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有一次，幾個北京的年輕人，吃飯的時候邀請了吳思和單少傑先生，席間談論最多的是歷史，單少傑先生說，歷史在中國起著准宗教的作用，可以讓中國老百姓相信的，就剩下歷史了。吳思先生說，他看到了“潛規則”，以及“潛規則”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有一個年輕人，當場發表意見，認爲任何在中國歷史上作惡多端和阻礙時代進程的人，都難免被記錄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歷史不是“史記”，而是“恥記”，歷史不可饒恕其罪行。
歷史並不是什麽隨意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就是人類社會真相的忠實記錄。爲什麽現在歷史書多半暢銷，如《潛規則》、《血酬定律》和《往事並不如煙》等，其實是反映了當前“歷史是珍貴的，不可磨滅的”這一現象，說明人們願意通過研究歷史來瞭解或證實當代正在發生的歷史。
歷史上，一個暴君，一個獨裁者，最怕的不僅僅是當朝臣民的清算與對抗，還包括擔心歷史上留駡名，落個歷史罪人的下場。所以，他們採取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一下策，其實就是扮演“粉飾太平，混淆視聽，弄虛作假”的角色，試圖改變歷史記錄。其實這是不可能的，50年的歷史可以篡改，100年的歷史可以篡改，但500年的歷史，1000年的歷史是無法篡改的。
在吳思2004年4月出版的新書《隱蔽的秩序–拆解歷史弈局》（海南出版社）中，看到昨天真實記錄的歷史，今天一樣是觸目驚心的。其中《老百姓是個冤大頭》一文提到，五百年前的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下過一道聖旨：“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麽不肯買辦？你部裏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後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這皇上膽敢說“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只是說明不受權力和法律監督和制約的獨裁者，對待其臣民及其財産“拿了就拿了，打了就打了，宰了就宰了”，老百姓不就是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麽？所以，在這樣的體制下，皇帝勒索官吏，而官吏們，只得勒索老百姓。中華帝國，上上下下，勒索老百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並不需要費心策劃。想要他們的錢，只管開口要就是了，難道還有人膽敢抗拒政府收費麽？無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那就不正常了，如同異常天象一樣，這些只能在歷史中看到記載了。
吳思查證了四川《眉山縣誌》的相關記載：清光緒初年，眉山縣戶房（財政局）每次收稅，都直截了當地在砝碼外另加一銅塊，叫做戥頭。鄉民每年都被侵蝕多收，心裏痛苦，卻沒有辦法。
關於此事的另外一種記載是：眉山縣戶科（財政局）積弊甚重，老百姓交納皇糧正稅之外，每戶還要派一錢八分銀子，這叫戥頭。官員和胥吏把這筆錢據爲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錢八分銀子並非要命的大數位，按照對大米的購買力折合成人民幣，相當於80多塊錢。按照現在的貴金屬行情計算，還不到20塊錢。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塊錢。數位雖小，架不住人口多，時間長。眉山縣地處四川盆地，天府之國，一個縣總有三五萬戶，如此收上二十年，這就是三五千萬人民幣的鉅額數目了。
眉山縣有個庠生，也就是州縣學校的讀書人，名叫李燧。《眉山縣誌》上說他“急公尚任俠”，是個很仗義的人。這50塊錢的亂收費不知怎麽就把李燧惹火了，他義憤填膺，“破産走五千里”，到上級機關去告狀。既然鬧到了上訪的地步，我們就可以很有理由地推測，他在眉山縣一定也鬧過，但是沒有成果，縣領導一定不肯管。縣領導要掐斷部下三五千萬人民幣的財源，說不定其中還包括領導本人的若干萬，想必是很難下手的。這是一個很要命的重大決策。
李燧的上訪並不順利，他把更高一級的領導惹怒了，被誣陷爲斂錢，革除了他的生員資格。生員資格也是很值錢的，清人吳敬梓寫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說，窮得丁當響的私塾先生周進，在衆商人的幫助下花錢納了個監生，可以像生員一樣到省城的貢院裏參加鄉試，花費了二百兩銀子。折中算來，這筆銀子價值四五萬人民幣。如此估價生員身份並沒有選擇高標準。《儒林外史》第十九回還說，買一個秀才的名頭（即生員身份）要花一千兩銀子。請槍手代考作弊，也要花費五百兩。我的計算已經打過四折了。
李燧爲什麽這麽倒楣，其中內幕只能推測。他要斷人家的大財源，不可能不遭到反擊。官吏們熟悉法律條文，又有權解釋這些條文，再加上千絲萬縷的關係，彼此同情，反擊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遙想當年，李燧上訪難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援，大家湊了一些錢。這既是非法集資，又是聚衆鬧事，還可以算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結果，李燧丟掉生員資格後，因斂錢的罪名被投入監獄。在他漫長的坐牢生涯中，幾次差點被殺掉。
李燧入獄後，當地老百姓更加痛苦無告，也沒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們嚴防死守，殺雞嚇猴，保住了財源。十二年後，省裏新來了一個主管司法和監察的副省長，他聽說了這個情況，很同情李燧，可憐他爲了公衆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還贈給他一首詩。–破了産，丟了生員的資格，走了五千里，關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詩。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對比。至於那個戥頭，據說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縣令毛隆恩覺得不好，主動給革除了。從時間上看，這與釋放李燧大約同時，不過功勞卻記在了新領導的賬上。吳思說，他寧願相信這是“李燧發揮了作用，不然這牢也坐得太窩囊了”。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勞，毛縣長貪天之功，根本沒起什麽作用，那麽，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會有亂收費。問題是，李燧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爲了區區五十塊錢，是否值得變賣家產，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來還在未定之數？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夠告下來，究竟又有幾個如此富於獻身精神的人，即有文化又不怕事，還肯花費全部家產和成年累月的時間，去爭取這區區五十塊錢的正義？如果這種人罕見如鳳毛麟角，那麽我們就敢斷定，官吏衙役們亂收費是非常安全的。沒有什麽人會跳出來跟他們鬧彆扭。萬一有這麽一個半個的也不要緊。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來，也並沒有什麽人因此受到處罰。大不了不過是以後不再收了，毛縣長們還可以借此機會留名青史。
上訪告狀，對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爲了那點亂收費而用幾個月的時間，跑幾千里路不值得。告狀花的錢，打發一輩子的亂收費也有富餘，告狀必定是虧本的買賣。其次，貪官污吏準備付出更大的代價打掉出頭鳥。一旦壞了規矩，他們的損失將極其巨大。因此出頭鳥很可能賠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價之後，告狀者的成功概率不過千百之一二。結論：民不和官鬥。出頭的椽子先爛。屈死不告狀。
老百姓是個冤大頭。且不必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說什麽“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人家罵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連找人家的家長哭訴告狀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選擇，只剩下一個忍氣吞聲，繼續讓人家吸血。
吳思比喻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個長著利齒，而且不吃素。另一個吃素，偏巧還長了一身好肉。雖然頭上也有一對犄角，但那是用於公羊之間打架的，在異性面前自我顯示的時候還管用，見到那個大嘴尖牙的灰傢夥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定局了。假如你願意，盡可以規定羊稱狼爲父母，狼稱羊爲兒女。顛倒過來當然也可以，讓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則有權把狼叫做兒子或者僕人。隨便你怎麽規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許能多活幾天，一時還輪不上被吃。敢於反抗者，必將血肉模糊，立刻喪命，絕少成功的希望。
冤大頭是貪官污吏的溫床。在冤大頭們低眉順眼的培育下，貪官污吏的風險很小，麻煩很少，收益卻特別高，因此想擠進來的人也特別多，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但是最終會遇到一個問題。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養育下迅速擴大一樣，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長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縮小以致消亡了。這時候，狼的末日也就不遠了。這竟是雙輸的結局。
其實，中國歷代老狼的經驗很豐富，完全明白這個道理。那些爲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吳思發明的一個詞，就是簡稱“民本”。大家都懂得愛護羊群的重要意義。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綿羊的誘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誘惑。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別的狼照樣吃……個體狼的利益與狼群的集體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節制不能導致別人的節制，我的自我約束對羊群來說就沒有任何意義，徒然減少自己的份額而已。
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狼也會同樣進入一個新階段，也會選擇一個自成獨立體系的“革命性”。比如當一群狼突入一大群的羊當中，頭狼會這樣說：我們，來拯救你們了。我們，是你們的大救星。自然，羊是不能拒絕這群大救星的。不但不能拒絕，還要簞食壺漿地去迎接、去歌頌。稍有不慎，那就是破壞“穩定大局”，就是“反革命”，就是“顛覆強權統治”，就是“目中無官吏，心中無皇帝”。狼們吞噬著羊的同時，也在防止幾個反對羊的陰謀–其實只是有些羊發現這個局勢有什麽不對、或不文明不妥當的地方，就起來想討個說法，要求解釋什麽–根本沒有想到去推翻狼的領導–也沒有力量，只是希望狼吃羊的時候能夠溫柔一點。狼說，我們需要“穩定大局”，“穩定大局高於一切”。於是，調集狼軍將羊們包圍。狼是嗜血的。狼軍狂笑著，將某些先知羊們驅趕、撕咬、吞噬。終於“穩定”了。反抗的羊們，要麽被吃掉，要麽再也不敢做聲，有限的幾個也跑到遠遠的地方，無力地呻吟幾聲：你們狼，要自悔，要對歷史負責……狼們拭盡口角的鮮血，面帶微笑：我們要穩定大局。只有穩定大局和維持現狀，羊群才能不斷繁殖與壯大–管他歷史上作鳥等記錄，有的狼是不在乎歷史的。所以，對於吳思前面所言“這時候，狼的末日也就不遠了。這竟是雙輸的結局”，恰恰難以出現，“穩定大局”的現實面前，反倒顯得吳思有點杞人憂天了。
對於中華帝國的恥辱史上，狗官勒索百姓這種“狼吃羊”行爲，如實地對應了駱爽先生在《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民族出版社）一書序言中說言：“我覺得秦時的趙高是玩歷史和新聞平衡的第一位高手，嬴政死後，他們密不發喪，用鮑魚(《孔子家語六本》：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來掩蓋君王屍體的臭氣。幾年前，我對此事寫了一首小詩，有句如此：‘他們封鎖消息幾月之久/說是給了歷史學家以新聞自由。’”雖然歷史遲到地記錄了真相，但最終還是堅持了歷史所判斷的“新聞自由”，這樣的恥辱柱同樣是不能篡改的，同樣是遺臭萬年的。
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指出，沒有三權分立，就沒有憲法。傑斐遜說“最終的安全是在新聞自由裏”，而對於中國，歷史上到底有多少部憲法，有多少部真正實施的憲法，我無法說清楚。至於實現憲政，更是步履艱難。至於新聞自由，更是難以得到。民國的邵飄萍、史量才等人爲了捍衛新聞自由而犧牲性命。其實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只能有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新聞自由，而無新聞的新聞自由。“年光似鳥翩翩過，世事如棋局局新”，吳思也是通過歷史學家筆下的新聞自由來研究“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他透過千年國史上“隱蔽的秩序”，一一“拆解歷史弈局”，鞭撻的也僅僅是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不過，歷史的，往往是未來的，當一幕幕醜聞、罪惡得以重新伸展在腐朽的土壤上時，不難發現，不打破“隱蔽的秩序”，不徹底“拆解歷史弈局”，歷史仍將重復“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若“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我們只能等到歷史的歷史經過，真相得以顯露，罪惡得以鞭撻，恥辱得以記錄–“晚是晚了點，但總比看不到真相強”。
不知道，面對這一結果，該是誰的悲哀？
轉載《議報》151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