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3日訊】1989年學潮爆發時，我剛滿20歲。20歲，在大人眼裡我仍然還是一個孩子，但是已是大三學生的我，顯然認為自己早已長大成人。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寫道：「20歲，是一個可以做父親的年齡，但是我仍然還是一個離開父親就難以自立的孩子。」那種渴望自立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躍然紙上。如果不是1989年的學生運動，我可能在幼稚和成熟之間掙扎幾年，然後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慢慢學會長大成人。1989年的學生運動，不僅剪斷了我和父親之間連接的臍帶，讓心理上仍然沒有斷乳的我獨自面臨10年的牢獄生活，還讓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熱戀的女友。

我不是一個熱衷政治生活的人，但是由於祖父慘死在共產黨手裡（我的爺爺張正庸將軍是抗日名將，國共內戰失敗後被共產黨殺害），因此，我自幼就對共產黨充滿仇恨。只要是反共的事情我都熱情高漲。

不過，當1989年4月22日，以胡耀邦追悼會為導火索點燃的那場偉大的民主運動爆發時，我卻成了可恥的旁觀者。那時候我正與一個美麗的女孩熱戀，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在女友身上，對身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關心。4月22日那天，為悼念胡耀邦，學校決定停課半天。雖然我也讚賞胡耀邦當政期間的所作所為，並同情他後來的遭遇，但他作為共產黨的前頭目，我對他的感情僅此而已，還不至於去參加他的追悼會。趁著不上課，我約女友到嚮往已久的渭濱公園去玩。

回到學校後，我聽說新城廣場（陝西省政府大樓前的廣場）發生了學生抗議活動，警察抓了很多人，還有不少學生受傷。後來又聽說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規模更大，有幾十萬學生參加，還有3名學生在大會堂前跪地請願，但是政府總理李鵬竟置之不理。我敏感地意識到1989年4月22日將是不平凡的一天。這一天或者這一天以後發生的一切可能會改變中國的歷史。

當天晚上我一夜未睡。我不知道是否該參加即將爆發的運動。參加，我可能會失去漂亮的女友（我並無未卜先知之能，能預知運動將遭到共產黨鎮壓，而且自己還會陷身囹圄10年之久。只是我的女友出生在一個共干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個盲目的共黨黨徒，如果我露出反共的狐狸尾巴，他會禁止女兒與我交往）。但是當一場偉大的事件發生時，我竟然置身事外，我會遺憾終生的。參加還是不參加，雖然這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必須作一個決斷。第2天早晨，我作了一個改變我一生命運的決定：到新城廣場去！加入到抗議隊伍裡！

4月23日，西安的學生運動還處於自發抗議階段。新城廣場的人並不多。我轉了一圈，感覺意義不大，正準備回學校時，碰到一個自稱是新華社駐陝西分社記者的年輕人。他說4月22日那天，他拍攝了許多警察施暴的照片。他讓我組織學生拿著照片到新華社駐陝西分社、西安晚報社、陝西日報社等報社去抗議他們對「4.22」事件的歪曲報導。

4月25日，經過一天的籌備，我和歷史系的陳輝（陳輝時任西北大學學生會秘書長，運動初期的主要領導人，1992年因車禍身亡）組織了一支300多人的遊行隊伍。大家騎著自行車先到西工大、西安交大等高校串聯。先後又有4、500名學生加入到我們的隊伍，然後浩浩蕩盪開到新華社駐陝西分社、西安晚報社、陝西日報社等報社去抗議他們對「4.22」事件的歪曲報導。

在西安晚報、陝西日報兩家報社，由於接待人言辭懇切，我們遞交了抗議書後平靜地離開了。但是在新華社駐陝西分社，由於負責人避而不見，出面接待的人又對我們橫加指責，說我們目無法紀，擅自衝擊國家重要機關，後果嚴重云云。他的話激怒了學生，個別學生動手砸了辦公室的門窗。這件事後來被稱為「4.25」事件，被陝西當局大批特批，被說成是西安學生運動的轉折點。

「4.25」事件後，陳輝和我成了西北大學學生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一些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主動找到我們，建議我們成立一個領導機構，將自發的抗議活動變成有組織、有目的的抗議活動。經過緊張的籌備後，4月27日「西北大學學運領導小組」成立。陳輝和我分別被推舉為正、副主任。「學運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都是原學生會幹部，原學生會的體育部長連黨敏被推舉為對外聯絡部長。黨敏的活動能力極強，他很快就從我們中間突穎而出。「西安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後，他當選為常委，成為西安市著名的學生領袖。

「學運領導小組」成立後，有兩件事值得書寫。一是募捐，為運動的深入開展籌集了必要的經費。二是每天晚上7點組織的民主大辯論，鼓動了更多的學生參加到運動中去。

5月17日，陳輝帶領一部份學生到北京，與先期進京的西大學生匯合，組成「西北大學聲援團」，在天安門廣場堅持鬥爭到「6.4」屠城。我則留在西安，負責新城廣場「西大絕食團」的工作。

5月19日，北京宣佈戒嚴，傳言部隊將鎮壓學生運動。次日早晨，我帶領西大學生悲壯地撤離新城廣場。近1個月日夜不停地奔走在運動第1線，回到學校後，我的身體垮了，不得不住進了醫院。我在醫院躺了3天。等我出院後，連黨敏已成了西大學生運動的實際領導人。從此我淡出學運領導層。

6月3日深夜，北京傳來屠城消息。我悲憤填膺，再次站出來呼籲大家到工廠去、到部隊去，號召工人罷工、號召部隊起義。6月4日，我與連黨敏一起組織了數萬人參加的抬棺大遊行。6月9日，西安開始逮捕學生，連黨敏逃到外地。我再次站出來呼籲學生轉入地下，與共產黨鬥爭到底。6月12日，我與幾名志同道合的朋友許劍雄、和華、張紅旗等成立了「中國民主青年聯盟」（後改名為「中國民主救國會」），準備開展長期鬥爭。

1990年元旦，我們散發的傳單被當局查獲，我與許、和、張等先後被捕。受到牽連的有西工大、西安交大等5所高校的30多名學生。後來，我與許劍雄雙雙被判處10年重刑，其他人分別被判處5年～1年6個月不等的徒刑。這件事被西安高校學生稱為繼「6.4」後的「二次革命」。當局則把它視為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必慾嚴懲。

「6.4」鎮壓已過去15年。15年前灑在天安門廣場的鮮血早已乾涸，不少人也開始有意淡忘曾經有過的悲痛經歷。我寫下這段文字，是想提醒我的同齡人：逝者冤魂未散，共黨暴政未滅，15年了，我們是不是也該做點甚麼呢？

〔轉載自《民主論壇》；//asiademo.org/gb〕(//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