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在法制傳統深厚的香港，回歸之後街頭政治發展迅猛，是因為中南海寡頭及其香港傀儡政府敵視香港民意，不願任人宰割的港人在體制內訴求民主無路可走，被迫走上街頭。

　　在關於香港政制改革的官民之爭中，中共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動不動就質問港人：在港英殖民政府時期，你們為甚麼不要民主？而回歸到祖國懷抱後，中央已經給了你們遠比港英時期更多的民主，你們卻還成天吵著要民主？

　　中共外長李肇星針對美英反對北京扼殺香港民主質問道：「在英國統治下，香港沒有民主。英國說甚麼了嗎？美國說甚麼了嗎？」言外之意，怎麼一到我們中國，你們就喜歡指手畫腳，顯然是別有用心。

　　一些親北京的富豪和名流，也紛紛跟著官方的指揮棒合唱，比如，香港的某些富豪，也說零七零八年普選是激進民主，不利於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中央人大的釋法是符合香港實際的，有利於香港的穩定和港人的福祉。再如：已在北京的清華園住上豪宅的楊振寧博士，在演講中大談中國人不適於民主，而應該走新加坡的威權道路。同時，這些權貴們都特別反對港人搞大遊行。

港人為甚麼向北京爭民主？

　　喬曉陽和李肇星確實說出了一部份事實：港英政府時期的香港是有自由而無民主，只是在臨近九七回歸的最後一任港督，才開始推動香港民主；港人在港英時期也有過遊行示威，但的確沒有像回歸後這樣迫切而強烈的民主訴求。但是，這並不等於港人的雙重標準：寬待殖民倫敦而苛求祖國北京，更不能證明港人不愛國。因為，喬、李二人只說出了部分事實，而沒有說出的那部分事實，是連香港中學生都知道的常識：一、英國政治和中國政治之間的根本差異；二、回歸後北京及其港府的惡劣表現。

　　首先，香港人太知道，港英政府的背後是一個具有悠久的自由法治傳統的民主國家，港督的施政必須受制於母國的憲政體制，對香港的管理決不會亂來，港人盡可以放心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不會被任意剝奪。而且，在九七回歸之前，港英當局為香港的民主化作了巨大的努力，只是由於北京的堅決反對，才沒有實際的進展。而現在特區政府的背後是一個具有悠久人治獨裁傳統的專制國家，其蠻橫霸道和慣於撒謊的本性就難以取信於港人。一九四九年上台的中共政權曾是無法無天，毛時代的階級滅絕，曾迫使許多大陸人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自由港。即便是結束了野蠻毛時代的鄧小平，也製造過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港人對六四劊子手設計的「一國兩制」如何放心？所以，六四大屠殺發生後，港人為抗議中共而走上街頭，超過百萬人的浩大遊行示威，實為港人的史無前例之舉。九七回歸前，大量港人移居西方國家，也就在情理之中。

　　其次，香港回歸後，自由政府被獨裁政府代替，港人本來就對北京欽定的特首疑慮重重，只是出於無奈才不得不接受。傀儡港府又極不爭氣，董建華對北京惟命是從的拙劣表現和治港的糟糕政績，在經濟等方面一塌糊塗，在政治上又助紂為虐，試圖把嚴重損害港人自由的二十三條立法強加給自由港，港人的擔心和不滿皆是其來有自。如果說，在港人眼中，經濟持續低迷，至多反映了港府應對危機的能力不夠，那麼，政治上以北京馬首是瞻，有出賣港人權利來討好北京之嫌，怎麼可能贏得港人信任？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無能的傀儡政府為了推卸為政之責，一方面，港府把經濟災難歸咎於金融風暴的拖累，卻並不能解釋殖民時代的香港曾經歷過遠比一九九七金融危機更嚴重的經濟危機，為甚麼每次都能安渡危機且重現繁榮？另一方面，港府又不斷乞求北京的救援，而北京對香港經濟的每一次政策優惠，又都成為中央對特區港人的恩賜。明明是機會主義的以「經濟優惠」來換取「政治回扣」，傀儡港府卻顛倒黑白，不但自己對北京給香港「送大禮」千恩萬謝，還要向港人灌輸感恩戴德的奴性意識，似乎港人也要像大陸人一樣，對黨中央的關懷表示出奴才對主子的「知恩圖報」。因此，北京和港府掛在嘴邊的「送大禮」，實在是對港人尊嚴的最大侮辱。

　　正如著名報人林行止先生的自述：「香港回歸前的十多二十年，經濟不可免費午餐，政治不可一人一票，是筆者反復述說的論點； …… 為甚麼回歸以後，尤其是在董建華先生連任第二屆行政長官後，會有愈來愈多人的立場，像筆者般起了顯著的變化，傾向於推行普選或直選？」因為「『資深』港人的心中明白，香港如此糟糕、不安之源是管治水平倒退和社會『失公』有以致之。」於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均衡參與和精英政治喪失殆盡。當朝的「愛國精英」根本不把服務港人的高度自治放在首要位置，只知追附北京尾驥，香港市民的利益反成次要。（見林行止：《均衡參與一起糊塗》，香港《信報》4月28日）。

　　也就是說，欽定港府強制推行二十三條，不只是特首的治理能力問題，而是涉及到港府執政的方向問題：以北京利益為主，還是以港人福祗為主？顯然，港府更傾向於以損害港人福祗來討好北京。如此，在北京政權及其傀儡特首與英國政府及其港督之間，兩相比較，誰更讓港人信任和安心，豈不是一目了然！

港人為甚麼走上街頭？

　　北京的不可靠和蠻橫、欽定特首的馴順和無能，讓港人越發感到了自由萎縮的趨勢和權利喪失的危險，也就越發要爭取到由全體港人自己來挑選代理人的民主權利。因為，民主制度是港人已經擁有的自由的最有力制度保障，也是防止獨裁權力在香港的濫用的最佳方法，只有把民主權利握著自己手中，才能以平等參與的民主權利來約束專制權力，港人才不會有後顧之憂。所以，在獨裁政權不准民主的當下香港，在港府不尊重港人主流民意的前提下，在香港的民主化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之前，街頭政治必然成為港人行使民主權利來反抗專制的主要方式之一。

北京的惡法治港政策，政制改革的主導權，不僅不在港人手中，也不在港府及其立法會手中，而是完全壟斷在中南海的密室之中，加之北京對香港媒體的滲透和打壓，對立法會選舉的操控，使民間的參與和監督水平日益下降，導致港人循體制內渠道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利日漸減少。隨著體制內參與水平的日漸下降和參與權利的日益減少，港人爭取合法參與權利的體制外抗爭，也就必然隨之日益高漲和漸次增加。

　　現在，中共人大的釋法和決定，已經不再是通過港府來貫徹其獨裁意志，而是連「港人治港」的表面形式都不要了，以人大立法的形式為開港府而直接干預，對香港政制之爭做一錘定音的裁定，這就幾乎堵死了民間參與的體制內途徑。之後，北京又花大氣力在香港製造恐怖氣氛，一方面，加大對媒體的壓力，前不久，兩位香港名嘴被迫「封咪」，再次凸現了港人自由的萎縮。另一方面，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日益逼近之時，加強對選民的收買和勸誘，意欲在選戰中擊敗香港民主派。所以，港人再次被逼入別無選擇的死胡同，要麼沉默、任人宰割，要麼爆發，再次走上街頭。

　　同時，北京明明知道民主派是街頭政治的發動機和組織者，但北京對民主派卻毫無容納的誠意，除了輿論圍剿的抹黑，就是冷淡拒絕的打壓、甚至連策略性的懷柔都沒有。當那些堅持批評北京獨裁的港人被弔銷了回鄉證之後，當民主派議員接不到北京邀請而只能強行北上且被拒絕入關之後，怎麼可能還指望民主派待在家裡、坐以待斃？怎麼還好意思指責發動街頭政治的民主派是亂港害中？而且，被迫走上街頭的人士不止是民主派，還有大量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媒體業者等中產精英，以及大量普通的香港市民。

　　全世界都已經目睹了這樣的事實：在法治傳統深厚的香港，回歸後之所以出現街頭政治迅速復興之勢，以至於釀成去年的七一大遊行，就在於由北京欽定的傀儡港府一直罔顧民意，港人的體制內參政途徑逐漸被收窄甚至被截斷，剩下的有效參與也就唯有街頭政治一途了。亂港的正是昏庸無能的傀儡港府，害中的正是蠻橫霸道的中南海寡頭。所以，以現在的港府和北京對港人主流民意的敵視程度看，體制內的諮詢方式對遏制強行立法基本無效。同時，從港人反對二十三條的客觀效果上看，唯有大規模的體制外街頭政治，港人才能行使自己的參與權利，也才能對獨裁權力的濫用形成某種制約。

　　街頭政治的頻率之高和規模之大，肯定不是香港社會的常態，說明官民之間的衝突之嚴重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民意對體制內解決的徹底失望和對北京政權及其港府的高度不信任。我相信，對於習慣了有自由而無民主的港人來說，北京只要不干涉港人自治，頻繁的大規模的街頭政治就絕無可能。我也相信，在中產階層佔據主流地位的香港，被二十三條逼上街頭的幾十萬港人中，大多數都不喜歡街頭政治，街頭政治也不是解決政制之爭的穩妥辦法。然而，面對北京現政權的僵硬蠻橫和董建華政府的昏庸無能，留給港人有效的捍衛自由和推動民主的空間已經所剩無幾，甚至只剩下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不是走上街頭、表達政見，就是馴順沉默、任由宰割。除此之外，港人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同時，在香港現行的制度環境下，別說街頭抗議還是港人的合法權利，即便在惡法統治之下，基於良知的非暴力反抗也自有其道義合法性；即便誰也不喜歡街頭政治，但一味指責民主派激進而對北京的霸道不置一詞，絕對是本末倒置的不公平，在客觀效果上更無助於香港政制改革的平穩推進。

　　所以，必須明確的是，造成目前狀態的主因，不在港人激進而在北京及其傀儡港府的霸道。所謂「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只有在不忤逆一黨政權意志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一旦港人民意有違於獨裁意志，兩制就變成一制，自治就變成欽定，香港就變成了大陸。君不見，當北京宣稱「一國高於兩制」、「主權高於治權」、「中央高於地方」和「愛國者治港」之時，就等於宣判了「高度自治」的名存實亡。所以，獨裁政權的霸道及其濫用權力是「因」，街頭政治的反抗及其激進是「果」。強權越蠻橫，街頭政治就越興盛、越激進，二者之間形成了相互刺激的惡性循環，弄不好，很可能走向對誰都沒有好處的爆炸式衝突。

化解香港官民對立的途徑

　　如果說，頻繁的街頭政治並非香港之福，在顯示港人捍衛自由的堅定意志的同時，也會對香港產生一些負面影響，那麼，北京頻頻使出惡法治港的陰招，才是導致頻繁街頭政治的根本原因。只要北京一天不改變以強權干涉香港自治的獨裁政策，港人的自發抗爭也就一天不會停止，官民之間的對立就難以化解，香港的穩定和效率也就日趨降低。君不見，人大釋法決定出台之後，港人對北京和港府的信任度再次急遽下降，大多數香港媒體也表達了不滿甚至憤怒。在此意義上，要想使香港政制改革走上官民良性互動的體制內軌道，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效果上看，首先讓步的應該是北京寡頭而非港人民意。只有北京放棄強硬干預或做出有限而實質的妥協：

一、尊重香港的自由傳統，停止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對立法會的幕後操縱。

二、平等對待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不再只優惠富豪而打壓其他階層，收起專門用來打壓民主派「愛國主義」的大棒，改變用弔銷回鄉證來懲罰政治異見的蠻橫作法，給予所有港人以平等的回鄉權利。

三、尊重港人的主流民意，即便無法立刻做到允許雙普選，起碼也要繼續擴大立法會的直選比例，擴大特首產生的民意徵詢範圍。

　　也就是說，要讓港人看到北京尊重港人自治的誠意，而不是虛與委蛇的口實而實不至；看到循序漸進的實際成果而不是遙遙無期的口頭漸進。惟其如此，官民之間才能化解恩怨，港人才能由街頭回歸議院，在政制改革上達成相對公平、穩妥、有效的合作。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於北京家中

（《開放》2004年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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