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華裔女作家聶華苓年輕時曾是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文學編輯。不久前，我讀到她的《再見雷震》一文(《讀書》2004年第2期)，文中寫到1988年雷震案終於真相大白後，社會各界紛紛要求為雷震翻案，當年誣陷雷震的關鍵證人劉子英卻突然離開了台灣島，臨行前夕給雷夫人宋英留下了《辯誣》一文和懺悔信一封，此時離雷震去世已近十年。讀到這裡，我禁不住淚流滿面，直至嚎啕大哭了一場。劉子英在信中說：

“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名不見經傳的劉子英到底如何成為誣陷雷震的工具，聶文語焉不詳。正好這幾天讀到了南京學者范泓的《雷震案背後的故事》一文(《老照片》第33輯)，這才明白“雷案是怎樣煉成的”——

1960年，在島上存在了十年的《自由中國》陷入風雨飄搖之中，雷震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加快了籌建反對黨的步伐。他的悲劇命運因此也就注定。羅網迅速張開，情治機構最初想找的不是劉子英，而是馬之驌，但這位與雷震並無深交、“對政治向無興趣、也沒有寫過任何文章”的普通人拒絕出賣人格，昧著良心和當局合作，而另一個與雷震關系更深、多次受過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國》雜志社會計劉子英，在威逼利誘面前，卻很快就跨了下來，“自白”是邵力子妻子傅學文派到台灣的“匪諜”，而且早就向雷震說明。這讓國民黨黑暗勢力大喜過望，一場以“知匪不報”罪名將雷震構陷入獄、掩天下人耳目的獨角戲就此完成。

在這出歷史劇中，讓我感到吃驚的不是劉子英的背賣，在人權根本沒有保障的時代，浮漂在黑暗中的孤島上，劉子英，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強大的無所不能的暴力機器面前，確實連一只螻蟻都不如，他選擇出賣雷震以求自保是那麼正常。在構陷了雷震之後，劉子英照樣被判了12年，當局給他的回報是“養其終生”，即便在獄中也享有零花錢之類的特殊待遇。

我吃驚的是雷震夫婦對劉子英的寬容與諒解，當雷震後來了解到，劉子英被捕後關押在台北警備總部保安處的黑屋子裡，“四周無窗戶，不透空氣，不見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陰森可怕，被囚於此者無不肉跳心驚，以為個人的末日將至也。”他明白，“關在這裡的人，都是為著逼供的，和過去屈打成招則毫無二致……這裡的方法，是精神壓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潰”，何況“有時也兼用酷刑”。而且以雷震閱世之深，他豈能不明白，就算沒有劉子英扮演這個不光彩的角色，他的十年牢獄之災也是無法幸免的，劉子英只是蔣介石專制集團用來整治他的一個小小工具罷了。所以，當1970年代有人告訴他劉已獲釋時，他當場就問：“劉子英已經出獄，為什麼不來見我？”語氣是那麼平靜。更難得的是雷夫人宋英——這位曾為丈夫奔走呼告、類似俄國十二月黨人妻女的偉大女性，也對劉子英表現了足夠的寬容、諒解，劉在懺悔信中說：“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似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

這封信是1988年8月寫的，離震驚台灣乃至國際社會的雷震案發生已相隔二十八年之久，而且雷震生前也未能聽到這樣的懺悔，這真是一份遲到的懺悔，來得太晚、太晚了。兩年後劉子英在重慶黯然離世。哪怕當事的雷震夫婦早就諒解了他、寬恕了他，世人也無法寬恕他，歷史更不會諒解他，即使他擁有一萬條出賣良心的理由，有了馬之驌的存在，他就永遠也無法為自己辯解。在人格的天平上，他連一根鴻毛都不如，在1960年秋天他作出選擇的那一瞬間起，他實際上就已經死了，他的肉體生命的苟全，正是他精神生命死亡的見證。但他留下的懺悔信不是無足輕重的，盡管遲到了十年、二十八年，懺悔總比不懺悔要好，他終究是在肉體生命結束之前表明了他的心跡，正如他自己所知道的，是非曲直，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老實說，我們這個民族缺乏的就是懺悔、反省的精神，有些人明明干過見不得陽光的勾當，時代轉換之後卻死不認帳，冠冕堂皇、信誓旦旦地以各種借口為自己開脫，拒絕任何懺悔。把歷史上干的那些丑事統統掩蓋起來不用說，反而塗脂抹粉，搖身一變，以道貌岸然的道德傳教士面目出現，儼然是文化名流、社會精英。這樣的人與劉子英相比自然是等而下之了。劉子英並不會因為其最後的懺悔而免於千秋的罵名，雷震夫婦卻將因他們對劉子英背賣行為的諒解而更顯出人格的高大，這是什麼樣的強權都篡改不了的歷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