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回想當年「六四」，雖然事隔十五年，仍然記憶猶新，那是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經歷，並且以後發生的事情一直在影響著我。可以說，如果沒有「六四」，我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在大學教了13年的物理，對政治一竅不通，甚至連自由民主也不甚瞭解。雖然如此，一旦聽說某某在追求民主自由，我會頓生好感，因為我體會到專制的殘酷，民主自由總比專制好多了。這就是我的淺薄認識。
1989年4月15日當北大貼出第一批紀念胡耀邦去世的大字報時，我正好路過三角地，心情激動地讀了每一張報紙，大學生們滿懷赤子之心，在表達自己的想法，在思考民主與自由。我被他們的純潔和對理想的追求深深打動了。當時我住的地方離北大很近，此後幾乎是天天去北大讀大字報、聽學生演講。我還跟著學生隊伍參加過幾次大游行。
學生絕食的頭一天晚上，我在北大徘徊。演講者的情緒越來越激動，尤其是絕食發起人的演講很悲壯。一方面我不理解為什麼非要絕食，另一方面又被他們捨身為民主的精神感染。第二天我一路跟著他們從北大到北師大再到天安門廣場。我從天天去北大變成了天天去廣場。那時回到家就是吃飯、休息、睡覺，身體恢復後，一分鐘也待不住，騎車奔向廣場。5月下旬學生的絕食結束了，可他們的身體狀況令我擔憂，我和學校的幾位老師在校園裡為絕食學生開展了募捐活動。
沒想到募捐的錢還沒有來得及全部用於絕食學生，「六四」慘案就發生了。6月3日吃過晚飯我和其他人一樣，按捺不住騎自行車前往天安門廣場。過了西單，因馬路上人太多，只能步行，快走到廣場時，我突然看到一群赤裸上身的市民正迎面走過來，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好一副視死如歸的氣派。平日他們是社會最低層的老百姓，而此時他們的頭抬得高高的，胸脯挺得直直的，有的人手中拿著棍子，他們是要保護學生，抗議軍隊的鎮壓。歷史不會記住他們，但我體會到了什麼是人民的力量。
我通宵逗留在天安門廣場四處走動，不知道害怕。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如果我被打死，坦白地說我不是為了民主自由獻身，我沒有任何崇高的想法，而是純粹出於好奇。4日凌晨我和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有的學生表示不能撤離，我勸說一定要撤，我們活著的每一個人都是見證，還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其實我也不清楚要做些什麼事情，只是有一種不甘心的感覺。
我和學生們從廣場撤離，從前門西大街穿越北新華街，向西長安街走去。當我正走到六部口拐彎處，人行道上的市民突然急忙地跑開，我回頭向廣場方向張望，前面的學生擋住了視線，「別慌！」一位學生的話音剛落，四周的人開始奔跑，我不假思索也跑了起來，跑過欄杆，跑上人行道，坐臥在橫七豎八倒地的自行車上，再一回頭，只見坦克緊貼著人行道邊緣壓過來，來不及跑上人行道的人紛紛倒下。一顆毒氣彈爆炸，黃綠色氣體迅速蔓延開來，我什麼也看不見，還窒息得要命。當煙霧剛一散去，我只有一個念頭：趕快逃開。我退回到北新華街最近的一個巷內院子。
同校的一位女職工被毒氣熏得迷迷糊糊，我的胸口火辣辣地難受。我們兩上了急救中心開來的救護車。
一進急救中心，我看到地上躺著兩排傷員。醫生給我們做了簡單的治療，我感到好受多了。有兩位外地人走過來問我是哪個學校的，我說是北京科技大學，他們說：「太好了，你們學校的一位女生大腿被坦克撞壞，正躺在大廳裡。我們來北京出差，還有事情，請你看一下她好嗎？」我來到這位女生旁，一條腿全部腫脹起來，她已神智不清。我一面安慰她，一面請求醫生快點給她治療，醫生說她是輕傷，忙不過來。旁邊一位學生腿上中了一槍，頭天晚上就來了，至今還躺在地上。2個多小時後，幾乎所有的病人都轉移走了，才輪到這位女生。她走後，我發現地上有個書包，心想是不是這位女生的，打開一看竟是一件血衣！白襯衫背後浸透著一大片鮮血，包內沒有其它物件。我把它又放了回去，交給了值班護士。
記得6月5日上午，一位北京醫科大學的學生穿著白大褂，上面血跡斑斑，來到我的學校演講。他說真正的民主自由運動才剛剛開始，我們要長期進行地下抗爭。政府血腥鎮壓之後，這位學生毫不畏懼還到各校演講，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當時不斷地傳說軍隊要進大學實行管制，不斷地聽聞恐怖消息，我心如亂麻，疑慮叢生，想快點離開北京。
大約兩天後我趕到火車站，全部火車停開。於是回家路上我去積水潭醫院看望大腿受傷的那位女生，沒有找到她，卻發現了幾位外地受傷的學生。他們身邊沒有同學、親人，缺少生活必需品。一位湖南的大學生王剛，個子高高的，向我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4日早晨6點左右，天安門廣場清場時，他和同學正向外面走去，突然想到照相機留在了帳篷裡，同學轉身跑回帳篷，王剛回頭看見坦克壓向了帳篷，他還來不及喊叫，士兵一槍托砸在他肚子上，他痛得彎下腰，等他剛一站起來，又一槍托砸在他的臉上，他失去知覺，等到醒來後已經是在醫院裡。面對他的眼淚，任何語言都顯得蒼白無力，我握住了他的手。
回家後，外地受傷學生的狀況縈繞心中。第二天我買了幾件日常用品，約了一位朋友騎車到各醫院尋找外地受傷學生，也許我能幫他們做些什麼。我們沿途去了郵電醫院、兒童醫院、復興醫院、宣武醫院、同仁醫院等等，醫生們對我們尋訪外地受傷學生非常警覺，我的解釋沒有用，他們不肯告訴。我只好以老師的身份，詢問我校的學生。我還真問到了兩位，一位本科生腹部中彈，另一位研究生王寬寶，被六部口的坦克碾成重傷，他身旁的一位博士生當場被坦克壓死。他說他倆推著自行車在自行車道上走著，當周圍人開始奔跑，他們不相信好好地走路會有生命危險，沒想到頃刻之間一命歸天，一命垂危。我把為絕食學生募捐剩餘的錢給了他倆。
跑了大半天，幾個醫院轉下來，沒有找到一位外地受傷的學生。我買了飛機票，還是想快快離開北京，和死亡坦克擦身而過後，我愈加思念留在父母家的女兒，當時她才1歲半。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我心中放心不下積水潭醫院受傷的外地學生，再次去看望他們。這次他們從四樓臨時大病房搬到一樓的正規病房，據說一位好心的醫生已經把王剛帶走了，剩下的都是重傷員，其中有太原學生程純正和保定學生劉保東。當我聽說還有一位被坦克壓掉雙腿的學生，我問醫生在哪個病床，醫生不肯說，我幾乎哀求他了，並向他出示了我的工作證，最後他告訴了我，叫我別說話看一眼就走。我走近那位學生，他虛弱而又平靜，我出示工作證以明身份，然後留下100元錢，轉身就走。剛走到樓梯口，有人追上來要把100元錢還給我，我控制不住突然失聲痛哭，幾天來的壓抑、痛苦和委屈一下爆發出來。
後來得知這位學生叫方政，他為了救身邊的一位女學生，自己來不及跑開，被六部口的坦克壓掉雙腿。他家和我的父母家同在合肥。回到北京後，我幾乎每週去體育學院的校醫院看望方政一次，每月去積水潭醫院看望劉保東和程純正一次。個別好心的老師勸我別這麼做了，在白色恐怖下還是明哲保身為重。我想我僅僅是在看望受傷的學生，和他們說說話而已，如果這點事情都不能做，這個世界真是無法活下去了。我依舊我行我素，一方面完成教學工作，一方面奔波於受傷學生之間。
每次見到方政我都很高興，回到家想起他沒有雙腿的樣子心如刀割。外面的廣播、電視、報紙充斥著專政的論調，學校裡大會小會學習「文件」，「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我也成為學校裡的被清查對象，講師職稱的評審被暫緩一年。我常常想起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一句話：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像玫瑰花開遍全身。
殘酷鎮壓留下的身體和心靈的創傷太巨大了，我個人的力量又太單薄，能不能讓更多的人和傷殘者一起分擔這民族的苦難？我在周圍認識的人中四處講述這幾位學生的遭遇和目前的困難，「如果有時間，能去看看他們嗎？」我找過參加過遊行的老師，參加過絕食的學生，但沒有人與我同行。
甚至幾年後，有的人還不敢和我來往。我一有機會就向別人說起「六四」傷殘者、遇難者及其家屬，甚至是初次見面根本不瞭解的人。當他們得知我在幫助這群人時，個別人立即明確表態不再和我來往，一些人當面不說，但很快疏遠。不過我也遇到了幾位十分理解我，並支持幫助我的人。
起初聽到有人說我關心政治，我非常不服氣，我從來不看有關政治的書籍，不聽電視和廣播裡的新聞，不看報紙，怎麼能算關心政治？聽多了我就有了新的想法，雖然我只是出於對受害者不可竭制的同情去盡心盡力，但實際上也在表達我對政府開槍鎮壓學生和平民的強烈不滿。我不會寫文章從歷史上、現實上和理論上對這種暴行一一譴責，我只知道受害者需要我，我也需要他們。
在「六四」十週年快到的時候，我給「六四」難屬們寫了一封信：「十年了，每當我想起遇難的兄弟姐妹，想起遇難者的父母妻兒，我就會自問：我的所做所為有沒有愧對這些為了民主自由而獻身的烈士們？我也是一位母親，我深知父母對兒女的愛是無窮無盡的，直到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您們失去兒女的痛苦不僅僅是您們的，也是所有母親的痛苦。總有一天時間會把我們都帶走，但您們的痛苦卻會留下，留在所有的良心裡，留在追求光明的歷史中，留在人類永恆的記憶中。···我向您們光榮的兒女們致敬、向您們偉大而崇高的母親致敬。但願我的努力能夠減少您們心中的一滴眼淚。」
這期間我的電話被竊聽，信件被檢查，特殊的日子被監視、跟蹤，有一次一直跟著我到上課的教室門口。我還被拘留在派出所。還被威脅如果繼續做下去將會失去工作，甚至會關進監獄。但我仍然做著良心要求我做的事情，義無反顧。
我有足夠的堅強抵禦來自政府的壓力，但我無法承受自己人的猜疑。2000年年初我竟然被懷疑為共產黨的特務！當時我痛得就像是被人無辜地毒打一頓，躺在冰冷的地上好長好長時間爬不起來。我被看見的人性黑洞嚇呆了。
我一次次的審視自己，在我為「六四」傷殘者和遇難者家屬做的事情中，有沒有名利思想？有沒有權力意識？至今我沒有找到。我一次次的反省自己，同樣也沒有找到任何自私自利的動機。可是命運為什麼開如此殘忍的玩笑？
從此我再也不要聽別人說某某是特務，我已經深受其害。幾年前我迫於壓力，斷絕了一位被懷疑為特務的人的交往。現在我體會到那是怎樣的一種痛楚。我聲明不在乎任何特務，因為我做的一切光明磊落。我再也不願任何一人，因我的猜疑而受到這種痛徹骨髓的傷害。
其中發生的事情，已經不重要了。我和曾經關注過的人們大多不再聯系。我不能給他們帶來另外一種壓力和顧慮。我需要時間，拉開距離來看待過去的一切。2001年我去英國學習華德福教育，去年回國後，我成為自由職業者，潛心翻譯華德福教育書籍，最近開始翻譯甘地的著作。
甘地的思想是我精神的食糧，我成了一位甘地主義者。甘地說他有3個敵人，一是英國殖民者，是最容易擊敗的敵人，二是印度人民的一些不良習慣，較難改變，而第三個敵人是他自己，最難改變，是他最大的敵人。
我原來以為僅僅是專制制度造成了「六四」慘案，以為一切罪行都是那些人在那裡干的。現在我發現沒有那麼簡單。專制的根源在哪裡？難道制度更換就能使暴力消亡嗎？難道我就純潔像天使？我用民主寬容平等的理想要求過自己嗎？
去年11月我家養了一隻貓，有時它很討厭，竄到不該去的地方，我一生氣就猛推它一把，甚至還用腳踢過它。後來我意識到如果某個人若我生氣了，我肯定不會這樣做。我對貓的暴力來自我對它的輕視，一是人比動物高級，二是它很弱小，不能反抗。前段時間報紙上刊登丈夫毆打妻子的事件，我想這類丈夫的暴力原因是不是和我輕視貓的原因一樣？看不起婦女，婦女弱小，反抗不過他。是不是每個人身上都有暴力？我曾讀到過荷蘭猶太人Etty的日記，當她被關進集中營時，她從德國士兵身上看到了自己。60年代蒙冤被槍斃的林昭，從虐待她的監獄看守和犯人身上卻看到了一線人性的光芒。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所有的人儘管個性、脾氣、年齡、種族不同，但都是由相同的材料組成的，有的人邪惡多些，有的人善良多些，但世上沒有一個人是絕對罪惡或者絕對善良，每個人身上只是善惡比例不同而已。我明白了為什麼佛教徒連走路都盡可能地避免踩死昆蟲，除了對生命的尊重外，故意踩死昆蟲的暴力其實與我們對人的暴力同出一源。別人在別處犯下的暴力行為，在我這裡也有，只是暴力的形式和輕重不同，但根源一樣。
佛教有一個「因陀羅網」，網是用寶珠做的，每顆寶珠「光明赫赫，照燭明朗。網珠玲玲，各現珠影。一珠之中，現諸珠影。珠珠皆爾，互相影現。無所隱覆，了了分明。」如果我們把每顆寶珠看作一個人，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影響，共同存在。我們希望世界和平仁愛，其中一個辦法是從自我做起，減少暴力、不公正和權力慾，這樣無形中就會減少了他人身上的暴力、不公正和權力慾，因為我們互為緣起，互為因果。單個的人是個體，但他又是人類整體中的人，個人的善念和善行，會增加人類整體的善念和善行。同樣，個人的邪念和罪行，會增加人類整體的邪念和罪行。我原來總是覺得佛教徒只知道自己修行，不關心社會，現在我想如果一個人把自己身上的邪惡念頭修煉得無影無蹤，把自己身上的善良慈悲修行得大放光明，就是在增進人類整體的幸福。
我還發現自己沒有做到人人平等。我在大學當老師的那段時間，我偏愛學習刻苦認真的學生，雖然沒有排斥過學習差的學生，但一定流露過對他們的輕視。有一次我見到一位極其肥胖的應屆畢業生，心想我若是用人單位的主管，絕對不會錄用他。我早就認可人人平等的道理，卻犯了身體歧視的錯誤，雖然只是一閃念。人人平等應該包括不因別人功課的好壞，身體的胖瘦，長相的美醜來區別對待，尤其不應該以個人的好惡來區別對待。比如說這個人聽話，或意氣相投，就親近他，給他好處，另一個人不服從我的指示，或看不順眼，就疏遠他，甚至誹謗造謠。
不僅要平等地對待一切的人，對於地位高、名聲大、權勢大的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看法，不能說出來，或者說出來也沒有用的時候，我也要保持精神的獨立性。無論什麼樣的個人或團體，如果壓制了我個人的精神獨立，我就要離開。但我不會離開自己的國家。出國前有人勸我別回國了，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土地上。但我還是回來了，內心的自由是任何制度、任何人剝奪不了的。
真正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僅會受到專制制度的干涉、迫害、監禁，還可能受到周圍人的反對、牴觸和排斥。沒有關係，我願我的一生是成長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無論颳風下雨還是酷暑嚴寒，我都要像一位朝聖者那樣不停的走路，為了能在臨終前到達真理的聖殿。
甘地認為真理是用溫和的聲音說出來的。在表明自己的觀點時，我不能採取挖苦、嘲笑和凌駕他人的方式，用平靜、溫和、堅定的聲音說出自己的想法，同時認真虛心地傾聽別人的看法。
我贊同並堅持甘地的非暴力主張。從言談、寫作、舉止上消除暴力，更重要的是從腦海中逐漸消除任何暴力的念頭，甚至也要慢慢消除怨恨的心理。馬丁路德金說過：「事實上暴力只會增加仇恨，仇恨仍然存在，用暴力反對暴力，給一個已經沒有星辰的夜晚增加了黑暗。黑暗不能驅趕我們的黑暗，只有光才行。仇恨不能驅散仇恨，只有愛能夠做到。」在甘地的著作中，非暴力的另一種說法就是愛
讓弗朗索瓦是位出家的法國人，在《和尚與哲學家》一書中他談到放棄前途光明的科學研究，20多歲決定到印度去當一名和尚，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親眼目睹西藏大師們的言行處處映現出他們的信仰，「他們自身就是他們傳授事物的圖像」。而在西方他接觸到的一些大學者，才華出眾的藝術家，卻沒有最簡單的人的完善，「如利他主義、仁慈、忠誠。」他的話給了我一個啟發，我們應該成為我們理想的體現者。我們的理想是和平，我們就是和平的體現者，我們的理想是人人平等，我們就是人人平等的體現者，我們的理想是寬容，我們就是寬容的體現者等等。我遇到過一些人，私下批評官僚腐敗義憤填膺，但面臨切身利益時，卻身不由己地加入腐敗行列。我還遇到一位暴力的受害者，卻對自己的妻子十分粗魯、刻薄。還有的人文章寫的漂亮極了，自由平等人權正義，講得頭頭是道，可惜在日常行為中卻是另外一個樣子。做到言行一致不容易，做到思想、言論和行為的一致就更難了，可正因為困難才值得我們去努力、去奮鬥。我深信經過艱難跋涉到達山峰的喜悅是無法比擬的。
在我的精神被人性中的黑洞打翻在地的時候，我一遍遍的讀聖方濟各的《和平祈禱詞》，還把它默記在心。我不是基督徒，卻也禱告起上帝：
上帝，請將我塑造成和平的工具，
哪裡有傷害，讓我傳達寬恕、
哪裡有仇恨，讓我播種愛德、
哪裡有疑惑，讓我提供望德、
哪裡有絕境，讓我帶去喜樂、
上帝，請賞賜我所夢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愛，而是去愛。
因為只有給予，我們才會獲取、
去原諒，我們才會被寬恕、
死於舊我，才會獲得永生。
當時無論我讀了多少遍，內心的痛楚一點也沒有減輕。我知道自己是個普通的俗人，達不到那麼高的境界，但我還是堅持吟詠，那是我的嚮往。
由於這種經歷，以及帶來的內心變化，使我對「六四」的強烈關注改變了方向。但回國一年多來，警察仍然到我家來「看望」，每隔一段時間就給我打電話，從今天開始又在我家樓下停一輛有「公安」字樣的警車進行一天24小時的監視。
在「六四」十五週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我願再次一遍遍地吟詠這首《和平祈禱詞》——「上帝，請將我塑造成和平的工具。」
2004年5月2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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