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半個世紀多坎坷，二萬里路走愈寬

──記我的父親（上）

林青

更新 2004-06-13 10:47 PM 人氣 2

【大紀元6月13日訊】

§§學習與成長

1953年8月30日，剛10歲出頭的父親走進赤峰蒙中，和王永安（寶音陶格陶）、趙玉昌等一群少年同在初一甲班學習，他們在小學用漢文學習的，現在改為用蒙語文授課了，同學們感到有些突兀，是甚麼原因？將來效果如何？父親無從可知，服從學校安排就是學生的天職，這是我國的教育特色，大概至今依然如此。

父親在初中有兩件事，終生難忘。

他酷愛讀課外書。在初一升級考試時期還鑽圖書館看閒書，結果有兩科不及格，通過補考，才過了升級關，經歷了此生中唯一一次留級危險，但他喜書如命的習性到了晚年也未改。

另一事：父親因家貧，第一學年評得一等助學金。第二學年下學期，不知甚麼原因，班主任把一等指標給了一個很闊氣的學生。父親只得了個三等。他寫了一首打油詩表示不滿，結果被班主任得知，深深誤解，一直到初中畢業，借各種機會批評父親，少年父親的心靈深處，受到這個刺激變得內向，以後處處謹言慎行，他暗自立誓此生絕不欺侮貧弱者。

在後來的「反右傾」、「文革運動」中遍地搞文字獄，處處抓思想犯的風浪中父親卻因沉默寡言平安度過。

初中三年內，父親幸運的結識了眾多同窗好友，尤其是一些手足情深的同學更是魂牽夢繞：王永安，像大哥一樣關照他。十多年後，王永安真成了父親的大哥──二妹子嫁給了父親。

另一好友畢其格圖開朗樂觀，很有兄長風範。見面第一天，就稱呼父親為「小弟弟，一家子」。在畢業後風雨交加日子裡，父親總牽掛著畢其格圖的吉凶安危。在1968年，父親去赤峰看望畢其格圖。劫後餘生的畢其格圖，一掃樂觀開朗情緒，向好友借酒頃訴他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誣陷之難，「我是一心一意忠於毛主席共產黨的啊，我一心賣命工作呀。可是，我被誣蔑為反共救國軍司令，是反革命。幾乎被打死。手臂被擰折了。可也天理昭昭，整我的人又被別人整死了。」話語間，我見他第一次落淚。畢其格圖這樣的好人「文革」都不放過，可見文革之極惡。

趙玉昌是另一位班裡異類。與父親也算難兄難弟，在一次統考中，班裡成績普遍差，老師把卷子貼上牆板以示激勵。趙編順口溜：「學不同於學，教不同於教，成績今何在？滿壁是2分。」事後，趙玉昌被很批一通。50年後，父親向趙通電話問安，從電話中仍聽出趙正直如初，誠信未改。

女同學中，印想較深的是金淑敏（達萊）。金比父親稍大一、兩歲。一個小女孩，初次離家，來到人地兩生學校，偷著哭鼻子，給家中寫信訴苦，本來屬於正常事。結果，被一本正經的老師教訓得多哭了好幾次，父親很同情她。

初三畢業後，父親升入中師班。父親從每月14元助學金中省吃節余出2、3元，集零為整，買個棉衣穿。學校免費給書，文具。他很滿足。班主任是初中時的生物老師阿拉坦倉。父親對生物課特喜歡學。尤其是對解剖試驗、製作標本，更是興趣濃厚。阿老師成了班主任，父親覺得受寵有加。其實阿老師對每個學生都是用心愛，同理喻，高標準鍛練其成才。冬天，畢其格圖沒棉鞋，凍壞了腳。阿老師把新買的棉毛男皮鞋送給他穿了。那時，棉皮鞋都是純皮毛，倘無人造皮毛貨，價值3個月工資。

父親出身於弱勢家庭，生就膽小，別人對他說話口氣硬些，他就嚇得流眼淚。由於初中時的教訓，更是在生人面前不願說話，對此，阿老師命令父親在班上天天讀毛澤東論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每天一段，總要求用蒙漢兩種語言講通。這一鍛練，父親受益終身。父親也總是念念不忘曾留學外蒙具有濃郁民族獨立情懷的阿老師。

§§理想與實踐

中師學制本是3年，因當時「大躍進」的需要，父親提前一年（1958年秋）畢業了。父親被分配到寧城縣小城子完全小學教純蒙文五年級。次年，有人告訴父親，縣教育局要調他去縣城中學。結果，他被調到另一農村小學一年級班。原來該班的老師調去了縣城中學教學。那位老師講的蒙語不是句，漢語不是詞，只因有權勢後台，輕易高就。父親初次體驗到：「如果官場沒有靠山，就可能懷才不遇」這一中國社會傳統定律。

今天好了，市場社會，人人憑能力吃飯創業。靠權勢的年代會漸漸消退。

59年春天，父親領學生去參加水庫建設勞動，看到面黃肌瘦的社員如泣如訴地喊著號子，少氣無力地舉落著木夯，一個個像病夫，心中充滿無言酸楚。他回校後想了很久，最後決定報考醫學院，為貧病少醫的農民做點事。明確了自己人生奮鬥目標。

結果，父親受政策所限，所報專業不能改行。被包頭師院錄取了。但在課餘，從自學《中醫學概論》入手，兼修西醫，不改「以醫濟世救民」之志。

在師院讀了一年多，他體驗到「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副面影響巨大，深感個人之力有限，無法進取。又逢家中孤寡老母患病，數次來電催他回去侍奉。就輟學回家侍奉母親去了。

回農村後不久，正趕上大隊幹部因集體貪污全被撤換，群眾和工作組讓他當了會計，一年後，他看不慣新一輪幹部們的污濁作派，就辭了會計，當了衛生員，做點實事。

後來，他去過大興安嶺林區，到過巴林草原打零工。親身體驗到底層勞動人民無盡的苦處。

1966年始，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年輕的父親目睹了許多慘烈場景，他常提起一幕文革畫面，膘悍的武鬥勇士拷打受傷戰俘時，那些渾身血跡的戰俘已經氣息奄奄但嘴裡仍喊著：「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至於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派，父子為敵，夫妻反目，兄弟爭鬥者，更是家常便飯了。這一幕幕，都刻在父親的心底。

1969年1月，正值中國新年前夕，大哥寶音到他家探望。留些當時的最佳禮品──毛澤東、林彪的大幅彩照年畫。

一日晚，父親在油燈下研讀著古典哲學書，休息間，抬頭看看毛、林的彩照畫歎了口氣。在旁補衣服的母親問：「你想甚麼？」父親掩卷答曰：「被打倒批臭的劉、鄧實在冤。真正要奪毛權的，就是那林彪」。母親驚愕：「你說這話外人聽見，要殺頭的。」「其實沒啥可怕的。待毛利用完林彪就會除掉他。形勢早晚會轉變。只是這些大人物胡折騰，百姓過日子就難多了。」當然，父親心裏明白，說給妻子的話，不會外傳的。

次年，父親被調到一個山區──石佛公社聯辦中學教學。他不僅巧妙地抓好文化課，在勤工儉學勞動中也是一把好手。能帶頭干累活，也會指揮學生，他將自學的醫學知識也用上了，給凍感冒的，凍壞手腳的學生治病包紮傷。學生和家長交口稱讚。與群眾打成一片，革命派也無可奈何他。

1971年夏，父親與白潔民老師（在「文革」一開始，就做坐了三年大牢）去看校田地。無旁人。父親對白說：「仁兄從報上分析了嗎？齊奧塞斯庫來華，毛自己接見，林沒到場。毛和斯諾談話，明顯而不指名地批評了林彪。林、毛爭鬥開始了。林一完蛋，毛會把一切罪推給他。你會有出頭之日，再過幾年，你會得到徹底平反的。」

父親的一個學生叫叢培德，學習成績不錯，人品也好。但他父親叢子明原來當教師，是被開除公職的右派份子，家庭成份是富農，因此，叢培德升學沒資格。一家人抬不起頭。晚上父親去叢家訪談。明白告之：「不要灰心喪氣而扔掉文化知識，堅持自學，日後有用，近則5、6年，遠則7、8年，叢老師會平反的，那時，叢培德也可當個教師甚麼的。」

數年後父親的預言都得到驗證了。父親工作過得的石佛鄉傳說得很神：「陳老師有未卜先知之明。」其實，父親只是善於獨立思考，不趨炎附勢而已。

1979年，父親調回家鄉本村學校工作。在家住宿，隨時教育我們幾個子女，無論是素質的訓練，還是道德品質的陶冶和求知慾的強化，他都為我們從小就打下良好的基礎。使我們得以從偏僻的內蒙農村考入首都的高校。

父親工作煩惱也不少，他是個七七四十九品的校長官兒，手下有一女教師，乃副縣長大人的兒媳婦，是個潑婦，把前任校長給罵跑了，父親對她是先禮遇之，一階段內還可以。過不久她就端出少夫人架子，想不來上課，就不來，打罵學生毫無顧忌。一次縣勞動人事局教育局組織部聯合下文要精簡人員。而且，按各校教職工人數比例減員。父親的學校定下減兩個的指標。

所有的教師都眼盯著父親這耿直漢子怎麼辦。父親經群眾評議，家長調查，寫出材料報上去：「先精簡這個少夫人。待批下後再減別人。」他怕是同時報上兩個人，上頭留下少夫人，精簡另一老實人應付過去。這麼一個小事兒，竟上了縣常委會議，縣長氣得大叫：「把我也精簡掉算了。」

父親也在教育局留下話：「如果留下縣長兒媳婦，精簡了別人，我豁出兩個月工資做路費，去中紀委打官司。」不過最後還是通過了父親的報告，也沒有再精簡父親的其他部下。但從此父親在寧城也呆不下去了，

1986年，為避開寧城教育界惡俗，為了多掙幾級工資供養家庭，供孩子讀書，他決定遠走邊疆、也算服從「知識份子支援邊疆」的號召，去了新疆博樂，決心將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邊疆孩子。

1987年，我考入北京氣象學院大氣物理系，1989年，我妹妹考入北京醫科大學藥學本科。父親本人因工作認真，蒙漢語文兼通，調入市教育局做成教科科長。

§§反思與追求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學生民主運動。我將學運大潮的各類信息由北京傳給父親，父親回信：「總體目標上正確，我支持。行為上要小心。做最壞打算，我願陪你坐牢。」我的同學看了這封信，對我的父親很欽佩，他們的家長大部份因不明真相，對孩子都是持擔憂並勸阻態度

父親從後來電視報導的「6.4」片段，以及一些圖片、文字上（5月份新聞自由了一段），深深為青年學生愛國求民主、反腐敗的獻身精神感動，一掃謹言慎行習慣，與北京一些民主知識份子交流學術思想並借出差機會見面深談。

1990年夏，北京市公安局一個處長專程來新疆找父親談過話：幾十萬學生都參加了運動，現在咱不說對與錯，這麼多家長中，我們長途跋涉專程找你談話，希望你與我們合作，勸你兒子不要活動了，你兒子言行在北京有相當影響。父親回答：「我兒子，自小接受五愛教育，一心愛國愛人民，我沒有往壞道上指示他。」

1992年5、6月份，我和胡石根、康玉春、王天成等人以及其他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教師和社會上的一些人士共幾十人被捕入獄，同年8月，北京公安局順籐摸瓜，找到父親單位，父親也被公安收容審查。

父親被關了一年多，這期間，父親獨住一間乾淨牢房，整日看醫學書籍。累了出來打拳踢腳，活動筋骨。還給其他牢中人看病，看守以及看守家屬也經常找父親看病，因父親屬於文化人，獄方也經常請父親給在押人講法律課，幫著看守所算算帳目，寫寫年終工作總結。這期間，他寫下了長文「水泥板上的紅柳」以表達自己紅柳般的意志和對民主思想頑強追求得精神。

1993年，經當地專案審查，父親的行為，除那幾頁學術論文（倡導自由、民主、法治，反對專制、人治、腐敗）而外，別無罪證，終於釋放。但在「疑案有罪」傳統思想思維下，而且已關了一年如何說？法院判刑管制2年，以防父親提起行政訴訟索賠。

關於父親的工作，當時的相關領導開會議定:「繼續留用，工資降二級。」有人會後對父親講：「政治觀點嘛，可以長期自由爭論。好同志嘛，繼續工作好了。工資降了二級以後適當機會會提上去的。」生活當中總是有不乏用特有的智慧不泯自己的良心的人。對一個講真話的人，大家總是同情。

經此一場，父親更堅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決不是西方的專利品，乃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結果，應為全人類所共享。中國走向民主、法治是歷史的必然。

1995年，我也走出監獄大門。經過幾年公司職員的就業生涯後，秉承父親的教育理念，創辦了北京新思維學校。培養訓練了數百名農民子弟，使其在北京都獲得了自己的良好職業。

父親退休了，但沒有停下奮進的人生步伐，他先後在北京醫藥專修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高級班進修。他的醫學論文收入《中華名醫診療通鑒》

1997年，父親被聘為老家縣醫藥公司諮詢醫師。通過治病救人的行醫手段，實現自己扶弱濟貧的理想。

1998年東北遭水災，一對大慶老夫婦到寧城女兒家度災年，不幸父女均患「中風」病，又支付不昂貴的醫療費用，父親與當地政府協商，他免收診費、針費，貼一半藥費，給病人找房子就近住，，只求政府給一半藥費（支付給醫藥公司）救濟，鄉政府官員很感動，幫助父親治好了這老漢父女。

還有一山區農婦，單某，患重型脈管炎（脫疽），指趾均壞死，被大醫院判定為「不截肢則死亡」。窮山區農婦，哪來手術費？父親同樣用上述方法，求助於各方治癒了這位重症病人，父親行診的這些年，不知救治了多少看不起病的窮人。

父親雖已經60多歲，但天天為人扎針按摩，診斷開處方，幾乎日不離案，放棄了所有假日，即使中國新年也只休息一星期，

因父親高超的醫術和良好的醫德，聞名求診的患者裡，既有貧困不堪得老百姓，也有坐轎車的顯貴，每逢農貿集日，更是絡繹不絕。

實踐之外，他也注重理論研究，其學術論文多次在北京名醫學術交流會上交流，得到北京中醫研究院中華知識產權組委會的肯定和嘉獎。

其實，他還有點不知足。他想在有生之年，辦起個慈善醫院，此願望若能實現，他也終不枉少年的志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