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6日訊】我覺得這個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馬深義這一家，面對這樣大的一個滅頂的災難，他們表現出來的最符合生命本質的一些東西。

* 開始我想得很簡單

在上蔡縣文樓，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漢中南醫院一個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發現的，我跟他多年以來有很好的關係。

2001年四五月份的時候，他邀請了5個病人到武漢去，他的想法很簡單，因為這5個人都同意面對媒體，他就想社會上能捐點款，給他們一些幫助。這5個艾滋病人裡，就有我後來拍的馬深義一家──馬深義、雷妹和馬占槽（片子裡他正在學走路）。

在武漢的時候媒體都圍著他們。我和桂教授關係比較好，能夠和他們見得上面。我對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這個事。這樣一個生命誕生出來，已經帶了HIV病毒，HIV已經決定了這個孩子不會走遠。他也是父母生下來，給他一塊餅他可以吃飽，給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樂呵呵到處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這麼死了，他其實非常無辜，完全無辜地在世界上走這麼一趟煉獄之旅，對孩子來說非常不公平。

開始我想得很簡單，就想把這個事做出來。他們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馬深義夫妻倆是病毒感染者，他們的3個孩子裡面有兩個也沒能倖免，馬深義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馬深義講，能不能拍個片子，拍你。他當時就答應了，把一個電話號碼給了我，是他們村的一個公用電話。

* 我一次一次被逮

這個片子拍到中間的時候有好幾次差一點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說不上是什麼部門。他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誰檢舉一個記者就可以得到50塊錢的獎勵。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後，就只好偷偷地溜進去，躲在他那個小院子裡不出來。因為這個原因，片子裡面幾乎全部場景都集中在小院子裡。馬深義給雷妹上五七墳的時候，我跟著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另外就是新年的時候有一點外景，因為新年放假，工作組不在村裡；還有大雪的場景，因為下大雪，村裡的路很難走。

我每次去是從縣城步行過去，要走個把多小時。基本上都是從玉米田裡穿進去，到我那個房東家裡以後，把機器裝好，往化肥袋子裡一裝，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馬深義家，我再從另外一條路偷偷地溜進去，最好裝得像個農民。我的片子沒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個家庭。遇到阻力時，他們唯一的說法就是不能報道疫情，他們主要是按照這樣一種說法在限制我。

一開始馬深義喊我老陳，後來改口喊我陳大哥，就從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點趕到的，當時就我和馬深義兩個人在屍體旁邊，拍攝的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6點的時候火化的人就來了，我就得躲起來。我當時說：”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話，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後臉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後，我又過去，馬深義就說了一大段話，講她老婆死的過程。我覺得那時候他那種來日無多的恐懼已經壓制不住了，他就想給我講。恐怕只有在現場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種雷妹死以後的氣氛，再加上他那種話語，對任何一個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壓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還有一段印象比較深。下雪天的時候去，馬深義突然就說了一句：”聽說得艾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歲”，當時我就覺得，一個爸爸在給自己子女的生命劃一條界限的時候，他的腦子裡對死只有過了上萬遍的時候才能平靜地說出這句話。

我和村裡其他人也有接觸，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戶人家，他們也賣過血，是全采，檢查過一次，說沒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個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個病號，吃完飯後找我聊天。他們不停地問我這，問我那，城裡面吃什麼飯啊，空調是個什麼東西啊，他們很多人火車都沒有見過。我接觸他們時間長了，知道他們特別善良。他平常遞給你一支煙，不會把煙卷給你拿出來，他把煙盒遞給你。我新年在那個地方過，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還在武漢呢。當時哪有車啊，他們村有一家有一輛農用三輪車，我那幾個朋友一聽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車子開過來，六七個人，一直送我到縣城，幫我談價，最後包了一個小麵包，一直把我陪到駐馬店，又連夜回去過他們的年。新年過去以後，等於一個小的輪迴結束了。

* 紀錄片到底該面對什麼呢

有一個細節對我衝擊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來，就是現在片子最後，對馬妞的一個採訪。當時她站在門邊，懷裡抱著弟弟，妹妹站在旁邊，我問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傳染你啊？”她立刻說”不怕”，我接著問”為什麼不怕”，她就不吭聲了。我想剪出來，也是驗證一下前段時間的拍攝。因為我的活動範圍特別小，鏡頭特別單調，一直就在那個小院子裡面。我想剪出來看看還像不像個東西。

開始剪的時候我想了很多，各種各樣的開頭結尾，怎麼樣佈局。還是受傳統紀錄片觀念的影響，想剪一個情節出來，但剪出來以後更加支離破碎了。現在它的結構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農曆的節氣。我桌子上有個台歷，每次我去的時間都標在台歷上，我就發現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個節氣。雷妹，一個默默無知的農婦，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氣最狂躁的一段時間，馬深義的情緒也特別不穩定，因為雷妹躺在那兒，時時刻刻在刺激他，預示著他的未來。到新年，感覺上已經是相當平和的一家人，馬占槽學會走路了，馬妞也開始知道她媽媽的病。我也是在年初開始剪以後才發現有這樣一個過程。後來片名叫《好死不如賴活著》也就是這麼一個想法。我想人們很少有機會直面一個艾滋病人，更沒有機會直面一個艾滋病家庭，絕對沒有機會進入到有這麼多艾滋病人的一個家庭，看看他們怎麼樣地去度過一個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鏡頭，讓很多沒有經歷過這種災難的人，看到他們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馬深義這一家，面對這樣大的一個滅頂的災難，他們表現出來的最符合生命本質的一些東西。死對馬深義來說，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解脫。但是他沒有，他還有孩子，他還要教孩子走路，給孩子吃飯。他們也知道艾滋病會死，周圍就有那麼多人在死去。他們只有對生命最簡單的要求，像雷妹說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馬榮已經發病了，不行了。我還會跟著拍，如果沒有很大的阻力，我會一直跟下去，開個頭不容易。我的一個想法就是幾年以後，也許這個家庭只剩下馬妞，她的親人，像時空輪迴一樣，一個個都會走。這個片子能拍到這一個小孩把她家裡親人一個個都送走的時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後了。

我看現在國內的一些紀錄片，基本都是偽民俗的東西，加一個環保或者山區教育的標籤，從來不觸及到真正的生活。還有一種就是翻故紙堆，用過去的老照片，老電影，再加一點貌似哲學思考的解說詞，就成了再現歷史的一個東西。在目前這些東西最保險，卻也沒有任何責任感，現在的紀錄片到底該面對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馬深義這一家，面對這樣大的一個滅頂的災難，他們表現出來的最符合生命本質的一些東西。

我關注的是一個人，一個家庭，如果有人說我這個題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號去掉，可以說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還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臨災難的時候，人們本能的一些反應，還有人經過生命的磨礪最後堅持走下去的東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麼一個好心人，為以後有可能成為愛滋孤兒的孩子，設立一個成長基金，讓他們能夠長大。 （根據陳為軍口述錄音整理）

陳為軍獲美國廣播電視成就獎

法拉盛15日放映《好死不如賴活著》

陳為軍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今年獲得第63屆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PEABODY)。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PEABODY)獎項1940年建立，專門獎勵在公共服務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電視台、紀錄片製作人等，PEABODY頒獎儀式5月17日在紐約Waldorf Astoria飯店舉行，由NBC主持人Katie Couric主持。陳為軍是今年PEABODY獎29位獲獎者之一，《好死不如賴活著》是部有關反映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愛滋病患家庭生活的的紀錄片。

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與《多維時報》5月15日合作舉辦《好死不如賴活著》放映會，同時邀請導演兼製作人陳為軍與觀眾座談電影的拍攝過程以及有關情況。時間是5月15日下午兩時，紐約法拉盛圖書館大禮堂，地址：41-17緬街，法拉盛，電話：718-661-1229/1230。

《好死不如賴活著》

編導：陳為軍剪輯：范立欣

片長：80分鐘

設備：佳能XL1

製作時間：2001年5月－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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