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據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華報導)今年五月四日是五四運動85周年紀念。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廣大中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當時的中國政府準備在喪權辱國的合約上簽字，出賣山東省的主權。五四運動被認為是現代中國的一場文化和思想上的啟蒙運動，而當時站在運動最前沿的都是中國的年輕人。

85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年輕人發生了什麼變化？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華與北京研究知識份子思想史的學者丁東和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文化教授蘇煒一起進行討論。

記者：首先請問一下丁東先生，您覺得五四時期的中國青年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青年相比有什麼不同？

丁東：我覺得五四時期中國處於一個社會危急的關頭，當時的中國青年，尤其是北京的大學生，一下子就成為整個中國社會舞台上的主流。

記者：當時處於一種危急關頭，那麼青年走上了街頭，那麼現在呢？現在在中國不是處於一種危急關頭，那麼現在的青年是怎麼樣子呢？

丁東：我覺得當前的大學生，就是沒考上大學的就想怎麼樣考大學，考上大學的無非就想怎麼找一個好工作，因為現在大學生就業也是出了問題。五四的時候大學生想的是民族的興亡呀、國家的前途呀，現在和那時的精神狀態區別很大。

記者：那麼蘇煒先生，您怎麼看待上個世紀初期和二十一世紀的青年的區別呢？

蘇 煒：一句很經常的話，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就像剛才丁東先生說的，那個時代的話題和那個時代青年面對的問題，與今天的時代是完全不一樣，在這一點上來說，不同的青年有不同的追求，他們想的問題不一樣，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覺得青年人有一點東西是很相近的，比如說他們的求知慾，他們對世界關注的那種方式，還有他們為社會獻身，為社會服務的那種熱情，我覺得應該是有一脈相承的。我在上週末接待了幾個國內傳媒的一些主編，他們很年輕，但是我感覺到他們都相當精采，這讓我很吃驚，他們的知識面、外語能力、對事件的了解，五四那個時代，也有一批相當精彩的年輕人，他們對事件的了解，也是讓整個中國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窗口。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倒是感到安慰，因為他們繼承了五四的精神。

記者：丁東先生，五四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對中國的發展帶來很多的影響，您能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丁東：譬如說，當時五四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等，他們對中國的影響是不用說了，包括後來共產黨創建工作的張國濤，包括後來中國某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许德珩，他們當時都是五四運動當中活躍的學生領袖，其實當時五四學生遊行的規模並不大，但是從學生隊伍當中出了對於後來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特別多，危急的時候比較容易讓青年走上舞台的中央，在平常、一般的時候，輪不上青年人闖出那麼顯著的地位。

記者：那麼蘇煒先生，中國現在是和平時期，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社會並不是十全十美，是不是還是有很多需要青年有上前沿，關心民族前途、國家命運的事情？

蘇 煒：當然，1989年天安門事件運動以後，那是青年人捲入政治運動最廣泛的一個運動，但是，因為整個90年代以後的政治情況的緊縮，年輕人逐漸走向個人內心，90年代以來的青年人的傾向是非常個人化，但是你說他們真的就不關心社會、國家嗎，我覺得不見得。

記者：最近有一個報導，就是說在南京的有些大學生，寫了一本書叫做「泡妞必讀」，那麼丁東先生，您怎麼看待現在大學生這個方面的體現？

丁東：現在的大學生，第一，比較多樣，當然關心人類命運、國家前途的也有，但是我覺得也不是很普遍，追求個人感官刺激的以有，當然我也不想誇大他們太多，但是總的來說，我覺得就是現在和平時期，他就比較多元。

記者：現在評論中國知識份子的時候，總是說權儒主義，丁東先生您覺得現在在中國青年當中，是不是也有這種傾向呢？或是說追求名利的思想佔據他們主要的考慮？

丁東：這個傾向還是比較明顯，不是追求名就是追求利，就是要追求實惠。

記者：如果再次出現危急的話，中國青年還會像五四時期的中國青年那樣，再次走到社會前面嗎？

丁東：我的看法是，時事造英雄，如果再有時事，還是會造英雄。

蘇 煒：我也同意這個看法，青年人就是青年人，如果這個時代有危機出現，而又有一定讓他們發揮的空間，時事造英雄，同樣會造出另一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

(以上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