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
一、“六、四”的性質
先界定性質—-事物之所以爲事物者爲其性質。通常我們總是講現象和本質，何爲現象？現象就是事物能夠剌激感官，引起經驗感知的那些要素，因而現象是性質的表現形態，受性質規定。二者不能分割，現象與性質是永恒的統一。
“六、四”是歷史事件，研究它的性質就是追問：
1、做爲中國和人類史上的重大事變，它的原因是什麽？它所以發生的必然性是什麽？
2、“六、四”的發生是由什麽力量所推動？反映的是個什麽進程？
3、這一歷史事進程所折射出的中國社會矛盾的本質是什麽？
4、從這一事態的覆蓋面出發，它揭露的又是什麽？

“六、四”的直接導火索是胡躍邦先生逝世；但那激蕩著整個民族的情緒早就在集結、湧動；做爲整個民族的情緒它是自然自發的，由一些還模糊著的新的觀念所酵發，雖然還不是很清楚它所要的是什麽，但由它種變的實際要求早就進入社會，頑強地、不可抑止地成熟著、表現屠，正迫切尋求觀念的概括，正在走向理念的明朗。這種正聚集著的理性暗流的每一前進都受到社會正統力量的阻撓、壓制；潛流正走向爆發。由“七九”民主牆所開啓的自由主義嚮往，經歷了八六學潮的冶練，成爲民主大潮的前期準備。中國民間的雖還模糊但卻充滿活力的自由主義要求已成不擋之勢，大有摧枯拉朽，不完成理念的塑造，不完成使命決不收兵的架勢—-個人生命獨立的價值是非要走進社會，並普遍爲社會的一般觀念不可。自由主義價值的萌動與腐朽的共産主義束縛幾經交量，已劍拔弩張風滿樓。大戰的形勢早就奠定！八九民運之不能避免早是定局，其進程的輪廓、陣營的分野也先予劃定。只在等待時機，在尋找進入社會的路徑。

這種還不是很成熟的自由主義要求借胡公的逝世獲得了渲泄—-這關係當然不是必然，若這時出現的是另一事件，只要它的覆蓋面被及中國，就是新觀念爆發的條件：社會進程演變的方向是必然的，由社會的內在矛盾所決定；但事態的外部面貌並不必然，這裏除了歷史進程的前進方向，成熟程度，還需耍傑出領袖的應運而生，以及正確理論的概括；除此還要求偶發事件適時而至—-只有在歷史的必然走勢撞到一個蓋面廣大的事件上，事變才能發生。胡公在平反冤假錯案、在爲社會尋找合法性，在八六學運中給國人留下的懷念，使他的去世適好成了新觀念燃爆的導火索—-悲壯史詩終於揭開序幕！

這悲壯史詩到底屬於一場什麽鬥爭呢？筆者認爲：它是一次抗掙；並且僅僅是抗掙！
這由它的“反官倒、反腐敗”的旗幟所自呈：有明確的訴求，這一訴求應表達爲：
對普遍蔓延著的社會腐敗所導致的文化淪喪表現出的緊迫的責任衝動。這使它區別於“七九”，因“七九”沒有訴求，不是抗掙，是被統治所邊緣化了的社會底層對共同社會責任的自覺承擔，是被共産神話所抛棄了的民衆攀蹬爲社會力量的證明，它對統治了三十多年的社會原則的可靠性表示出懷疑，雖然還很幼稚，但它是一次人類理性的能動批判，是一次覺醒，一次啓蒙，是一次實際理性的清理嘗試，一次致知！八九民運並不含求解知要求，它擁抱實際目標，承擔史命，其性質就不包含理性澄明，而只能是一次正義抗掙！
釀成八九民運的（雖還模糊）價值理念是什麽？
它是—-既然在自然那裏人人都爲同質，社會公平就是當然！不再迷信什麽組織，什麽黨，要用自己的力量主宰自己的命運。生命既是我的，我爲什麽要舍生命之本去符就一個虛無的幻相呢？

這些年湧動在歷次學潮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裏的都是—-“生命是我的，當然應自己主宰，個人尊嚴不能再有讓渡”這樣一種朦朧的普世價值，只是每一次鬥爭都有具體的內容罷了。不能說這樣一種普遍的覺悟是由“改革開放”所造就，早在七三年就有了李一哲大字報，有了徐水良的活動，有了陳爾晉的《特權論》，有了北島的小說《波動》和他的無法按捺的生命獨立性的詩作……各地湧現出的以個人友誼爲紐帶的文化沙壟……證明自由主義理念不是由改革開放帶來。
“因我們是人，所以才要主宰自己”—-它直接發生於生命的孕育，又由共産理念內在矛盾的作用所喚醒。

自我尊嚴的感知直接出自“我們是人”。
只是人的能動能力能經驗這種向往卻不能經驗到向往的動源。因爲，人的“是人”是個先驗事實，不經反觀進入不到視野，卻不是不能直接催生出對個人尊嚴的體驗。—-自由主義價值天然地就在我們生命中，或者說就是生命性。—-徐水良的“新人本主義”概念倒是最貼切的表達，但應去掉“新”字。
八九民運必然發生，它真正的根據是—-性的不能抗拒性！任何事物的形態能不是它的性質的表現嗎？

說釀成八九民運的社會矛盾是官倒，腐敗；或說是中囯共產黨與中國民衆的矛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矛盾；或制度內部的矛盾；專制與民主的矛盾；……其實這都只是現象直觀。這個矛盾的本質應表達爲：
反人性的社會價值與人性的矛盾！

當共産主義被從信仰的高堂按置爲一種實際的制度以來，就從來沒有平靜過，它所到之處始終受到它所要駕馭的人的反抗：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凡姓共的國家，人民的反暴鬥爭此起彼伏，不曾間斷過。可見抗掙的動力來自人的天然，這裏沒有哪國，哪族的區別，只要是人，共産主義的那些經典就和你的天然擁有相背馳，是你的天然之性的天敵。共産主義不是不適合你的生存，他的、我的生存；不是不適合中國人的生存，蘇聯人的生存；也不適合東德、羅馬尼亞、朝鮮……任何人的生存。
原因是：就因人是先驗的事實，而“共産”只是加給經驗能力的原則。

人來世的那一刻，就從造物主那裏領授了生存所必需的原則。社會的責任只是發現和完善這些原則，由發現而做出與它相符的，適應人的存在的價值體系，社會不能對人做另行塑造。

共産主義的本質就是不問自然對人的授予，而企圖對人做—-另行塑造。
共産主義做爲理性的原則是要人們用理性，通過選擇脫離開本性，去服從來自它號召的高度統一，當然必陷入與自然必然律的矛盾對抗。

試問：本性若可逆轉還叫做本性嗎？

本性的表現就是對共産理念的衝擊，走向對共産主義反人性的證明，直到否定。
因此說：中國社會內在矛盾是：反人性的社會價值觀對人性的反叛。
需要說清的是：這種衝突不是中國人，是全人類所不能接受的。八九民運的根據就是：違反人性的共産實踐與人性的對抗決戰。

我們還可以預言說：這種抗掙不在全世界埋葬共産主義是不會停止的。
因此說“六、四”抗掙的動力直接來自人的生命性，而不是某些理性原則。
“六、四”既不應簡單化爲“學運”，也不能說是“知識份子”的先覺；在“六、四”之後“精英”一詞塵囂塵上，其實是一種小家子氣的浮躁，在這裏逆著許多名人喊一句：中國是全國同胞的中國，中國文化哺乳的是它的每一個子民；“六、四”是中國人民總體的成熟、是中國文化對外來欺淩的抵抗；“六、四”不是少數精英的作品；
“六、四”沒有貴族。
（我希望這樣一種呐喊能發生剌激，並在我們今後抗爭中有所體現，請不要再在活動中使用具有範圍限制性的辭彙，像“xx名知識份子發起……某活動”，“我們精英階層……”，這不是在無形中就排斥了其他人嗎？）

二、悲壯的人類史詩
我們看到搖搖欲墜的共產黨政權只搖搖卻欲而不墜，基於這個事實就有許多不能算作健康的情緒：委屈、牢騷、悲觀、憤世、抱怒……像：民主鬥士已被遺忘；責怪國人麻木不仁；譴責民族患了記憶遺忘症……還有互相的不負責任的攻訐等等，都不是健康的情緒。形成這種情緒的原因是眼界不夠開闊，是不注重讀書。如果你洞察到“持不同政見”是個引進辭彙，是蘇聯當局對反對派的貶指，你就得理解是“共産”這個純粹知識與人的純粹性質發生的對抗，在這裏只是純粹意義的人，不是哪國哪族的人，你就會把我們八九年的民主抗爭理解成：掙扎在共産暴政下的生靈向“人類大家庭回歸”進程中的一翼，是埋葬共産主義的人民戰爭中的一環，是焰遍“共産主義地盤”的凶凶烈火中的一個戰場，那就得不出“六、四”失敗的結論。

試想，人類歷史長河中如此波瀾壯闊、如此清醒的反暴畫面可曾有過？整個世界的震動與振奮可曾有過？你就能感覺到它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它必將改變世界態勢格局滿懷信心，必將代表人類凝練出新價值根據充滿樂觀。事實正是這樣：中國域內的“六、四”召喚著、鼓舞著整個共産勢力下的人民的反共大合唱，正是它的兇猛來勢，它的瀑雨急風，它的勢不可擋告誡了人類理性應做整體反思，可以這樣說“六、四”已把東歐諸國領導人的腦瓜敲得懵頭轉向，不能應付，正是在“六、四”對人類心靈的這種震撼中，完成了對共産世界理性的重創，造成了時勢上的措手不及，爲最初數國向人類價值的回歸開了一線希望的縫隙，創造了機遇。

我想，當時的世界理性並沒有對共産崩潰的預見，共産陣營也沒有一夜瓦解的心理準備。所以說“六、四”沒有失敗，而是引發了整個共産主義神話的破滅。
“六、四”的豐功偉績是載在世界史冊上，不是用內政的眼光能看到的。你不跳出一國的狹隘限制，不採用客觀世界中只有同質的人，這個一覽再也無餘的立場，是看不到它的偉大意義的。
在這裏我要說：發生在八九年的中國“六、四”，用共産主義運動的完整史眼光來考量—-
其作用和地位相當於共産主義還處在攻勢時期的1917年10月那聲炮響，它劃開了共産主義攻城掠地史的新時期，是從紙上談兵時代進入實際實踐的里程碑；
“六、四”則是共産主義運動上升與崩潰的分水嶺，“六、四”是共産主義被推向審判台的里程碑，其劃時代的貢獻是：宣佈了共産主義非法和必然滅亡！

“六、四”從人類理性的角度上召喚人們重新審視我們對智慧的運用；“六、四”宣佈了人首先屬於類，而後才屬於它的國，它的族；全類一家，全人類共一價值依據，從此成爲不能動搖的標準，人對自己的資格—-權利的不可讓渡越來越迫切，越普遍，成爲世界人民共同的歌唱。……
基於以上，怎麽能說中國人民沒有骨氣，中國人遺忘，中國人胸懷不博大，當代中國的人沒有良知呢？怎麽能說我們的父老兄弟姐妹已被訓化，已經僵死，怎麽能說英烈們的忠骨熱血白流了呢？……

江賊說共產黨的官員們都做好了共産垮臺的準備，說不定那天早上醒來已經發生了政治巨變；胡仔說官逼民反，民爲生存而反；朱大炮則說就缺陳勝吳廣了……不就是我們同胞堅持鬥爭的證明嗎？中國每天都發生許多政治性抗爭，重大的暴動都天天爆發……天安門廣場的自殺……你看看老英雄蔣彥永、呂加平、丁子霜……你看中共內部的朱澤厚老；你看看上海義士鄭思寵……你聽聽民衆在寶馬、黃靜案上所表達出的吼聲……你看看大俠王炳章剛剛昂首進地獄，後跟著楊建立笑臉迎煉獄……；你看看北京四青年言猶在耳，又有何德普義無反顧地偏向虎山行；你聽聽監牢王金波以他微弱僅存的生命所發出的振耳欲潰的抗議……又有杜導斌許身保國爲自由而透出對豺狼的不屑蔑視；江賊狼牙棒舞瓜張牙淫威陣陣發，小胡仔胸無竹影讓步虎狼淒淒陰風寒氣正步步逼近，就有咱們剛剛走出鐵門電網的天上來水（楊天水）又挺胸撞高牆……還有些什麽怒氣不能抛棄？還有些什麽得失值得留戀？……怎麽能說我們的民族記憶健忘？怎麽能說我們的人民沈默？怎麽能評價中國人的人性麻木不仁？我們必須理解歷史的進程不是掐指頭數日子，在那樣一場空前的野蠻屠殺過後，要再次造成那種山搖地動的陣勢，就不是能動的組織所可湊效，埋葬共産最後一役的組織權可能要靠了分散反抗事件的頻率與密度來做組織準備的完成。

再說，個人對民主的追求是自由的選擇，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嚮往，不存在對任何人的附加，一去不復返的壯士並不計較有無敬仰目光來送行。既選擇了以對邪惡的鞭撻爲己任就得有勇氣承擔孤獨與寂寞，擔起窮苦！就是淪爲乞討，也是個自由的精靈，也有對自由的享受，有那份來自心底的嚮往，那種不屈的高傲，也足夠樂透心頭！

我們，同爲對自由的嚮往，對人格尊嚴的要求，同受共産暴政肆虐的人們，達賴大師爲代表的藏族同胞，不屈不撓的抗爭著的新疆維族同胞，蒙族同胞，還有我們的臺灣同胞，港粵同胞，我們，我們爲什麽不能結成一個共同的反暴滅共的廣泛團隊？爲什麽不把我們各自訴求的成功可能建立在打倒我們共同的天敵—-共產黨這個目標之上呢？是不是也有這種嘗試的可行性？

三、（待續）讓我們並起肩，挽起手，人權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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