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範泓告訴我：“這是雷震的第一本華文傳記。”我不熟悉相關情況，大概是臺灣人士覺得“出版不難下筆難”、大陸人士覺得“出版難人不苛求”之故吧。當然，離開了臺灣朝野的種種工作，大陸也斷然出不來雷震傳。先出的總會被後出的超過，但雷震的“登陸”，總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和襄與其事的朋友做的一件大好事了。

因爲大陸信息流動的特別困難，我聽說雷震很晚。多年來，許多話題與人事，在大陸都是“民主牆一代”及其後繼者領風氣之先——這一點人們必須有誠實而樸實的認知，否則就“有鬼”——雷震的事迹我最初也只是從“民運人士”那裏獲知一二。范泓後來居上，可敬可賀！

殷海光先生曾經回敬臺灣的“俗議”說：雷震是“最愚蠢的政客”。大陸現在已經有了“比較笨的政客”，但不多，多的是殷海光鄙夷的“聰明政客”——華文世界到底還是有用語規律的，1990年代中期青年評論家王彬彬也是用“聰明”來概括大陸某類政客的。胡適說過，文明的推進是“傻子”們的貢獻，那麽，我要說：中國如果再次塌毀，必定又是“聰明人”作的孽了。共產黨是不是這樣的“聰明人黨”？好一個“聰明”，青年余世存一定又要說：漢語顛倒錯亂到何等地步了啊！

沒有雷震，臺灣中華民國轉成民主自由社會的進程，無疑要疲遝得多。大陸中國現在就依然疲遝著，這與共產黨內還沒有出現雷震式的“聖雄人格”（秦暉語）有關。我思考雷震的坐牢與共產黨內的官員坐牢有一個明顯不同的地方：雷震坐牢是在“平常情況下”自找的，共產黨官員坐牢甚至被殘酷折磨致死不是自找的，而是“不平常的情況下”遭遇的。這是理念精神世界的分別，更是爲人上面的分別。

雷震不僅是臺灣中國的人格豐碑，也是大陸中國的人格豐碑，還是中國人面對人類社會的一份驕傲！

雷震“登陸”對大陸政治必有所震動、推動！道義人士需要從雷震檢討實踐得如何，共產黨內的開明人士需要從雷震檢討實踐了沒有。

雷震面前，你不能以言代行、不方便沽名釣譽、避實就虛、避重就輕了。現在看起來，在“學問擔當”上面，“推崇錢鍾書、陳寅恪”沒什麽不方便，“推崇魯迅”也還方便著，“推崇胡適”難多了但也已經複雜起來，“推崇雷震（們）”最難了。儘管任何人、事都可能僅僅成爲閒談的對象，但在雷震面前，吃單純“雷震學術飯”難得多了——普通中國人都很善於問一個問題：此人說得、寫得頭頭是道，他做了什麽？什麽人做什麽學問，但中國人敏銳些的往往對做學問者的爲人更在意，道義擔當上面，錢鍾書、陳寅恪以下的人們最多有尊重，但不會有認真的敬重，於是做什麽學問也是要有多面而長遠考量的。在人們的注意重心中，推崇道義人物有一個從被推崇者到推崇再到推崇者的深化過程。

這常常會讓推崇者感到累，不免有些盯人太緊、責人太苛。當然，中國學界更有“吃名人、名教飯”而不在意“吃相”的“傳統”，這是另一回事了。

作爲范泓的朋友，我內心想到過：熱愛雷震不是容易的事情。我還沒有跟範泓說過這些，但我相信他多少也想到這些的。

1999年冬，我與范泓、邵建（範泓在後記中說到邵建是其“至友”和《風雨前行》的“隱形作者”）等在青年李英強（剛被北京大學錄取爲經濟學碩士生）主持的“胡適與魯迅”座談會上相識。這是我唯一參加過的南京獨立知識分子較正式的聚談。發起者的目的是由此引起南京思想界對胡適的重視。范泓兄說他與後來得到李慎之先生賞識的邵建兄，“就是從這次座談開始注意胡適的”。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邵建兄在追悼的隊伍中受到應有的關注；今年范泓兄已經受到大陸思想界關注了——繼徐水良、楊天水以及王彬彬、李永剛、高華、顧肅、劉大生、倪剛（物理學博士後、品格學識均純正的基督徒，已被迫調往復旦大學執教）、吳海剛等，還有許向陽之後，南京又出胡傑（紀錄片《尋找林昭》的拍攝製作者）等人士，他們雖有互不交往的“南京特點”，但都受到學術、思想界情形各異的關注。南京人應當有所想往的，那些對南京感到失望的人們，特別一些青年，應當有些寬慰的。

由於臺灣朋友的熱忱幫助，範泓用了一年時間，做成了向大陸讀者系統介紹雷震的初步工作，這是“學習臺灣”的重要一步。著名學者、文化活動家丁東先生已經向世人集中展現了遇羅克、王申酉、顧准、李慎之，接到範泓的贈書後，我本能地想到餘世存們的當代漢語研究所已經關注到“民主牆一代”了。中國的精神世界由此呈現出來“健全的平衡”，非同小可！

粗粗複讀了範泓著作的印刷文本。我現在還不知道雷震他們與施明德他們有怎樣的關係，是否也有過超出一般道義、理念上的互動、合作。但我覺得：1989初，曾經有40餘位著名知識分子合作呼籲釋放魏京生的大陸，應當有趕上當年臺灣的使命感，這尤其對共產黨內的開明人士而言。大陸民間道義人士的努力儘管談不上很優秀，但並不能說很差，大陸的差主要差在共產黨內的開明派（開明派以外的說他們作甚呢——這是否不公平？）不能在實際踐行（實踐）上面有更進一步的擔當，表明“革命”以外，共產黨人的品質有遜於國民黨人的品質。來日可追，特別還活著的老一代開明人士，應當看到上書、奏摺等“紀律範圍”的個人行爲之外，至少還有“言論權利”上的非個人方式須嘗試，否則，老人們走後，新的老人在起點上面多了一層臺階——過不了多久，人們就會看到缺憾所在了，甚至“紀念李慎之”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國的事情難不難呢？老是“青年做先鋒、底層作柱石”的社會當然更難一些。廣大普通百姓平時自然主要只是艱難度日，不能對“只欠東風”有所作爲，思想界甚至對他們究竟是不是最深厚的支撐都有爭論，有的“民粹”與民心、民意一起否定。也罷。但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除非天上掉餡餅，欲求中國政治的和平演進，沒有黨內外老中青的足夠互動，中共黨內的“改革派”便不能分娩出來。

範泓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道，他寫《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主要有兩大個人性的精神動力：一是推動大陸中國的民主憲政早日到來，這可以說是借雷震言志；二是推動大陸知識界“超出清議”。對後一點，范泓兄甚至說到胡適與雷震的差異。範泓認爲：雷震比胡適更重要。我在南京的朋友各有特點，到目前爲止，我看到的範泓並無任何“從政志向”而只是關心政治，這與其他朋友並無異處，但範泓的好處是樸實坦誠，有名利之心但絕無做秀、趕時髦、競逐名利者常見的“不穩定”毛病。範泓以寫詩入官方作協，但已懶得參加作家會議，原因是有了新的寫作抱負，與作協氣氛漸行漸遠，這並不容易，爲此，他甚至辦理了退休以安心寫作。以範泓的悟性和文字功夫，我是完全有信心看到友人中間出現又一個多産的思想型作家的。也爲此，我勸範泓少與人談論“胡適不如雷震”，一是大陸“推崇胡適”的朋友連胡適的程度還沒有達到，二是這樣的談論很自然地有“返饋功能”，作爲小有名氣的作家，一定會有爲人處事的不便——我這是不是“過於聰明”呢？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我有我的底線；二，要沒有多少公信力的人士怎麽有勇氣，對有很大公信力的人士卻沒有什麽勇氣上的要求（例如這些名人除了私人寫作決不肯合作發聲），這是革命團夥的“群眾炮灰哲學”。大家都要做事，不做事，沒有點雷震氣概，而要做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自由主義就一定是沙龍中的廉價名教，蒙不到手的。但做事有做事的規矩，否則就一定是普通群眾充當工具、祭品，尤其在富有“敬惜字紙傳統”的中國——謂予不信，請看不會文章或者文字成就低的人們事實上的交往狀況和被關注度！

我相信，范泓兄會努力寫作，而不會逢人便討論“胡適與雷震的差異”。我注意到聶華苓女士的相關文字對胡適是隱有批評的，如果你說：那你聶華苓怎麽不學習雷震呢？我替聶華苓回答：因爲聶華苓沒有胡適那樣的影響力！名聲與作爲必須對等，這是一架注定會在人心中起作用的天平。19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學聆聽過聶華苓夫婦的演講，如今看到聶華苓女士的回憶錄，深感晚識華苓女士20年！中國社會真是不在乎人生的短暫、光陰的寶貴。

不要問我如何準確認定知名度、公信力、影響力這樣的問題了，也不要問我“難道胡適不是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嗎？”我有自己的平衡能力。

中國有良好平衡品質的人士並不多見！祝賀範泓新著出版之際，也祝願範泓有新的平衡！

有些人很假或者有時候很假，碰到這樣的人需要當心。對青年朋友特別說一句：問題是要首先獲得判斷的本領——這本領可不易得，稍有雜念便無緣了。雷震從政客到自由鬥士的人生都是真實的，範泓的著作讓我對雷震都接受了，不只是被捕之後的雷震。反過來，即使是坐牢時的李敖，我也有所保留——大陸甚至有慷慨批評李敖（批評本身不可否定）的朋友與李敖差不多的。再小的人物真就好，再有名氣的人物假（包括以佯狂式的真出現的假）就不好——這其實與政治、貢獻大小、才華高低等等都無關；共產黨及其擁護者在這個做人的底線上先就多不合格了。

2004年6月19日於南京一隅

──轉自《議報》151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