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播出了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和耶魯大學校長萊文的對話。北大和耶魯兩所大學分別是中國和美國的兩所一流的名校，在這次對話中，兩名校長的教育理念和價值標准的分歧表露無遺，而背後則是兩國高等教育的現實水准和教育目標的根本性的差異。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在毛澤東的親自干預下，迅速關閉、合並或改造了數十所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黨委直接進駐大學成為“太上皇”，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由此消亡。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京大學，因為當年慢待了圖書館的打工者毛澤東，更是受到瘋狂的報復和清洗。在五十年代初，北大民主與科學的血脈幾乎被連根拔起，到了“文革”肇始，北大居然成為毛澤東隨心所欲使用的一枚棋子。可以說，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半個多世紀裡，一直視“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現代大學精神為眼中釘、肉中刺，一直企圖將大學改造成一條條生產技術奴隸的流水線，正如老毛所說：“文科停辦，理工科還是要辦。”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共當局將北大當作學生運動的“重災區”，想方設法對北大進行馴服和收編。首先，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中央直接下令連續四年對北大新生實行為期一年的“軍政訓練”，試圖完成對新生的“洗腦”。其次，大幅增加政治課的分量，北大最先開設所謂“鄧小平理論”的課程。第三，增加北大的辦學經費，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授工資和其他待遇，以懷柔的辦法進行招安。第四，以明升暗降的辦法將同情學生的老校長丁石孫調任人大副委員長。此後的幾任北大校長，要麼是保守的左派，如計劃經濟專家吳樹清；要麼是施政能力比較差的自然科學家，如陳佳洱。於是，校長權力淡化，黨委書記權力大肆擴張。這一次在央視與耶魯校長對話的許智宏，原來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專業（生物學）方面並無突出成就，行政管理能力也比較平庸。此次對話還暴露出了他在知識結構、文化素養和教育理念上都遠遠不是最高學府的稱職的校長。

在談話的過程中，主持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大學生到大學來，最重要的三個任務是什麼？許智宏回答說：“第一，大學生主要任務當然是學習。第二個應該學會怎麼做人，必須有一個基本的人品、基本的道德修養。第三點必須有為社會服務的能力。”而萊文校長的回答是：“首先，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對任何事情都提出質疑。第二點是學習，雖然你應該先提問題，但你需要學習、讀書，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後是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

兩人的回答高下立現。許智宏所說的第一點是大而無當的“學習”，學習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學習，他沒有談及。第二點仍然是大而無當的“人品”和“道德修養”，但做人的標准究竟是什麼，他也語焉不詳。第三點更是體現出中共思維乃至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的強大慣性：個體應當服從於集體，個人應當服務於社會，而絲毫不重視個人價值的實現和個人自由的伸展。相比之下，萊文校長的回答極其精彩：他把“懷疑”作為一個學生最重要的素質，科學的發明和文明的進步正是源於人類的好奇心；他強調學習的目的是自己尋找問題的答案、自己探究真理的所在；他還指出，任何結論都必須是自己獨立思考之後得出的，而不能拾人牙慧。萊文校長所談的這三點，恰恰是大學精神的核心，大學乃是造成個人全面素質的發展，乃是啟發年輕人追求和捍衛真理的勇氣。正如現場的一位嘉賓王東成教授所評論的那樣：“我們大學最重要的要通過‘二自’（自主、自由）的學習，培養人的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的民族，每個人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個人，民族也不會獨立和發展。人的獨立、人的自由發展，本來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

這場對話中更吸引我的是另一個內容是：主持人請兩位校長分別選出自己學校畢業的五位最優秀的畢業生。兩位校長的人選都很耐人尋味。

在許智宏的名單中是這樣的五個北大畢業生：“第一位是季羨林教授，他主持北大東方語言系，是歷史最長的系主任。第二位是侯仁之先生，他是搞歷史地理學的。第三位是王選教授。他是北大數學系畢業的，後來轉到計算機領域，是中國漢字激光照排的創始人。第四位是周光召先生，原來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理論物理學家。最後一個是李政道先生，他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現在也是北大的兼職教授。”

而萊文校長的答案是：“比爾·克林頓。喬治·布什，實際上你可以從第四十一屆及第四十三屆美國總統中，任選一位你認可的布什。希拉裡·克林頓，我想她是美國從政女性的傑出代表人物。我還選擇了一位學者，我覺得喬納森·斯賓塞先生再合適不過了，他是一位偉大的中國史學家。而梅麗爾·斯特裡普，是一位活躍在英語電影戲劇舞台上的最偉大的女演員。”

許智宏聲稱，他挑選傑出畢業生的標准是“學術上的成就，以及他個人的人品”；而萊文校長則指出他的標准是：“那些偉大的學者都富有好奇心，渴求知識，並主動地進行社會實踐。他們都抱有遠大志向，並為之做出貢獻。我推薦他們是因為他們都是領導天才，像比爾·克林頓是天生的領導者，是位鼓舞人心的演說家。”

針對兩位校長的名單，現場的另一名嘉賓、歐美同學會的負責人王輝耀評論說：“我注意到有一些差異，比如說北大的這個名單上面，五位都是學者。在耶魯這個名單上，就有政治家、科學家和演員，比較多樣化。另外我還注意到，在北大的名單上五位全都是男性，在耶魯的名單上則有希拉裡和梅麗爾·斯特裡普兩位女性。”其實，兩個名單的差別並不僅僅是“代表性”的狹窄與廣泛，更深刻的差異在於兩人對教育、文化、歷史及人生的理解的單薄與飽滿。且不說許智宏列出的第一位人士季羨林教授根本不是北大的畢業生（季羨林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只是後來才到北大任教，而主持人要求列出的是“五位本校最優秀的畢業生”，許智宏犯了一個根本不應該犯的、常識性的錯誤，校長先生對校史的陌生讓作為北大畢業生的我感到汗顏），就在這張名單中的某些人，其“人品”其實並不能讓人恭維。比如科學家李政道，固然是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卻也是最早為“六·四”大屠殺辯護、向中共獨裁政權“明送秋波”的海外華人之一，他的“人品”難道值得我們尊重嗎？

誰是北大最優秀的畢業生？我相信，每一個北大人、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會有不同的答案，而不同的答案背後折射出的則是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對民主、自由的不同理解。就我個人來說，如果讓我來擬訂一張名單的話，我的名單上會有這樣的五名學長：傅斯年、羅家倫、殷海光、林昭和王丹。

傅斯年，史學家、教育家。一九一二年考入北大。後赴英國和德國留學。歸國後籌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先後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抗戰期間，在國民參議會上痛斥孔祥熙、宋子文貪污瀆職，震動全國，體現了北大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品質。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遷台，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在台大實行蔡元培校長“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方針，使北大精神在台大得以延續。著有《東北史綱》、《古代中國與民族》、《古代文學史》等。

羅家倫，史學家、教育家。一九一七年考入北大。一九一九年發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力僅次於《新青年》，啟蒙了一代青年。“五四”運動中，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並擔任游行隊伍的總指揮。後留學美國，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研究。歸國後歷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為現代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遷台，任國史館館長。著作有《科學與玄學》、《文化教育與青年》、《新民族觀》等。

殷海光，哲學家、教育家、自由主義思想家。一九三八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遷台，同年與雷震一起創辦《自由中國》，任編委兼主筆。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矢志不渝地傳播自由主義思想和張揚五四新文化傳統。殷海光是一位悲劇時代的悲劇英雄，他的性格特質，他對學術的敏銳視角，使他用其一生的遭遇與追求襯托出了中國近代史上極為病痛沉郁的一刻（成中英語）。殷海光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先聲，也為當代知識分子樹立了追求獨立人格和道德理想的典范。

林昭，最早、最深刻地揭露中共及毛澤東政權極權主義本質的人權斗士和思想先驅，基督徒及殉道者。一九五四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三年後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六五年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乃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作《判決後的申明》：“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我蔑視它！看著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改判死刑，當即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當天被秘密處決，時不滿三十六歲。

王丹，“六·四”民運學生領袖，現為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在我所尊敬的五位北大學長中，王丹是唯一的一位我見過面的人。他僅僅比我大三歲，卻在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王丹之可貴，在於從八九民運中脫穎而出，在於在監牢中堅持自己的信念，更在於在被迫流亡美國之後，一邊繼續學業，一邊積極參與民主運動。與大量的“民運投機者”相比，他是“六·四”一代青年學生中品格最為純正者。王丹嘗言，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到北大，他不想當政治領袖，他的夢想是當北大校長。

這五位學長就是我所認可的最優秀的北大畢業生。他們是飽學的知識分子、是敢為天下先的勇士，更是為民主和自由上下求索的先行者、是二十世紀以來北大精神在各個歷史階段活生生的體現。不知許智宏校長以為然否？

——二零零四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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