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馬加爵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傳到雲南高校後，師生大都異常高興，有的鼓掌，有的唱歌，還有人相約晚上喝酒不醉不歸。大家認爲，終於還受難者一個公道了，也終於可以從馬加爵案件陰影中擺脫出來了（中新網6月18日電）。說實話，當我從網上看到這則“狂歡”的新聞後，內心油然泛起一陣悲哀。如果說，我們從馬加爵身上看到了一個缺乏愛的人對生命的冷漠；那麽，我們從“狂歡”的學子們身上同樣看到的是這樣一種冷漠。我們現在已不必驚異，在這樣無情而又自私環境下爲什麽會産生馬加爵了。

我想起了早幾年在南京發生的一起德國商人被殺案。一個17歲的兇手殺了德國賓士公司•的經理，被判了死刑之後，德國人要求減刑。在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之後，他們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爲極刑違反了人道主義精神。我還想起了十多年前在美國發生的一起中國留學生殺人案，一名剛獲愛荷華大學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國留學生盧剛，開槍射殺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長和1位同樣來自北京、同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山林華。就在慘案發生後的第3天，遇害者愛荷華大學副校長安柯萊瑞女士的家屬寫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信，信中寫道：“安生前相信愛和寬恕。我們在你們悲痛時寫這封信，爲要分擔你們•的哀傷，也盼你們和我們一起祈禱彼此相愛。在這痛苦時刻，安是會希望我們大家的心•都充滿同情、寬容和愛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會比我們更感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願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這樣，我們就能一起從中得到安慰和支援。安也會希望是這樣的。”（轉引自餘傑：《愛的教育》，見《南方周末》2004年1月15日）在美國，有一個受難者家屬聯誼會，那些被人家殺死的人的家屬組成一個組織，要求爲殺人犯減罪。

同是殺人犯，中國人和西方人卻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中國人爲罪犯被處死而狂歡，即使罪犯是自己的同胞；西方人對罪犯表現出愛和寬容，即使罪犯是來自它國。這種對生命無私的愛和敬重，我們那些“狂歡”者們難道不應該感到羞愧嗎？中國有句古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說明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並沒有那種無私而又真誠的博愛，中國人的愛是有先後差序的。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愛施於給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無論他（她）是何種國籍、種族的人。因爲，在有信仰的西方人看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值得關愛，每個處於悲慘境遇的生命都值得同情。這種純潔的人類情感，正是缺失信仰的中國人所沒有的。假設殺死雲南大學四個學生的•是外國人而不是馬加爵，那“狂歡”者們可能又會把刑事案件上升到民族主義的高度，•從而掀起一場愛國主義的狂潮。因爲在缺失信仰的中國人心目中，國家、民族正是他們的信仰。當然，不是說國家、民族不能信仰，而是說它不能成爲終極信仰，它不能在人•苦難的時候給予慰藉，在人迷惘的時候給予信心。所以，對記者坦陳“有民族正義感”的馬加爵，對生命卻沒有絲毫的敬畏感，是不難理解的。我們應該反思目前中國的國家主義教育，它確實沒能給馬加爵們以信念和理想，無怪乎行刑前的馬加爵發出：“有信念的人才快樂”的感慨，並承認“沒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敗”（見2004年6月18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崔麗）。

馬加爵在槍聲中結束了自己悲劇性的一生，但槍聲給人們帶來的不應該是輕鬆的狂歡，而應該是沈重的思索、是悲憫、是寬恕、是愛。正如餘傑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所說：“愛應當成爲教育的主要線索，成爲公民社會最堅固的基石。不懂得愛的人不配稱爲公民。”美國的安柯萊瑞女士被害後，愛的力量使她的親人向兇手的家人伸出了溫暖的雙手。爲馬加爵逝去而“狂歡”的學子們，是不是應該收起猙獰般的狂笑，向貧窮、老實巴交、因失去親人而承受巨大痛苦的馬加爵家人伸出了溫暖的雙手、並分擔他們的哀傷呢？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居中國大陸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