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6日訊】幾年前，大陸學者劉軍寧寫了一篇《勿忘我》，發表在當時還行的《讀書》雜誌上。後來《讀書》上印出來的都是崔之元們那些高深莫測的玩意兒，一想既然軍寧的水平都不行了，咱也就再不敢《讀書》了——寧願將來買兩本丁聰、陳四益先生的「詩配畫」合訂本，總好過掖著本《讀書》，既附庸不了風雅，又啃不動嚼不爛地跟自己過不去，還得破費五塊錢。

幸福地艱難維權

但《勿忘我》點亮的一燈如豆，卻成了今天公民維權運動的普及讀本，至少我是這樣看的。道理很簡單，太瞧得起別人就必然會被別人瞧不起，你要是把一切都獻給黨了，黨還拿你當回事兒才怪——因為這時你一文不名，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都獻出去了，一點兒沒剩下。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靠不住神仙皇帝，要維護人類的幸福看來只能靠我們自己，於是乎只能幸福地艱難維權。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權利要求，正當的要求都應得到社會的尊重和保護。我們應該相信只有每個人自己才最知道他想要什麼，不要試圖替代他人決定什麼，也別輕易讓別人幫著你決定什麼。比如每個人都想就業，都想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不同的群體還會有各自的利益追求。當權利受到損害時，他們都有權利不高興，並試圖獲得包括司法程序的救濟，要求侵權者付出代價。

十五年前大家都還差不多，那時的知識分子還很潦倒，不如一個烤羊肉串兒的橫，人窮志短馬瘦毛長，堂堂的教授連個出租車都不敢坐，斯文全都用來掃地了。但現在社會已經很不同了，當有人還在為生計奔波的時候，已經有人不愁吃穿想要說話了；當說話的欲望滿足後，又有人想結社了。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為還有人吃不飽飯就限制其他人說話的權利，不能因為有人還習慣專制就壓制另一部分人想要民主的權利。應該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只要他想要。

扼殺民間社會的後果

歷史和現實都已經證明了，因為農民沒有自己的社團，村委會賣了祖宗留下的土地，砸了全村人的飯碗也沒法阻止，他們的苦難甚至沒有人願意來聽一聽；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社團，廠長經理們以權謀私沒人管得了，工人下崗之後也沒辦法養家糊口；知識分子話說多了點兒就可能會有麻煩，但其他人也只好作壁上觀，眼瞅著他們被槍打出頭鳥。

其實，社會運行從來就是摁下葫蘆浮起瓢，正當的要求沒能滿足，合法的渠道擁塞不通，黑社會就會應運而生——因為黑社會也在保護著一部分人的利益，雖然這些利益未必全都是合法的。這是電影《教父》給我的啟示。我想這十幾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這樣對政府也不好，因為政府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把民間社會扼殺掉的直接後果，就是全社會所有的麻煩都得靠政府來解決。但是，政府有本事擺得平嗎？我敢說，如果政府想把所有的事兒全都擺平了，接下來政府就會被所有的事兒給擺平——農民活不下去了要上訪，工人沒飯吃了要靜坐，讀書人難受了會請願。而所有這些人的一肚子苦水和一肚子口水，都得啐向各級政府，政府首腦一下子就會從最橫的人變成弱勢群體。

一條改良社會的出路

所以，每個人其實都是弱勢群體的一員，關鍵看你是否離開了自己熟知的領域。就像驅蚊的符咒只有掛在蚊帳裏才管用一樣，呼風喚雨的法術只有在有風有雨的天氣裏才能顯靈，權威也只有在有人買單時才好使。比如患者進醫院是弱勢的，雖然患者裏頭很有些有本事的人；醫生去買房就發現自己沒有什麼談判地位，因為地產商的身上沒長著瘤子，他用不著你的手術刀，想與虎謀自己的皮壓根兒沒門兒。所有人面對機關都是弱勢的，辦個執照遛你幾趟還未必給你辦成，雖然可能他有義務給你痛痛快快辦。政府官員抬起屁股立即就弱勢——朱總理足夠聰明了吧，但去安徽視察糧改，還不照樣讓人糊弄得跟傻瓜一樣！因為沒有規則，誰都不會在這個社會裏感到快樂和幸福，美好人間就這樣變成了一座活地獄。

於是，我發現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維權運動的興起，將有可能是一條改良社會的出路。要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權利落到實處，在被人欺負的時候除了喊痛之外再幹點別的，除了死理不向別的什麼低頭，可能這個社會慢慢就都好了。

轉自2004年5月爭鳴雜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