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曾梓多倫多報導）六四15週年前夕﹐著名工人運動領袖韓東方來到多倫多﹐參加“讓歷史告訴未來”紀念六四系列活動。活動中間﹐記者對韓東方進行了採訪。
韓東方生于1963年﹐1989年還是北京鐵路分局豐臺機務段工人﹐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擔任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言人。“六四”之後﹐被政府通緝﹐主動去公安局﹐要求澄清事實真相﹐但被控為非法組織的領導人而被監禁。後因在獄中患嚴重肺病﹐于1991年4月獲保外就醫﹐92年獲准偕妻赴美就醫。1993年11月回國﹐在廣州被國家安全局逮捕﹐隨即被送到香港﹐並定居至今﹐在那裡幫助成立《中國勞工通訊》﹐倡導自由工會和維護中國工人的權利。他的這一選擇可能是由於當年離開天安門廣場前的一幕而促成﹐用韓東方的話說﹕“我有很多責任”。
15年前的六月四日凌晨﹐正在工人自治聯和會帳篷稍事休息的韓東方被一群年輕人叫醒﹐並勸說離開廣場﹐
韓東方﹕他們說﹐這裡會死人﹐戒嚴部隊會不惜一切的清場﹐會血流成河﹐我說這麼多人在這裡﹐為什麼唯獨我要走﹐我當然不走﹐他們就把我連架代拖的把我弄出了廣場。到現在有一句話一直是我心頭的負擔﹐沉重到我到現在都沒辦法承受﹐一直都抹不掉去不掉。他們說這樣兩句話﹐一句是說﹐這裡要有好多人死﹐但你不能死﹐另一句話說﹐波蘭有團結工會﹐中國將來也需要有團結工會﹐波蘭有瓦文薩﹐中國需要中國的瓦文薩﹐中國的團結工會需要中國的瓦文薩﹐我們覺得你有這個責任去擔當這個角色。現在每次……有承受不起的感覺﹐我都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把我弄出廣場後就又回去了﹐他們說﹐還有其他人他們要弄出來﹐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生死情況怎樣﹐所以這兩句話一直壓在我的心頭﹐躲都躲不開的﹐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繼續往前走﹐沒有權利把我自己太多留在過去的悲傷沉重中﹐我有很多責任。
1989年6月14日韓東方被公安部通緝後﹐自己到公安局要求澄清事實真相。一個星期的審訊中﹐他被認定是個不合作的人﹐因為他一直認定自己不是投案自首﹐而是來承擔責任的﹕
韓東方﹕我說我來是為了擔我的責任的﹐我是發言人﹐這個組織當初做的事情我要承擔責任﹐他們每天把我從牢房裡拿出來五次十次﹐特別是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覺﹐一個星期不能睡覺﹐晚上審訊時﹐在一個黑屋子里弄一盞大燈非常亮也很熱的﹐照的你﹐然後背後有一個小燈﹐紅紅的﹐我想那是一個攝像機﹐要拍下來我認罪的鏡頭﹐我當然不能說。後來把我關到了關肺結核犯人的牢房裡﹐一個14平房米的牢房裡關20個肺結核病人﹐我是第21個﹐我沒有病的﹐進牢房前那個警察我記得很清楚他跟我講﹐他說韓東方你真的很硬骨頭﹐但是你需要學會一樣東西﹐就是合作﹐適可而止﹐這兩樣東西你在其它地方不太容易學會﹐在這個房間裡住一段時間你會學會什麼叫適可而止﹐什麼叫合作……
在中國監獄系統最先要做到的把犯人的尊嚴先破壞掉﹐他要讓你認為自己不是個人﹐他就好管理了﹐當時發生在他身上的例子是﹐因為當時身體不好﹐胃不好﹐一吃東西就嘔吐﹐我每天都拍門﹐要求看醫生﹐看醫生的要求在他們看來﹐你還記得自己是個人﹐還有人的權力﹐所以他們一定要把這個部份打掉。記得有一次我要求看病﹐看守所的醫生找了七八個犯人把我抬到醫務所裡把我按在床上﹐醫生跟我說﹐我家有個組成秘方﹐可以治所有的病﹐保證一次過後你不再要求看病了。他拿了針灸最長的一根針﹐扎我的手﹐幾個人抓住我的胳膊﹐把針從這邊扎進去﹐這邊穿出來﹐把針在裡邊捅﹐我看到針在這邊一次次出來﹐那個痛沒辦法形容的﹐但我從來沒有在警察面前有過屈服的表示﹐那次我受不了了﹐疼的實在沒辦法了﹐我就笑起來了﹐象瘋了一樣大笑起來﹐看着那個醫生﹐我自己都覺得我是不是瘋了﹐結果那個醫生的眼睛﹐我永遠都忘記不了他的那雙眼睛當時的反應﹐一些子就空了﹐好像盲人了﹐沒有神了﹐一秒鐘之內把針從我手裡拔出來﹐然後就走了﹐從那以後這人再見到我﹐遠遠見到我他轉頭就走﹐永遠再也沒有再看過我一眼。可以看到在這個制度裡邊﹐它第一是要讓人忘記他是一個人﹐第二﹐它可以通過醫生來協助進行這種折磨﹐用醫療手段對人進行折磨﹐另外你可以看到這些行惡的人﹐這些不懂得抑制自己罪惡的人﹐他們也是有承受極限的﹐當到了極限的時候﹐他們自己是承受不了自己的罪惡的。我離開監獄時是因為我快死了﹐右邊的肺整個都爛了﹐變成石頭一樣了﹐已經不能說話了﹐生活不能自理﹐都是其他犯人在照顧我﹐他們怕我死在監獄裡邊﹐就要把我放掉﹐在一個解放軍醫院裡住了三個星期後﹐家人來簽了保把我保回去﹐還是那三個星期輸液稍微恢復一點﹐我記得回家後第一次到協和醫院看病﹐那時量體重只有40公斤。那時稍微可以走一點路了﹐剛出監獄時一點路都不能走的﹐他們認為我一定會死的﹐一二個月後﹐我回看守所拿我的東西﹐提審我的人看到我後就呆在那裡說不出話來﹐他說﹕“噢﹐你恢復的…”沒有說出完整的話﹐就是說到這裡﹐看他的眼神他幾乎不相信我可以活下來﹐他們肯定我一定是死的﹐放回去死在家裡跟他們無關。
從1992年出國後韓東方就再也沒有回到北京﹐沒能見親人最後一面﹕
韓東方﹕父親2001年去世﹐遺憾的是他去世時也沒機會去看他﹐連他的葬禮都沒機會參加﹐家裡親人把葬禮拍了錄像﹐到現在這麼多年了﹐我一次都沒有看過﹐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那個勇氣把錄像帶放進去﹐播出來……
在談到經濟發展﹐外國投資及國際社會的壓力對中國民主進程的影響時﹐
韓東方說﹕說投資者到中國發展經濟會給中國民主和自由﹐這種說法不光有欺騙性﹐還有很大的傷害﹐因為它曲解了一個社會進步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那裡的人民要靠自己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中國是在國際社會裡的一員﹐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壓力是會形成一種壓力﹐但是要明白一點﹐壓力是壓在哪裡才會起作用﹐你有無窮大的壓力卻沒有一個切入點﹐壓力只壓在一個不要臉的政府的身上﹐它不要臉﹐它不在乎自己的尊嚴的﹐只在乎投資只在乎經濟利益﹐它甚至以所謂中國的投資環境好﹐中國的勞工便宜﹐以此來吸引外國投資﹐它背後的意思是﹐中國人我可以保證他不反抗﹐你來隨便怎樣壓迫他﹐我可以保證他不反抗﹐中國工人沒有權力組織工會﹐我可以保證他永遠沒有權力組織工會。所以對於這樣一個不要臉的政府﹐我們如果太依賴國際社會以道德壓力來讓他在乎它的面子﹐然後讓它改變﹐讓它放松控制﹐這是痴人說夢。
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讓別人去恩賜﹐要自己去爭取﹐我記得聖經來邊有一段話﹐就是“通往真理的路是窄的﹐門是窄的﹐路是不好走的”﹐所以說我們跟這樣一個專制政權挑戰﹐在這樣一個專制政權下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爭取人的尊嚴那就象聖經裡講的﹐那就是一條通往真理的窄門﹐一條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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