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一九七七年，在軍政權統治下的阿根廷，數以千計的平民被秘密逮捕、拷問和失蹤。很多人被麻醉以後裝上飛機扔進大海，還有人被處決之後秘密焚燒掩埋在無名墓穴中。

那是一個恐怖的年代，一個法西斯打手肆無忌憚、爲所欲爲的年代。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靜中，母親們站了出來。一九七七年四月，一個母親小組集體來到警察局和政府辦公室尋找他們被綁架的孩子。之後她們決定每周集會一次，地點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中央廣場、內政部總部外面。正如其中一位母親解釋的那樣：“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必須走出自家小圈子，爲所有的失蹤者而鬥爭，只有出於尋找所有失蹤者的目的，我們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這群母親的數量不斷增加，並逐漸以“中央廣場的母親們”而聞名。她們紮上白色的頭巾作標誌，其中一位元母親說：“我們製作特別的頭巾，並在上面繡上我們孩子的名字。後來，我們在上面繡上‘生命再現’，因爲我們尋找的目標不再只是一個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蹤者。”母親們的要求是：“他們歡蹦亂跳地離開了我們，他們也應該歡蹦亂跳地回來。”

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令人揪心的願望。但是，母親們每周一次無聲的抗議，從首都傳到其他城市，並演變成一種反對軍政權違反人權和國家恐怖的世界性標誌。七年之後，內外交困的阿根廷軍政府終於垮臺。在母親們的努力下，“失蹤者全國委員會”得以成立。一年後，委員會形成調查報告，共有五萬頁的證言材料。這些材料彙集成一本名爲《永不重復》的文集，包括九千個失蹤者的案例，該書成爲當時最爲暢銷的著作。用這樣一種方式，母親們終於實現了與孩子們的重逢；有了這樣的一群母親，阿根廷人民才重新獲得了自由與尊嚴。

在地球的另一邊，在一片號稱“中央之國”的土地上，有另一群白髮蒼蒼的母親，她們依然在爲永遠失去的孩子奔走呼號。她們甚至繼續被剝奪公開悼念死去的孩子的權利。就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中共當局再次導演了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的鬧劇。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中共當局雖然被迫釋放了母親們，卻繼續她們對實行“監視居住”。在這個號稱“三個代表”的天朝大國，記憶被活埋，正義被扭曲，良知被扼殺，“天安門母親”面臨著比“中央廣場母親”更殘酷的命運和更漫長的期待。這個擁有幾百萬軍警憲特和幾千萬共產黨員的政權，居然害怕被一群手無寸鐵的母親們所顛覆。

在十五年前的那個夜晚，一群天真的孩子，頭髮淩亂的孩子，忍受著饑餓的折磨的孩子，絕對沒有想到他們的眸子再也看不到黎明的陽光，絕對沒有想到他們的手再也牽不到母親的手，絕對沒有想到“魚水情深”的“人民子弟兵”會向他們開槍。那天晚上，母親親手編織的白毛衣上，突然冒出一個又一個的彈孔，殷紅的鮮血汩汩流出。那天晚上，如同恐龍般咆哮著的坦克撲了上來，同伴的身體一瞬間便消失在滾燙的履帶之下。那天晚上，孩子們的屍體連同裝著課本和情書的書包一起被扔進了火葬場。那天晚上，曾經象徵著中國美好未來的民主女神塑像，也被碾壓成了粉末。那天晚上，夢破碎了，理想破碎了，希望破碎了，孩子們的身體破碎了，母親們的心破碎了，中國破碎了。

孩子們的死亡在一刹那間降臨，母親們的痛苦卻綿延了十五年，而且還將持續下去。母親們已經經歷了一次分娩的痛苦，她們還得經歷一場比分娩更爲痛苦的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十五年過去了，廣場的鮮血早已被清洗得一乾二淨。劊子手們戴上白手套裝模作樣地向人民揮手，而人民在屈辱中選擇了苟活。那些街頭洶湧的人潮灰飛煙滅了，那些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們沈默了，那些因“六•四”而獲得綠卡在大洋彼岸享受自由生活的十萬同胞也逐漸心安理得了。這時，只有一群弱小的母親絕不屈服，用她們的愛，用她們記憶，用她們的眼淚，時時刻刻提醒我們：那場屠殺實實在在地發生過，那些生命真真切切地存在過。這些偉大的母親讓我們尊敬，也讓我們羞愧。這些偉大的母親感召著我們勇敢地擡起頭、張開嘴，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說出可怕的真相。

在阿根廷，“中央廣場的母親”們用七年的時間贏得了公義的降臨；在中國，“天安門母親”們用十五年的時間仍然沒有獲得應有的安慰。在阿根廷，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喚醒記憶、捍衛歷史、追索真相、控訴罪惡；在中國，直到今天，“六•四”慘案依然是一個不可談論的禁忌，“天安門母親”們依然是一群“不可接觸的人”。在阿根廷，人權組織設立了名爲“記憶之牆”的網頁，訪問者在網頁上貼上死難者的姓名和照片。成千上萬的照片，給人們留下強烈的印象，震撼著人們的心扉；這些數位化的網路面孔，讓人們認識到痛苦和損傷的真相。在中國，官方投入鉅資建設負責網路監控的“金盾工程”，只要出現“六•四”字樣的文章便被這套精密的軟體自動刪除。接收幾件從香港寄來的印有“天安門”字樣的T恤衫，居然成爲母親們“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證。

在阿根廷，遇害者的家屬們設立了名爲“阿根廷虐待者和謀殺者長廊”的網頁，那些罪惡的參與者和執行者的照片被公佈出來。失蹤者的兒女們調查前虐待者和行刑隊員的下落，去這些兇手的住所舉行示威活動，並向當地居民散發傳單，上面寫著：“警告——兇手就住在你的隔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屠殺造成的後遺症卻是道德真空和良知麻木。這個民族已經喪失了判斷是與非、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能力，金錢與權力成爲唯一的信仰，爲了“成功”可以不計一切手段。兇手們不僅沒有任何懺悔之心，而且依然在變本加厲地作惡。兇手們不僅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而且依然在恬不知恥地宣揚“殺人有理”的屠夫邏輯。於是，劊子手們都天然地獲得了殺人執照，這是一種鐵與血的中國式的倫理。中華民族確實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正如《聖經》中所說：“這地悲哀，通國的青草枯乾，要到幾時呢？因其上居民的惡行，牲畜和飛鳥都滅絕了。他們曾說：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耶利米書》十二章四節）

一個月以前，在美國彼洛耶特學院舉辦的“六•四”討論會上，一名來自上海的、二十出頭女留學生站起來反問與會學者說：“這是一個過於陳舊的話題，我自己就從網上看到了一些關於‘六•四’的資料，看了之後就忘記了，不覺得有什麽意思。”在這個復旦大學畢業的女孩身上，我發現屠殺仍然在進行中，在肉體的屠殺之後，緊接著的是精神和心靈的屠殺。在精神和心靈的意義上，這個女孩已經被殺死。英國學者鮑曼在對大屠殺前後的民衆心理作了深入研究之後指出：“在一個理性與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之內，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敗者。邪惡巴望著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不會輕率、魯莽地行事——反抗邪惡是輕率而魯莽的——它就可以開展它肮髒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熱情的跟隨者，也不需要大聲叫好的聽衆，在受到一種安慰性的想法——還沒有輪到我——激勵之後，自我保全的本能確確實實將感謝上天：藏起來，我還是能夠逃過的。”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現實：在對母親們普遍的冷漠和蔑視之中，在自作聰明的“幸災樂禍”中，我們又渾渾噩噩地生活了十五年。悲劇遠遠沒有結束，在“天安門母親”的身後，又出現了楊子立的母親、黃靜的母親、孫志剛的母親和李思怡的母親們。她們的眼淚彙集成一條比長江黃河還要長的河流。

一個折磨母親的民族，不值得世界給予尊重；一個羞辱母親的政權，不值得公民給予信賴。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裏，請讓我們一起爲十五年前死去的青年祈禱，爲丁子霖女士和蔣彥永醫生祈禱，爲天安門母親祈禱，爲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多災多難的母親們祈禱。我們的母親正邁著沈重的步伐向我們走來，讓我們前去擁抱她們；我們的母親早已哭瞎了眼睛，讓我們親吻她們佈滿皺紋的臉頰。我們將永遠與母親站在一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這個充滿罪惡、暴力和血腥的現實世界昇華爲洋溢著愛、同情和憐憫的天堂。

——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芝加哥

作者爲中國作家，威斯康星大學訪問學者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