章程》選舉產生了組織機構﹐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黨部下設兩個委員會﹐一個黨的委員會﹐一個監察委員會。黨的委員會主席徐文立﹐副主席查建國﹑高洪明﹐秘書長劉世遵﹐副秘書長張輝﹔監委主席何德普﹐委員王志新﹐法律顧問周國強。會議決定工作分兩步走﹐第一步建立徐文立辦公室﹐第二步向全國通電﹐2001年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目標是“結束一黨專政﹐建立第三共和﹐重塑憲政民主﹐保障人權自由。” 徐文立在1978年參加北京西單民主牆活動﹐《四五論壇》的主編和主要召集人。1982年和王希哲等人討論多黨制問題﹐被中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93年釋放後﹐繼續開展民主活動。

徐文立說“1978年西單民主牆時﹐中共三位元老相繼逝世﹐中國有可能有一個大的轉機﹐所以﹐我和其它朋友以大字報的形式﹐創立了民主牆運動。民主牆的先聲是貴州來的啟蒙社的同志﹐他們高舉起人權﹑民主﹑自由的旗幟以創辦刊物為形式﹐向全國傳播民主人權思想﹐對我們北京青年起到一種啟蒙鼓動作用﹐認識到民主社會的兩個方面﹐一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二是有良好的制度安排。許多先進國家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簡單說就是多黨制衡﹐三權分立﹐走向民主﹑人權﹑均富的社會﹐這前景已展現在中國人面前了。先有二十年前的事﹐才有1998年10月9日﹐在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北京建立中國民主黨。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是中共取消了“中發聯”﹐各地組黨人士被關押﹐組黨活動不知往什麼方向走的時候﹐需要有人站出來﹐準備在兩年後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目前﹐建立一個和平共處的政治反對黨﹐是非常符合中國現在形勢的。在現在中國經濟有所發展﹐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不能用農民起義﹐工人暴動的造反辦法。亂世不能帶來民主﹐只能走向專制。要吸取國共兩黨殘酷鬥爭﹐都走向獨裁的教訓﹐利用朝野雙方政治家的高度智慧﹐使中國平穩地走向一個民主社會。”11月30日﹐徐文立被中共逮捕﹐12月21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3年。

1998年6月25日﹐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國民主黨之後﹐湖北﹑山東﹑東北三省﹑天津﹑北京相繼紛紛響應成立了中國民主黨。中共進行了鎮壓﹐中國民主黨的三個協調人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相繼被判重刑﹐這樣使全國政治反對派表現出高度的一致﹐23個省市的214名民運人士﹐在12月25日開始輪流絕食﹐抗議中共鎮壓中國民主黨。徐文立在被捕前對中共警察說“你們將遇到是的同中共第一代黨員一樣﹐那麼堅強的中國民主黨黨員﹐威脅是毫無作用的﹐我希望在趕不盡﹑殺不絕這股力量的時候﹐還不如認可成為你們比較穩健的政治對手。”也正如他說的那樣﹐中國民主黨已經成立﹐就顯示出強盛的生命力﹐第一批被中共判刑﹐第二批又繼續開展活動﹐表現出更強的勢頭。中國民主黨法律顧問周國強說“當時民主黨組黨的時候﹐全國都有活動﹐徐文立讓我看是不是合法﹐我個人看法﹐在中國你不想進監獄﹐還要養孩子﹐你就別做。你這一步走出來了﹐或者邁向監獄﹐或者邁向死亡。能不能喚起統治者的良知﹖包括八九年六四﹐人民始終是請願的﹐人民造反了嗎﹖沒造反﹐就是請願﹐最後殺個屍體遍地﹐他們這樣做太善良了﹐統治者沒有改變。”（2000年12月）

1999年中國民主黨活動又掀起新高潮。

1月份﹕中國民主黨湖南大學籌委會成立﹐負責人佟適東﹑彭玉璋。

2月份﹕中國民主黨河北省黨部成立﹐主席王強。遼寧省黨部成立﹐主席王澤臣。河南省黨部成立﹐主席高百林。中國民主黨各個省的黨部一致決定﹐成立全國協調委員會﹐由31名執行委員組成﹐主要有﹕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高洪明﹑查建國﹑陳忠和﹑肖詩昌﹑王澤臣﹑王文江等。加強各省之間的聯絡﹐籌備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民主黨湖北黨部和“中國人權觀察”籌備3月份召開“武漢國際人權研討會”﹐目的是敦促中共人大批准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民主黨遼寧省黨部﹐在新年期間慰問六四死難者家屬。中國民主黨一百多人響應王丹發起的“紀念六四十週年簽名活動”。中國民主黨高洪明等人上書人大﹐要求修改《憲法》﹐去掉“四個堅持”。

3月份﹕東北三省44名中國民主黨人﹐發表公開信﹐要求廢除勞教制度﹐反對把鄧小平理論寫進憲法。中國民主黨安徽省黨部成立﹐主席王洪學。中國民主黨內蒙古黨部成立﹐主席劉川。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黨部發表公開信﹐要求不准用暴力鎮壓示威工人。中國民主黨為抗議中共重判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的百日接力絕食活動﹐參加的人數超過原來公佈的名單。

4月份﹕中國民主黨高洪明民等人﹐發表聲明﹐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軍隊應該服務于國家﹐不要為一黨服務。宣佈成立“中國自由勞動者工會”。

5月份﹕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黨部發表公開信﹐要求政府保障下崗工人的權利。反對中共借五四宣傳假民主﹑假科學﹑假人權。中國民主黨海外歐洲工作委員會在巴黎開會﹐20多名中國民主黨成員參加了會議。中國民主黨發表聲明﹐認為北約是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應該對話解決。

6月份﹕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黨部發表公開信﹐駁斥中共對六四的定性﹐要求調查八九民運中死難事件﹐公佈死難者名單﹐停止鎮壓紀念六四活動。

7月份﹕王丹﹑魏京生﹑王若望﹑王炳章等一百多位民運人士﹐發表聲明﹐強烈抗議中共鎮壓中國民主黨。

8月份﹕中共審判中國民主黨成員高洪明﹑查建國。中國民主黨謝萬軍達到美國﹐呼籲民運人士團結起來﹐反對中共一黨專政。中國民主黨發表對台灣的立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包含大陸和台灣﹐民主是兩岸統一的政治前提﹐反對中共武力統一﹐和平﹑民主﹑統一﹐是三個不可分割的原則。

9月份﹕中國民主黨成員謝萬軍在美國活動﹐提名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競選。

10月份﹕中國民主黨歐洲工作委員會﹐召開七國負責人會議﹐準備抗議江澤民來法國訪問。

11月份﹔香港四五行動委員會﹐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示威﹐抗議中共鎮壓中國民主黨。

12月份﹕中國民主黨發表《新世紀宣言》﹕要求中共制定新的高于一切黨派之上的《憲法》。停止打擊法輪功等宗教團體。釋放中國民主黨成員﹐釋放一切政治犯。改變農民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允許成立獨立工會﹐一國兩制不適用于台灣﹐用民主統一中國。

中國民主黨成立有四個特點﹕

一是﹕1998年6月25日﹐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浙江的民運人士王有才掀起的組建中國民主黨活動﹐是八九民運的繼續。王丹說“八九民運後﹐以中國知識分子為主力的中國民主運動陷入低潮。而在1998年成立了中國民主黨﹐填補了中國沒有反對黨的空白﹐對未來中國民主運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九八民運成員60%是曾經參加過八九民運的學生。”（2001年2月）
浙江的中國民主黨公開成立﹐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國組黨活動一髮不可收拾。當時﹐全國先後成立了七個黨部﹐500多名黨員﹐到1999年底﹐全國有28個省市設立了黨部﹐有1000多名黨員。中國民主黨從誕生那天起﹐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儘管遭到中共的不斷打擊﹐有30多名中國民主黨領袖被判刑﹐300多人被逮捕﹐幾乎所有的中國民主黨領袖多被抓過。他們隨時做好了入獄的準備﹐前仆後繼地投入到組建中國民主黨的活動中去﹐這在中共執政半個世紀當中﹐是前所沒有的。

國外又先後成立了“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中國民主黨歐洲工作委員會”﹑“中國民主黨法國黨部”﹑“中國民主黨海外聯絡辦公室”等組織。和國內中國民主黨﹐遙相呼應﹐裡應外合。可以說﹐沒有八九民運時的天安門一代大學生在1998年勇敢地站出來﹐組建中國民主黨﹐就不會有在中共執政半個世紀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公開的組黨活動。中國民主黨法國黨部負責人吳江說“天安門一代成熟起來﹐他們推動中國的民主﹐像王有才先生﹐是被中共通緝的學生領袖﹐他在1998年非常勇敢地站出來組建中國民主黨﹐這也是在中國舞台上起到了一個重大推動作用。中國民主黨的旗幟並沒有倒下去﹐雖然﹐他們入獄了﹐但是﹐中國民主黨的社會影響是相當廣泛的。所以﹐天安門一代開始進入中國政治生活﹐他們將來會接出歷史的果實來的。”（2001年5月）

二是﹕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黨部宣佈成立。顯然﹐他們是對浙江的民運人士成立中國民主黨的響應。

徐文立代表20世紀40至5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幾乎是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長大的﹐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又經歷了改革開放﹐通過中西方的對比﹐認識到中共的腐敗落後﹐改變中國落後面貌﹐把中國改變成現代化社會的任務﹐已經歷史的落在他們身上了。

王有才代表60至7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隨着中共的改革開放一起長大﹐沒有前輩對中共的恐懼。既有中國傳統的民主革命精神﹐又有西方民主思想。他們認為中國走向民主社會﹐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他們擔負着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是新世紀的脊樑。

可以說﹐這次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之所以方興未艾﹐是民主牆一代的民運人士和八九民運一代學生領袖結合在一起的力量。從中國民主黨的負責人可以看出來。民主牆時代的民運人士有﹕徐文立﹑秦永敏﹑查建國﹑高洪明﹑王澤臣﹑肖利軍﹑王文江﹑岳天祥﹑姚福信﹑蕭雲良﹑朱虞夫﹑何德普等等。八九民運時代的民運人士有﹔王有才﹑王東海﹑劉世遵﹑劉賢斌﹑吳義龍﹑謝萬軍﹑祝正明﹑唐元雋﹑佘萬寶等等。

三是﹕中國民主黨的成立和發展﹐一直都受到海外民運的支持和關注。張伯笠說﹕“我們海外民運﹐從來沒把它和國內民運分開﹐我覺得他們是一個整體﹐只是承擔的角色不同。國內他們可以直接面對中共﹐他們做的比較實在﹐做一件事情得到中共的反映﹐比如中國民主黨註冊﹐就不讓你註冊﹐這是開始有反映。在國內國外做的工作﹐很多是人權方面的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中國人權一直落後于世界一個大潮流﹐海外民運組織對死難者的撫恤﹐對國內不同政見者的呼籲﹐包括對政權的揭發﹐包括理論上的建設﹐這都是非常重要的。”（1999年12月）

四是﹕中國民主黨作為中共的反對黨已經事實的存在了﹐主要借助國際媒體發表自己的主張﹐它的《新世紀宣言》確實是一篇綱領性™n案﹐更注重實際問題﹐特別首次提出農民是二等公民問題﹐這一點很重要﹐新的民運農民必然是支重要力量﹐而且﹐體現了民主黨和民眾的血肉聯繫。在修改憲法上也有新的發展﹐沒有提出推翻中共﹐主張憲法高于一切黨派﹐中國民主化要走和平演變的修憲﹑立憲道路﹐認為這是更符合中國國情。在對待台灣問題上﹐走出了民族主義的誤區﹐沒有上中共民族主義的賊船﹐明確提出一國兩制不適合台灣。中國民主黨的這些觀點是很有遠見的﹐如果認真實行的話﹐正如中國民主黨領袖王澤臣說的“無論中共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政治高壓手段﹐來消滅中國民主黨﹐都是徒勞的﹐中國民主黨已經在中國大陸深深的扎了根。”（1999年11月）

五是﹕中國民主黨的發展是與現代化的媒體發展緊密聯繫的。有了電話﹑因特網﹑傳真機﹐中國民主黨和海外的民運人士聯絡更方便了﹐海內外可以在一起開會討論問題。例如﹕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高洪明﹑冷萬寶﹑燕鵬等中國民主黨領袖被捕時﹐中共都收繳了他們的計算機﹑傳真機等通信設備﹐可以預見﹐現代化的媒體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

4﹑這期間﹐其它民主組織也不斷成立。1998年3月﹐湖北武漢的秦永敏成立了“中國人權觀察”﹐主任徐文立﹐副主任秦永敏﹐他們被捕後﹐陳忠和繼續擔任主任﹐在各個省市都設有觀察員。1998年9月﹐“中國發展聯合會”在北京成立﹐負責人彭明﹐它類似于西方的“綠黨”﹐提出了許多好的經濟建設方案。1998年10月﹐河南省信陽成立了“反腐敗觀察”﹐負責人安軍﹐在各個省市都設有觀察員。1998年11月﹐甘肅省成立“中國工人觀察”﹐負責人岳天祥﹐要求保障下崗工人的權益。1999年3月﹐深圳成立“中國民權黨”。負責人繆西科﹐要求保護公民權利。1999年4月﹐北京成立“中國自由勞動者工會”﹐負責人高洪明。這些具有現代化社會民主政黨雛形的組織團體﹐和中國民主黨一樣﹐都是中共1949年建國以來沒有過的事情﹐它們幾乎都向中共政府申請註冊﹐都遭到鎮壓。只有“中國發展聯合會”在香港註冊﹐但是也遭到鎮壓。

中共在鎮壓中國民主黨和其它團體的時候﹐吸取了以前在反右﹑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中﹐大造輿論的群眾運動﹐反而宣傳了反對派的經驗教訓﹐現在都是秘密鎮壓﹐這樣在媒體上切斷了民運人士同群眾的關係﹐只有少部份民眾從海外媒體得到一些消息﹐這也是中共成功的鎮壓的原因的一點。所以﹐胡平說﹕“民主政治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第一人權﹐中共對人民的專政﹐重要一點就是壟斷了言論﹐實際上爭取言論自由﹐就打中了中共怪物致命之處﹐中共保護控制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言論自由﹐一旦防線被突破﹐就會出現一馬平川的局面。”（1999年8月）

1999年7月﹐中共宣佈法輪功是非法組織﹐不久又宣佈是邪教組織。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說﹕“法輪功既不是政黨﹐也不是宗教團體﹐是一個非法組織﹐有海外勢力介入法輪功。”（1999年9月）中共把反右﹑文革﹑四五﹑六四﹑中國民主黨等都推到自己的對立面﹐這次又把法輪功推到對立面﹐這都是鞏固中共一黨專政的需要。法輪功是宗教團體﹐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它不反對中共﹐宣揚人要講究“真﹑善﹑忍”﹐要練功強身。法輪功在國內有兩億信徒﹐在海外也有大量信徒﹐它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遠遠超過了馬列主義。中共幾乎動用了所有的宣傳機器﹐批判法輪功﹐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六四時的恐怖中去了。

中共所以要鎮壓法輪功﹐就是江澤民想繼續當軍委主席﹐像鄧小平一樣垂帘聽政﹐抓一個階級鬥爭的對立面﹐找一個政治理由﹐殺害人民來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法輪功的精神力量“真﹑善﹑忍”填補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思想的空缺﹐中共專制統治需要的個人崇拜﹐江澤民的個人崇拜難以樹立起來﹐所以要取締它。江澤民沒理辯三分﹐說法輪功不是政黨﹐也不是宗教團體是一個非法組織﹐什麼叫是一個非法組織﹖它違背了中共的哪條法律﹖違背了中共簽定的《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哪條﹖中共含糊不清﹐只有說法輪功5月份包圍中南海違法﹐卻不說中共從1997年就開始鎮壓法輪功。法輪功採取非暴力和平請願有什麼錯誤﹖中共沒有把法輪功鎮壓下去﹐反而轉化為反對中共的地下組織。儘管中共幾乎動用了所有的警察鎮壓法輪功﹐抓了幾萬個法輪功成員﹐幾千名法輪功成員被勞教﹐幾百名法輪功成員被打死﹐但是﹐他們的反抗從來沒有間斷過。這是中共建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公開的持久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江澤民膽戰心驚的說﹕“法輪功像波蘭的團結工會一樣的性質﹐不可忽視﹐要和法輪功進行長期的鬥爭。”（1999年11月）這時他又上昇到政治組織了﹐都是中共作繭自縛的結果。這樣江澤民的個人崇拜不但沒有樹立起來﹐反而落個“和老太太過不去”的罵名。魏京生說﹕“中共統治日益腐敗﹐人們需要精神和信仰的依托﹐所以法輪功類似的民間團體迅速擴大是很自然的﹐是團結人的方式﹐這種團體可能成為中國很重要的政治力量”（1999年8月）

1998年7月3日﹐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時﹐評價江澤民時說﹕“毛澤東取代了國民黨﹐那時他是個很好的力量。鄧小平復出後﹐他也很主張民主的﹐但後來往往沒有一個民主制度﹐開明的領導﹐也可能變成不開明的了。”可見﹐沒有民主制度﹐就沒有什麼開明專制﹐就沒有什麼大救星﹐這也是中國民運人士幾代人努力建立多黨民主制度的真締所在。

張伯笠說﹕“在八十年代﹐有少數人提出組黨想法﹐但沒成功﹐而今天九十年代﹐成立了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已經成了要求改變中國﹐使中國走上民主﹐是我們的共識﹐而到了下一個世紀﹐組黨運動是將來重要趨勢。”（1999年2月）我們認識到﹐新的民運是在中共專制統治下﹐各個矛盾激化陷入深刻危機時﹐資產階級領導廣大民眾把中共趕下歷史舞台。新的民運領導者﹐從八九民運的英雄事跡中得到鼓舞﹐從八九民運失敗的教訓中取得借鑒﹐新的民運受到八九民運的深刻影響。民運就是要推翻君主專制﹐中共政權是君主專制制度的變異。
如果說八九民運的輝煌業績﹐激勵民主人士投身到反對中共的民運中去﹐促使民運繼續發展﹐那麼﹐八九民運也深刻影響着民運人士的行動﹐成為他們聯合中共內部改革派打擊中共保守派﹐以和平方式或宮廷政變的方式﹐打倒中共的因素。而組黨活動﹐就是總結八九民運失敗經驗教訓中的最重要的一點﹐所產生的最重要的訴求。中國民主黨在海內外發展很快﹐在不斷的積蓄民主力量﹐在海外有“中國民主正義黨網站”﹐有徐文立任主席的“關心中國問題中心”的CCC網站﹔有“中國民主黨網站”﹐上面有﹕宗旨“富裕﹑公平﹑民主﹑自由﹑法制﹑人權”﹐有中國民主黨黨旗﹐有中國民主黨思想信仰《主佑中華祈告辭》﹐有《中國民主黨成立公開宣言》﹐有《中國民主黨一線組織條例》﹑《中國民主黨二線組織條例》﹑《中國民主黨政治綱領》等™n案。現在﹐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各個省市都有支部﹐以及鄉村都有自己的黨員幹部﹐他們都是最近幾年秘密加入中國民主黨的﹐他們要繼承八九民運烈士們的遺志﹐實現烈士們的民主理想﹐他們在為新一輪民主運動的早日到來時刻準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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