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八十年代末（「六四」前）的中國知識份子經常提到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民眾要是沒有知識，沒有教育（或者只受過一面倒的政治化教育）畢竟比一個開明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群體容易控制得多。因此共產黨控制課本，限制新聞，也不熱心支持人文教育。

近幾年來，電腦網路和其他國際媒體進入了中國以後，很多人，包括許多只瞭解中國的皮毛的外國人，以為「愚民政策」沒有生命力了。實際並不然。

前幾天偶然看到了中央電視台的「海峽兩岸」節目：三十分鐘不斷地罵陳水扁小氣、賣國，毫不講理，一文不值。節目五臟俱全：有新聞報導，有「專家訪問，」有實地錄影，也沒有一條不說明陳水扁小氣、賣國，毫不講理，一文不值。老百姓看到這種節目沒有辦法對海峽兩岸的問題得出一個立體的，客觀的印象。沒看以前是「愚民」，看了以後還是「愚民」，甚至是更可怕一點的愚民。但這一切不是因為老百姓的眼睛，耳朵或頭腦有問題，而是媒體不提供機會讓人們使用智慧。

除了控制媒體和教科書之外，愚民政策還有一條很值得注意：把中國的許多最優秀的大腦都驅逐境外。劉賓雁是中國二十世紀後半期最傑出的，最能夠代表中國人的良心的新聞記者，但1988年以來只好寄身海外。蘇紹智本來是中國最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專家，可能是蘇的知識 (哪怕是馬列知識)太深了一點，1989年以後也沒法住在中國。劉再復曾是中國文學理論的一把手，人在哪兒呢?也在海外。中國人有得諾貝爾獎的：一個得了文學獎 (高行健)，一個得了和平獎 (達賴喇嘛)，還有三四個得了科學方面的獎。請問，這些傑出的人士有一個住在大陸嗎?其他的應該能對中國的民主化起作用的優秀中國人還有許許多多，如方勵之，蘇曉康，胡平，嚴家祺，阮銘，陳奎德，等等(在這無法把所有的都一一列舉)。他們的才能各個都不一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在共產黨那呆不住。

楊建利也屬於這一類的「呆不住」的傑出人士，但是與其他幾位所不同的是楊在海外也呆不住。太想念中國，希望能對自己的國家有貢獻，2002年回去了，4月28日被抓，坐牢，被長期隔離關押，無法跟外面聯繫。

有人說中國關押或驅逐自己最優秀的子女是很愚蠢的，但這句話過於簡單，我們需要具體分析。首先得記得，關押楊建利，驅逐劉賓雁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利益來說，的確是很愚蠢的事。但對中共自己的利益呢?不一定。中共的目標固然包括經濟發展，「小康」社會，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尊嚴等項目，但這些都不是它的第一優先。中共的最高的，無論如何不能放在第二位上的價值觀是自己的權力。用這個要害尺度去衡量，關押楊建利算不算愚蠢呢?

楊的特點之一是在說話方面絲毫不屈服共產黨的壓力。絕大部分中國人，包括一部分「異議分子」，也包括很多外國人，在中共的語言的壓力之下作妥協，多多少少採用中共的表現方法，避免中共不喜歡聽的敏感提法。楊不然。他看到什麼，說什麼，不玩中共的語言遊戲。他這一點很像捷克的哈威爾 (Vaclav Havel)，七十年代活在捷共的語言壟斷之下，決定宣佈自己「活在真理中」，意思是，「我說我的真話，你政府怎麼聽是你的事」。南非的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長期坐牢，採取的是很相似的態度。中國八十年代末的方勵之說他的獨立的「科學話」也和他們類似。

中共怕不怕這種不屬於它的支配，「活在真理中」的語言呢?當然怕。請看楊建利是怎樣描寫共產黨的：

「現在的共產黨是一個利益集團，是一個掌控著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新聞，教育等各個領域的權力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把權力直接帶入市場，進行赤裸裸的權錢交易…而不受任何輿論的監督。」

這個利益集團的動機是什麼?有什麼理想、計劃、目標？楊不客套，直接把話說到點子上：「利益集團的成員是哪裡有利益就到哪裡去。」

這種分析是不是太簡單?知識份子常用的那些玄奧的術語用得不夠吧?我覺得恰好相反。這是」追求簡潔」的科學精神。只要能夠簡潔地說明一件事情，就不必畫蛇添足;如果事情本身涉及複雜，描寫也應該相應得縝密，但還是應深入淺出。比如，中共怎麼維持它的權力?這個問題很難有單一的解釋，但楊的解釋簡明扼要，形象生動：

「形象地說，共產黨的統治是一張三條腿的桌子，一條是暴力，一條是謊言，另外一條是以提供腐敗的便利而換取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員和某些商人和知識份子的效忠…這三條腿只要有一條斷了，共產黨的統治就垮了」。

桌子的這三條腿-「暴力」，「謊言」，和買來的「效忠」–當然是很複雜的，每一條本來可以寫幾本書也寫不盡的。但作為一個簡潔地說明中共政權的權力工程的要害的比喻，很難找到比這張小桌更恰當的比喻。哈韋爾，曼德拉等人也發現了這一點：一旦「活在真理中」，語言很快就能超越鳥籠 的陳詞濫調。

走出鳥籠以後，一個自由的人也可以提那些活在籠子 的時候不許提的問題，比如中共的「合法性」。楊建利從中共的暴力出發，分析50多年來的「八千萬非常死亡人數」和今天仍然存在的恐怖系統(「隨時隨地製造暴力威脅」)，一步一步推理，得到的結論是：「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是不合法的」。中共看到這種結論自然惱火，依它看，這句話就足以逮捕楊建利。但人是可以關起來的，真理卻不那麼容易關得住。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自己也明顯知道楊說得有道理。表面上罵他胡說八道，但骨子 還是怕他的真理。要不然為什麼得壓制他的分析，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請讀者想想吧：這兩種對立的力量的性質是什麼?一邊是一個龐大的，有百萬軍的，支配一切「國家機器」的政權，另一邊是一個獨立的年輕學者。學者唯一的武器是他的話。說的假如是空話，龐大的政府需要管嗎?空話應該是輕如鴻毛的，一飄而過，哪裡需要動用「國家機器」?政權的敏感說明他的心虛。

中共的「愛國」即「愛黨」的主張也同樣反應心虛的問題。愛國的中國人當然比愛黨的多得多。(這句話屬於那種「活在真理中」的人敢公開說，活在鳥籠 頭的多數卻只能私下說。)這個情況能不然嗎?能相反?愛黨的人比愛國的多?(問題聽來有點怪，甚至滑稽。)中共自己也清楚。之所以提出「愛國=愛黨」就是因為想借前者的力量補後者的軟弱。這是他的利益。與真正的愛國沒關係。

楊建利的文章涉及到許多其他方面。顧及的範圍很廣，但筆調和對讀者的認真態度卻是一貫的：不說假話，不玩語言遊戲，直話直說，沒有陳詞濫調。比如：

–中共說「人權」應該以「生存權」為主，楊建利說得好，大躍進的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說明中共保護生存權，是不是?

–毛死以後的「改革」是出於政治良心嗎?不，是因為「全權式的計劃經濟體制走進了死胡同」，沒法不改。改革的實際內容呢?五十年代中共剝奪了私人財產，而現在「相當一部分改革的內容是剝奪的逆過程」。本來是私產轉為公家的，現在是公家的財產回到私人的手 。具體誰的手呢?自然是那些利益集團成員的手 。

–俄國的改革與中國的改革的幾點不同當中，最重要的是俄國的政治民主先於經濟改革。中共批評俄國的「亂」，但楊說民主化是俄國人聰明的長期投資。俄國短期內的問題遠不如堅持全權政治的中國將來得付出的代價大。

–中國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重，社會上也「積累了很多社會矛盾，很多仇恨和怨恨」。中共怎麼處理這些不滿呢?有幾種辦法。一是「用民族主義把老百姓的不滿屏障掉」。此外當然也堅持恐怖，謊言，和收買的「三條腿」活動。楊甚至考慮到中共「法西斯化」的可能性。

從毛時代到現在中共難道沒有「進步」嗎?很多人，包括許多外國漢學家經常這樣問。楊回答：一個獨裁黨「進步」的定義是什麼?獨裁的效率更高是進步還是退步?要是效率變低了，主動地放手是進步還是被迫放手也算進步?楊說「我對一個獨裁 的進步的定義是這樣：如果他主動地改革一些政府體制來限制自己的權力，換句話說，主動把自己的胳臂砍掉或捆綁上，那我就說他進步了。用這個標準衡量，請大家考慮：共產黨是否進步了?」

楊的文章不但分析過去，也顧及將來。依他看，中國的民主化是遲早的問題(全權制畢竟是古老的東西，拖累中華民族不可能是永久的事情)。因此，中國人不妨提前考慮「民主化」的問題：中國的民主應該怎麼設計?民主化與「西洋化」有什麼不同?民主化對西藏，新疆和台灣的獨立問題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而今天最迫切的問題是：怎樣過渡到民主政治?「挑戰」現有的全權制是必要的–在這一點上楊毫不含糊其辭。但怎樣去挑戰呢?楊主張「非暴力」，並對這一點作了層層面面的有益的分析。

直到如今，楊建利還在監獄裡頭。罪名呢?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情沒有?沒有。他的問題不是行為，是思想。他「愛」的對象不對。他愛妻子，愛孩子，也愛國，可是不愛黨。在這一點上，很多中國人跟他一樣，只是不敢表露出來。因此，最準確地說，楊的罪名不決定在「愛」和「不愛」黨的問題上，而決定在「說」和「不說」不愛黨的問題上。

在共產黨的歷史上，這個「愛」與「說」的關係已經經過了一些變遷。四十年代的共產黨是一個地下黨，那時有不少優秀的中國人(劉賓雁是一個)「愛黨而不說」。五十年代初，革命以後但毛還沒闖大禍以前，不少人公開「愛黨而說」。現在，長期以來，多數只好「不愛而不說」(而且，「愛」這個黨的意義現在大不一樣了)。現在的少數，比如楊建利，「不愛而說」，就因此坐牢或被流放。

但別忘了：這段歷史還沒有寫完。「不愛而說」的人，也就是中國的「活在真理中」的人，是中國的希望，也肯定是中國的將來。

二零零四年四月於普林斯頓大學

作者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漢學家 (6/9/2004 11:00:2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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