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八十年代中，同几個朋友談論《古拉格群島》，有人建議，應當搞一种“公墓文學”，選一些文革中的受難者作代表，將他們的遭遇如實記錄下來，分門別類，編成叢書，如教師公墓，作家公墓，演員公墓等。這個建議得到大家贊同，并在紙上擬了一個初步的名單，甚至連書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個紀念碑，簇擁著白花，以示庄嚴肅穆，永志不忘。

后來這心愿沒能實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网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一部關于普通人的受難實錄——我心里頓時充滿感佩。1980 年，她還在北大時，基于當時發表的文革行狀与事實相差甚遠，就已開始搜集撰寫文革死難者的事跡。做這件事，對她個人沒有什么好處，不能靠此升職稱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稱作“歷史的義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后在美國見到面，更是感覺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朴素。房間里沒有什么家什，書架上卻堆滿了采訪記錄的卷宗。据她說，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個小小的文革資料庫了。

采集這些事例，想必花費了她不少時間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于回避，不想讓心靈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于害怕，因為那些迫害者尚在，并沒受到任何懲罰；而有些人則是因為反感，甚至質問她為什么要做這樣的調查。

是呀，為什么呢？要知道，文革已過去近三十年，早已蓋棺論定，何必再讓往事纏繞心頭，就像文革后的一首歌所唱：“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對此她在前言里如是說：“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
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迫害，殘害了許許多多的生命。盡管八十年代出過一些紀實文學，那也只是輕描淡寫地紀錄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于實錄普通人的受難，展示公開的虐殺，會讓人們對文革的官方結論產生怀疑，其結果就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還沒有一樁暴行像文革這樣，大量的事實沒有被記錄下來，沒有被公布出來，沒有被討論起來。

在前言里，作者還講述了一則見聞，一名曾蹲過勞改農場的教師告訴她：在殺過牛的地方，牛群每當被驅赶到那里，便會哞哞悲叫，而在殺過雞的地方，雞群會照樣嬉戲歡樂。對待死去的同類，作者正是選擇了牛的方式。還有那些接受她采訪的人，于牛与雞之間，記憶与遺忘之間，他（她）們也同樣選擇了前者。在作者心中，這些普通人 “在人性中掙扎奮斗而趨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气和信心。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歷史使命感。為此，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感謝之前她們素不相識，如今通過訪談、電話和寫信，卻在一起追尋往事，分擔人生經驗。

法國作家加繆曾經這樣說過：“作家的作用与艱巨的義務緊密相連，正因為他是作家，在當今這個時代，他就不可能為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服務，他要服務的是那些承受歷史的人。”加繆的時代，世界正處于分裂狀態，所以他呼吁作家要有獨立性，為沉默的大多數而寫作。在當今中國，像加繆所說的那种作家和學者，可謂寥寥。許多
知識人的文字，其實都是在為權力服務，或者為金錢服務。而王友琴的全部寫作，卻是為了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人，為了寫出一部受難者的歷史。

多年來，我們已習慣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說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難中，人民又何曾創造過歷史？他們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英雄（權力者）創造的歷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國各個階層，深入每一個家庭。受到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上至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下至教師、醫生、工人、農民、保姆和家庭婦女。但文革之后，權力當局卻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難的高級干部和社會名流的生平（對于文革的發生，其實他們也有一份責任），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為了恢复名譽。而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受難者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很少有人去關注他們，講述他們，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鏡象被歪曲，被遮蔽。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將自己的遭遇視為當然。作者采訪過一位中學老師，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關在一起，問他為什么不把這些寫出來，他說既然國家主席都受到那樣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師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也許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話感到悲哀，在這位中學教師的潛意識里，像他那樣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過是“承受歷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創造歷史，也不奢望進入歷史。他這樣說，想必是出于無奈，“他只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与壓抑稍有緩解。”從而尋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于此，作者立志為這些普通受難者而寫作，講出他們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以記憶對抗遺忘，就更顯出她的良知和勇气。

上面加繆那段話的深意還在于，只有關注和描寫那些“承受歷史”的人，而不是“創造歷史”的人，我們才有可能了解真相，認清事物的本質。《紀念園》分四個部分，有“受難者名錄”、“死難發生地”、“紀念文字”和“研究与評論”，主頁上寫著“我們沒有忘記你”，死者照片都飾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寫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屠殺事件，但主要還是王友琴自己采寫的實錄。這些實錄并不是單純的資料，作者采用《史記》的互見手法，以專門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為有系統的歷史著述。索爾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島》稱作“文藝性調查初探”，除了調查不能周全，許多事未曾親歷，試圖用一种整體的觀點，將各种事件聯結起來，也是原因之一。任何歷史敘述都是擁有自身話語的敘事，王友琴女士的采訪實錄當然也不例外，她常
將自己的思考貫穿其中，夾敘夾議，加以分析，堪稱“發憤”之作，而我認為它最重要的品質，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用索爾仁尼琴談自己著述時說的話來評价，那就是其中“所寫的事實都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采訪條件的限制，作者所記錄的專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這些人中，有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教師孫歷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師陳沅芷，北京八中教師華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東厂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馬大娘，中科院考古學家陳夢家，气體厂工人陳彥榮，民國名人張東蓀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鐵寶，北農大職員何洁夫，北大教授吳興華，北京玻陶設計院黃瑞五一家五口，陸軍總醫院醫生劉浩，北京台型机床厂會計孫啟坤，北京六中學生王光華……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名單，他們中有的是被打后自殺（很多自殺其實是虐殺），但多數是被直接打死的。當然，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寫文章推算，受迫害的達一億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万人以上。而文革后各地編寫的大事記里，寫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經過的，相當罕見。

對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個標准用詞——“被迫害致死”。這一說法被用在各种回憶錄里，它掩蓋了自殺与他殺的區別，更掩蓋了打死人的過程，從而使這段歷史不致顯得那么殘酷。作者在實錄中詳細描述了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過，但作者描寫的細節，在几十年后還是駭人听聞。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是在學校操場上，被帶釘的棍棒長時間當場打死，另一個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終身需要穿著鋼背心。左奶奶和馬大娘是被綁在葡萄架上，施以帶銅扣的軍用皮帶，然后又用沸水從頭頂澆下去，回憶者說凄慘的叫聲響了半夜，那聲音“像殺豬一樣”。孫啟坤在家里被鞭子蘸著水打，皮膚被打得全變了顏色，還被用繩子一松一緊地勒脖子。李叢貞被棍棒皮帶打死后，還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塊肉，看是不是裝死。吳興華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還得被迫同意解剖尸體，以證明他是拿自殺對抗運動。黃瑞五一家五口則是被捆綁著跪在地上，用一陣亂棒打死。這樣的殘殺也是有名目的，納粹稱之為“最后解決”，前蘇聯稱之為“最高方法”，文革雖然沒有從上面直接下達過打殺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稱之為遇羅克所說的“連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寫下這些暴力情
節時，是如何忍受過來的。据她說，在采訪和寫作過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壓抑和低沉。

文革曾被狂熱參与者稱作“紅色恐怖”，各個階段都曾發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 1966年早期紅衛兵發動的“紅八月”，1968年革命委員會治下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兩個時期。“在這個网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份的人都死于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有一种說法，稱文革是無政府主義，后來的當政者的誡惕心理無不淵源于此。但事實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組織的，受到控制的。以上這兩個時期都是政權机關相對穩定的時期，發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權名義下針對無權的群眾。每次大規模殘害發生前后，報紙上都有公開的社論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顯的權力指使，受害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紅八月”中，紅衛兵在北京城四處抄家打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數字，在1966年夏天，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見《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革命委員會”后來被徹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為“三种人（他們當然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早期的紅衛兵運動，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

最初的紅衛兵運動產生于 1966年6月，由中學里的高干子弟發起。其活動從六月到十二月，橫跨工作組和中央文革兩個時期。工作組是由當時主持文革的劉、鄧派出的，他們沿襲反右与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師、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這就是后來所說的資反路線“五十天”。紅衛兵創立伊始，認為這次運動仍然會像過去一樣，目的是整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于是在工作組的指使下，帶頭起來造學校干部和老師的反，并在七月份工作組撤出后，制造了“紅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以后，由于父母受到沖擊，這些紅衛兵開始反對中央文革，遭到打壓，遂告瓦解。他們的遭際
反映了党的領導層對待文革的分歧，而對于許許多多普通人來說，無論是工作組時期還是中央文革時期，其悲慘命運都是一樣的。

卞仲耘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個學生貼出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此后工作組進入學校，支持高干子女掌權，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都是四清對象”，在教師學生中划分左中右，把許多人打成反革命。卞仲耘被定為“四類人員”，罪名之一就是劉少奇的一個女儿曾因分數不夠沒被附中錄取。在工作組對她召開的批斗大會上有的學生用民兵訓練的步槍捅她脊背，倒地后又被揪著頭發拖起來，工作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澤東不滿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其實那時打人已相當嚴重），工作組撤离學校，紅衛兵獨掌大權。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紅衛兵的批斗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學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對宋彬彬說：“要武嘛。”宋因此而將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個北京及全國。

文革甫起，老紅衛兵一度成為革命的主宰，大肆宣揚“血統論”，所以打老師同學也特別狠。這些紅衛兵即使不去打人，也會成為當然的接班人，正如文革初清華附中的一張大字報所說：“老子拿下了政權，儿子就要接過來”（誰也沒有反對他們接班！），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于一种極度擴張的特權感，把打“階級敵人”視為榮耀和考驗，并且深知不會受到任何法律懲處（事實上也是如此）。作者曾引用一個前上海中學紅衛兵的回憶：“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气，對我們說：你們這里怎么這么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气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范怎么抽人。”在這樣的“革命气氛”中，那些被紅衛兵視作“黑五類”的人，當然是在劫難逃了。從實錄揭示的事實看，他們的罪名大多是因為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實錄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層教育干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組定為“四類”，王光華和左奶奶的家庭成份是小業主，陳彥榮母親土改時被划為富農，黃瑞五和孫啟坤則是家有房產，陳夢家是右派，至于馬大娘和李叢貞，一個是幫工，一個是工人，應當屬于革命政權的基本群眾。這些人在平時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從不對現實不滿，也沒招誰惹誰，即出
于發動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殺害她們不可的理由。但他們還是被權力殺害了，倒在歷史的輪下，變成一道巨大的陰影。對無權者的殘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紀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与之相比。受到歷史決定論的召喚，納粹以种族斗爭的名義，要消滅猶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則是以階級斗爭的名義，要消滅其它階級。他們都號稱要拯救世界，卻蔑視“你不可以殺人”的人類古老律條，以人的血統分類，用鮮血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瘋狂殺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談到納粹殺害猶太人的行徑，漢娜‧阿倫特寫道，這是“任何實用目的都無法予以解釋的一种罪行。” 這里除了一部分“人類”的權力傲慢和优越感，還什么呢？說到底，文革是社會主義与資本主義的沖突，不是党和人民与林彪、四人幫的斗爭，也不是官僚主義与反官僚主義的矛盾，而是權力者對無權者的暴政。這樣的暴政常常并不出于任何實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只是緣于受害者的身份。誠如漢娜‧阿倫特所說，它 “攻擊人的差异，也就是說，攻擊‘人的身份’特性，沒有這种特性，‘人种’或‘人類’一類詞便會毫無意義”。

自文革結束，許多受難者的家屬一直要求討回公道，試圖在法律上追究具體責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來就是這樣，他的努力沒有成功，檢察院先是以“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后又以屬于“運動中的過激行為”，而決定不予起訴。文革持續了十一年，然后又過了兩年才被徹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已過了時效，但想來問題還是在“運動”一詞，因為它涉及到最高權力者，也涉及到個人在政權名義下的行為責任。后者是一個复雜的法律問題，可以暫且不談。管如此，當年的打人者至少應當在道義上，向受難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寬恕。我們至少應當響應巴金的呼吁，將大量的文革暴行記錄下來，公布出來，討論起來。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讓集體失語主宰我們，何來正義的伸張？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

就像布羅茨基說的，“時間只能使邪惡升值”。經由猶太幸存者和索爾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納粹大屠殺和前蘇聯大清洗早已大白于天下，世上再也無人敢于公然為之辯護。但文革暴行卻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這段歷史成為空白，不到三十年時間，文革后的一代人對此已茫然無知。一些文革領導人和積極參与者也開始發表文章，為自己百般辯護，以至在某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眼里，潰瘍也變成了花蕾。我就見過國內一份有名的讀書雜志，遮遮掩掩地謳歌文革中的農村民主，好像農村從來沒有過批斗 “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大興縣和道縣的屠殺更是天方夜譚。而受難者歷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談理論的西方左派能夠從全球文化革命的觀點，去論證文革的歷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講，作家鄭義撰文談文革中廣西的吃人事件，經瑞典一些報紙摘譯發表后，几位社會學家竟批評說太荒唐，認為這是出于對東方民族的偏見。 看來有一天，他們甚至還會告訴我們，所謂文革暴行，不過是后殖民主義話語，是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

所有這一切，都更顯出王友琴寫作的意義。

2003 年在美國芝加哥見到王友琴時，她正在聯系出版書的事，說是北京有出版社愿意考慮。最近她來信說：“我的書在香港出版，已經發了廣告，5月初印好。書名是《文革受難者：關于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50万字，有麥克法夸爾和余英時先生的序言。”末了，她又不無遺憾地加上一句：“在北京最后未能出版。那是一個35万字的版本。他們排了紙樣，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不接受。”

沒有受到歷史追究的罪行是不會被寬恕的，更不會被遺忘。

那就讓我們等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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