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辛灝年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認為，中共政權是專制制度的一種全方位復辟，而文革毛澤東時代又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這是很對的。他又認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沒有因果關係。這個見解也很獨到。實際上，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並非中共的專利，把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看成是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必然原因，這只是中共或中共禦用文人自編的歷史和黨史中的觀點。

　　《誰是新中國》又認為，國民黨「一黨訓政」是走向憲政的應有歷程。這個說法我以為不妥。這很明顯是在為蔣介石的獨裁腐敗暴政作辯護，但無疑也是在為中共獨裁腐敗暴政作註腳。如果國民黨「一黨訓政」是走向憲政的應有歷程，那中共的一黨政治不也可以被中共看成是一種民主的必須嗎？如果肯定蔣介石獨裁而否定中共獨裁，那無疑會有雙重標準之嫌。我則認為，正是因為蔣介石獨裁，才使得中共有了生存和發展的藉口，才把許許多多的民主人士和老百姓推向了中共的懷抱。而中共依靠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支持奪取了政權，卻又回到了獨裁腐敗暴政的老路，走向了民主政治的反面。這正是中國的民主革命應該吸取的教訓。

　　同樣，魯迅也並非中共的專利。把魯迅據為中共的私有，並不是中共很看重魯迅，而是中共扼殺民主運動和民主人士的一種手段。因為一個死人，無論怎樣吹捧，他也是翻不了天的。但對於生者，卻可以取得拉攏和警戒的雙重功效。

　　但是，魯迅是民主陣營的一員。他的對於軍閥政府屠殺愛國學生的沉痛批評，他的反抗蔣介石獨裁暴政的頑強鬥爭，他的永不休息地追求救國道路的努力，他的對於黑暗中國社會人民畸形生活的描繪和反思，都是值得肯定的。幾乎絕大多數的同時代中國文人都是肯定魯迅的奮鬥精神的，把他看成民主鬥士。魯迅並非共產文人，他也許接近過共產黨，那是因為在當時看來，中共似乎是改造中國社會的一種新生力量。他不可能預計到中共最終會走向獨裁和反人民的一面，許多當時中國的大文人、大政客都沒有能夠預計到這一點，就連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夫人宋慶齡先生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當時，魯迅對中共的極端主張也是並不贊同的，他對於共產文人的幼稚和激進更是痛加批判，曾經多次隻身應對共產文人挑起的論爭。

　　毫無疑問，我們現在反抗中共獨裁暴政的鬥爭，同樣需要這種魯迅精神。在民主陣營中，有幾個觀點值得注意，其中一個就是怎樣對待魯迅的問題。有些人天生地反感魯迅，卻又不願碰《魯迅全集》，而是花錢費時去聽一些魯迅研究者的專題報告。這種天生地先入為主的偏見加上道聽途說的意見，不是一種學術研究應有的嚴謹作風。如果因為魯迅的文風尖刻而反感魯迅，那未免失之淺薄；如果因為魯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而反感他，那也大可不必，魯迅並非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沒有鼓吹全盤照抄西方文化，他的《拿來主義》一文，就說得很清楚。

　　還有一個所謂「唯心」和「唯物」的問題。唯物主義不是魯迅的發明，也不是中共的發明，也不是馬列主義的發明。實際上，唯物論是自古就有的，唯心與唯物，只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兩種方法而已，而且，這兩種方法往往相反相成：唯心提供幻想，唯物提供實證；實證論證幻想或者推翻幻想，然後唯心又提供新的幻想，這樣循環往復，推動世界文明的進步。所以，無論唯心與維物，都有它們存在的價值和權利，在民主世界裡更應該是這樣。

　　再一個問題就是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主張。有人對這樣的主張都提出了批評，我不知道這種人是否真正具有民主信仰或民主作風。因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毫無疑問是一個符合民主思想的主張，民主世界是應該允許各種思想存在的，這才是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根本區別。至於馬列邪說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那不是這種主張的過錯，美國好像也有人在研究馬列共產學說，英、法、德各國好像也有共產黨，為甚麼馬列邪說沒有在這些民主國家興起和發展呢？這也可以進一步佐證辛灝年先生的觀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沒有因果關係。同樣，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主張，與馬列邪說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我們反對中共甚麼？我們反對的只是中共的獨裁暴政。我們要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但並不是要搞封建帝王式的株連九族，凡是與中共有關的人和事通通加以清算，搞毛澤東式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不是民主信仰者應有的作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