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天安門事件」十五週年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先生：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邦國先生：
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先生：

　「六四」天安門事件已過去了整整十五年，儘管你們領導的中國政府企圖強行將「六四」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藉以逃脫當年犯下罪責。然而，十五來，中國的黎民百姓並沒有忘卻那曾經震驚世界的歷史慘案。丁子霖、張先鈴等「六四」死難者家屬不畏強暴，堅持抗爭，為親人討回公道；趙紫陽、鮑彤、李銳等一批中共高層人士不改當年反對鎮壓的立場；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冒著坐牢的風險，繼承「六四」先烈的火種，為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前赴後繼。事實證明「六四」的記憶是抹不去的，「六四」的罪責也是逃不脫的。

　　192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製造了「三一八慘案」。當時執政的段祺瑞衛隊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就此慘案連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被譏為「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為，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台。

　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然而，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與「三一八」相比「六四」更為慘烈，死傷者更多；與北洋軍閥政府相比，號稱「人民政府」中共政權更為殘酷。十五年來「鄧核心、江核心」堅持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 ，並且刻意設置「六四禁區」，絲毫沒有對該事件的反省和懺悔；對死難者家屬的安撫；對兇手的懲罰。人性、良知、責任被肢解，國家暴力和言論禁錮，令「六四」真相至今被掩蓋在出自官方的謊言之下。

　　從二個歷史事件，二個政府對事件的處理方式可見，當今的執政者比80年前的軍閥政權更缺乏人性、良知、和社會責任。十五年來，當年的主要肇事者已相繼作古，成為永遠的歷史罪人，而新一代中共領導卻仍然堅持對「六四」事件的錯誤定性，繼續用暴力和謊言來維持其統治，錯失了化解中國政治危機，開拓政治文明的大好機會。

近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令世界矚目。然而，在繁榮的表面下，官商勾結、貪污腐化、魚肉百姓的事件，比比皆是。二萬多處級以上官員被捕入獄，3000多高官攜巨款外逃。Sars疾情蔓延全國，殃及世界，假政績、假奶粉、假酒、假藥……。在公權力的參與和維護下，「假」成為官員陞官和商人發財載體，假充斥著社會的每個角落，而產生這一切的禍首是－－－假政治。

　　保護基本人權和私有財產被寫入了憲法，而公民仍然遭受非法關押，私有房屋被野蠻拆除，土地莊稼被政府部門強佔和破壞。國家公權力，成為各級政府官員手中的私物，任意揮霍濫用。口號與現實的格格不入，人民對「三個代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政治宣傳，更加麻木，政府的公信力，空前低落。

「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還政於民，從「官本位」的政治格局中走出來，重建「民本位」的立法體系和現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改變中國政治現狀的唯一途徑。

我們呼籲，中共新一屆領導核心，再度拿出處理薩斯危機的果斷，著手對中國的政治現狀實施有效的改革，並立即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始進行。

（一） 立即釋放全部政治犯，揭開六四真相，嚴懲兇手，撫恤受害者家屬，以擺脫長達十五年的夢魘，以換取人民對政府的寬容。

（二） 切實保障思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用全社會的力量用來監督公權力的行使，以防止腐敗氾濫 ，國家財富急速流失。

（三） 擴大人民的參政、議政權利，改革現行的選舉制度，開放民眾對人大代表和地方首長的直接選舉。一個「由民而生」的政權才可能「為民而行」，才具有真正的公信力，和「執政為民」的原始活力。

（四） 數十年來立法、行政、司法圍繞著黨的利益運行，公眾的社會行為標準受黨的意志所左右。在許多地方，司法公權力淪為政府官員發洩私憤和懲治異己的工具。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改革司法制度，確立憲法的權威性，撤銷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政法委員會」，保障司法獨立和公平，已經刻不容緩。權力由黨而賜，執政豈能為民以黨代法，禍國泱民！

經濟的繁榮，並不意味人性、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提升，更無法抵消曾經犯下的罪責，試問，面對成百上千的「六四」亡靈，至今得不到昭雪，受害者家屬苦不堪言，執政當局人性何在面對成千上萬的流離失所的拆遷戶和無地可耕的農民，面對幾百萬的下崗工人，各級大小地方官僚視而不見，良知何在？面對大量的國家財富流入私囊，政府卻遲遲拿不出有效的整治方法，執政者的社會責任感何在？

我們期待中共新一代領導核心，能夠正視中國的政治現狀，順應世界的民主潮流，用你們的智慧和魄力、，為中華民族開拓一個新的時代，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富強和繁榮，盡心、盡力、盡責。

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日本分部
中國民主黨日本分部
中國社會民主黨日本分部　

二○○四年六月四日於東京(//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