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離開世界已經整整四十年了，我從未寫過一點甚麼悼念的文字，只是讓傷感和悲痛默默地埋在心底深處，偶而在夢中依稀相見，醒來惆悵不已。和其他幸福的兒童相比，我五歲時便失去了母愛，因此便與父親有著更深的相處和記憶。
父親是一個國民黨員，因為母親恰巧生病住院而不忍離開大陸去台灣，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所以接下來的命運便可想而知了。為醫治母親的病，他辭去了鐵路局的職務，用離職費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結果人財兩空，家境從此一落千丈。
在日本侵略者佔領上海的時候，父親參加過地下鬥爭，一條腿在那時受過傷，起先可用枴杖行走，後來傷情逐漸惡化，離職時已連上下樓梯都很困難，只能整日待在屋中不能外出，也可能因為這一原因，共產黨沒有把他送進監獄。然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他是厄運難逃。記得小時候三天兩頭有警察上門，有時二人，有時一人。見警察一來，父親就叫姐姐帶我放下功課去樓下玩一會兒，待警察走後才讓回家。比我大九歲的姐姐很懂事，回屋前總會對我說：「乖點，不要惹爸爸生氣！」那時我真不明白為甚麼警察叔叔老是要來找爸爸，更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雖然可以玩一會，可是功課仍然得做好啊！回到屋裡，我總要看一眼父親那鐵青而失去溫和的臉，小心翼翼拿起課本繼續我的作業，此時的家中沒有聲音，沒有生氣。父親總是坐在那張破椅上，緊抿著嘴，凝視著窗外遠方，久久不說一句，時而長歎一聲，沒人能理解此時他心中的悲憤和痛苦，直到離世也沒把他個人的政治經歷告訴我們，不忍心我們為此而擔驚受怕。然而，他也決沒有料到我們子女為此在以後漫長的人生歷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所付出的代價。
軀體傷殘的父親找不到工作，沒有生活來源，只能依靠變賣家產苦度光陰。那時候有許多挑舊貨擔子的人走街串巷，一邊高叫：「舊貨哎，買爛東西！」父親在家中聽到後會對我說：「去把收舊貨的叫上來。」然後，指著一件東西對收舊貨的說：「可值多少錢？」每每收舊貨的人總要將價格壓得很低，逐漸再放鬆一下，幾經付價還價，最後總拿走一件物品。過段時間後又重複一遍同樣的過程。以至於有的收舊貨者已熟門熟路，過些時候會主動上門詢問。幾年下來，家徒四壁，坐吃山空了。為了減輕家中負擔，姐姐過早地嫁了出去，於是我們父子相依為命。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八九歲的我也知道家中艱難，為了也能幫助父親，與同樣苦難的鄰居小朋友一起收集香煙頭去賣，暑假裡，頭頂烈日，每天去電影院門口、車站附近和馬路上邊走邊低頭尋找吸煙者丟下的煙蒂，然後賣給那些專門將煙頭拆開取出裡面煙絲重新捲成煙支賣的中間商販。日復一日，積少成多，一個星期下來當看到由中有換來的幾毛錢的勞動果實時，平時日曬口渴、腰酸腿軟一切疲勞都拋之雲外。可是拾香煙屁股在那時是很被人瞧不起的，生怕被父親知道會發怒，起先我是悄悄地在暗中進行，並且還思索著如何將錢交給父親。記得我第一次把那換來的三、四毛錢在他心情比較好時交給他，父親驚奇地問：「錢哪兒來的？我如實地告訴他，心中都擔心他是否會訓斥我，父親看著我一言不發，突然他一把抱住我，我感覺到頭頂上濕濕的，我伏在他的懷裡不由自主地也流下了眼淚。
儘管生活如此艱難，但父親從來不放鬆對我的教育。在我幼時上學前，父親就教我識字，字並不是寫在方塊紙上的，而是在一本密電碼上用紅筆劃圈圈，每天兩個字，這本密電碼是他在鐵路局任報務主任時用過的。同時，一邊識字一邊教我寫毛筆字，買不起描紅薄就用毛邊紙替代，臨摹柳公權的玄秘塔碑。父親站在我背後，用手握住我的小手先寫上一筆，一面告訴我怎樣落筆，如何起筆，然後看著我依樣畫葫蘆，一點一橫必須規範，倘教了三、四遍仍不領會，手掌短尺便不留情面。所以我常常是含著淚水寫字，在上小學前我已經能識一千多個單字，但看到寫毛筆字還是很害怕，那時的學校都要寫大楷小楷，大楷薄有九宮格和米字格，每頁十六字，字寫得好的，老師會用紅筆劃圈。父親規定我每頁必須有八個圈以上，否則嚴加訓斥乃至皮肉受苦。在如此近乎殘忍的督促下，我的書法成績從小學至中學均為全校的佼佼者，以至後來逐漸地愛上了書法篆刻。除此以外，父親在其他功課方面都教得嚴，抓得緊，使我從小在學習上就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每當想起自己的進步起源於父親的教誨，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長期精神、肉體和生活的摧殘，終於使父親再也逃不過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那一關，那年頭，全國人民都在忍饑挨餓，而我恰恰十六、七歲，正在發育時期，吃飯時看著我狼吞虎嚥的樣子，父親時常說：「唉！年紀大了，胃口不好，你多吃點吧！」殊不知他是在愛憐我啊！六三年的端午節清晨，才六十出頭的父親像油燈熬干了油似的離開了這個罪惡的世界。那天一早，有位同學拿了粽子來看望已經久未參加高考複習的我，見到我一個人正在痛哭不已，床上躺著還睜著眼睛的父親的遺體，立即回校告訴教師同學，班主任老師立刻來到我家幫助我處理後事，同學們知道我平時的困難，於是你五毛他一元地一下子募捐到二十多元錢，正慾來我家時，消息傳到教導處，教導主任馬上出面制止說：「他父親是歷史反革命，你們的階級立場哪裏去了？」同學們頓時被嚇得無話可說，只得將錢退還各人。有同學傳話給我，我被驚呆了，倒不是貪戀那錢，而是第一次聽說父親是反革命，一時間疑惑、悲憤、羞辱、痛苦一齊湧上心頭，至今那情景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而父親的真正身份是文化大革命時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在大會上宣佈的：國民黨上海鐵路局黨部組織委員，僅此而已。
而我因曾說過每逢佳節倍思親，吃到粽子，想起父親這樣的話和在文革中遭到嚴厲的批判和殘酷的迫害，幾經徘徊在死亡的邊緣，這已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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