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敏:我哭泣,我抗議!

黃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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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6月8日12點剛過,我突然接到遠在上海的妹妹說:“母親病危,醫生已經下了瞳孔放大只有維持而無法救治的結論!”詢問和徵求我的意見,看看應該怎麽辦。

雖說母親的身體一直不好,我的心理也早有所備,但說走就走我還是不情願接受。特別是她今年的3月還是支援蔣彥勇醫生“呼籲爲‘6.4’正名的簽名回應者”。我還期望她“好死不如賴活著”地能夠熬到“正名”的那一天呢!此時此刻馬上就要面對生離死別的選擇,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而非常地痛苦。

爲了減少母親身體的病痛之苦,也爲了讓母親安穩地在妹妹的家中平穩地離去,我同意迅速把她從醫院轉移回家,在家中等待和觀察母親的最後(按照規定,如果在醫院去世,我們將不可能在家裏擺放遺體等)。

9號的清晨,我從成都出發,中午來到了母親的遺體旁邊。看著母親光滑的膚色和安詳端莊的面目,我更加感覺母親離開得太早。還沒有和我們分享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就這樣離開,真的是終生的遺憾。

因爲是“6.4”敏感期,我擔心我的突然離開,會給本地和外地的朋友增加心理的猜疑和不必要的負擔,便給幾個朋友說了我的去向和原因。結果,沒有給自己和朋友帶來減少痛苦與麻煩,反而還給我的朋友引來失去自由的限制和被人跟蹤的騷擾。

南京的張玉祥聞此不幸的消息,首先是給我的母親送來悲痛和鏗鏘的而且是意味深長的挽聯,讓我和我們的家人得到一絲籍慰和寬心。其次又在6月12日下午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將要利用星期天休假日,專程來到上海憑吊我的母親,並約好讓我13號的上午等他的到來。此時獲得這個消息的還有當時就在現場、也是來看望我和我母親的上海朋友李國濤和戴學武等人。我感激萬分,感到了人世間那種純樸的友情和信仰支撐的手足之情。

13號的中午13點19分,我收到了張玉祥“過了無錫馬上就到”的中文短資訊後,就耐心地等盼。1個小時,沒有到;兩個小時,沒有見,其間他的手機也處於什麽“聯通的來電保”業務狀態,無法和他進行正常的話語溝通了。我們還是簡單和純潔地認爲他可能是遇到了什麽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仍在認真地等待。下午4點是這樣,下午6點還是這樣。我們開始懷疑這個不正常的連續性現象,根據唯一可以證明他的去向的手機始終處於“來電保”狀態,我們分析斷定:他肯定被人劫持了!是誰?爲什麽?就不得而知了。咯噔,原本就很傷感的情緒又多了一個心病:張玉祥到底哪兒去了?他是平安、還是遇到了不測?是不是突發了他的老毛病(高血壓又是天氣很悶熱的時刻)?一股陰影籠罩在我們的心頭。

14號一天杳無音訊。我們仍然沒法證實他的去向。南京的楊天水沒有得到任何資訊。工作單位也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消息傳來。南京的家裏還是那枯燥的沒有人接的回鈴聲。苦苦焦慮,傻傻等待,怨天尤人,性情焦灼,忍性到達了極限。這是雪上加霜的煎熬。這是傷口撒鹽的疼痛。這是精神深處的折磨。這是痛失親人又感欠債的幽靈獨歎。

15號清晨,我連續3天都保持24個小時開機的手機突然響起了玉祥的來電。我心情惶恐又激動,不小心按錯了鍵碼,結果給斷掉了。我趕緊撥過去,結果他又正在撥過來。我們兩個人始終都是處在占線的忙音中。終於,我們還是接通了,5分鐘的交流,我終於可以放下心來,也終於知道了他這兩天的心路歷程。他又遇見了在“6.4”前在溫州遇見的“貼身保鏢”和“手機跟蹤”的同樣待遇。不過,這次更無理、更野蠻、更說明他們的虛弱和強制。

我心底的石頭落地了。他沒有因爲爲我母親奔喪而遭受身體疾病的肆虐(這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了),而是遭受了非法拘禁的人身非禮;沒有因爲出門的不便遇到天災,而是經歷了人爲策劃的準備充分的惡人構陷的人禍;他不是因爲心智不全或者精神失常,沒有了思維或辨識能力而不能趕到目的地,而是再次領教了沒有人性、沒有任何顧及的鐵權獨夫的高壓看管。這次要比上次的“溫州經歷”和“溫州模式”還充滿無奈和強制,甚至還更有故事情節。

他們滿意了,而我們卻更加地痛苦了,因爲,他們阻擋了我們想盡孝道的善心愛意。這是對幾千年華夏文明習俗的挑釁。他們高興了,而我們卻更加地難受了,因爲,他們阻隔了我們情同手足的血淵深情。這是對華夏之邦血濃于水的歷史諷刺和戲耍。他們的目的達到了,而我們的情仇更深了,因爲,他們給我們的一生都留下終生都沒有機會可以彌補的終生的憾事。

我哭泣,我抗議,剩下的還有我的抗爭!(2004年6月15日上海)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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