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在校中被該校紅衛兵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位於北京西城區，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巨大的白色圓形佛塔，很遠就可看到。這個學校在文革中改名爲北京１５９中學。
有人說，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學老師和學校負責人中，沙坪可能是被打得最慘的。她在廁所裏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頭髮都被薅了下來，嘴裏塞滿了汙穢物。後來她的屍體被放在一間小破屋裏，紅衛兵強迫其他在該校“勞改隊”中的老師輪流進屋去“摸死人”。當時該校紅衛兵以輕蔑和嘲笑的口氣告訴外校的人說，有一個老師“嚇得渾身哆嗦硬不敢進去。”
其實，別的學校被打死的老師，也是一樣悲慘的。只是死者再也無法陳述事實，打手拒絕說出經過，以致人們很難知道其中的細節。發生在各校的紅衛兵殺戮可能情節不同，但是那些毆打和折磨的共同結果，都是永遠不能挽回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員會”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一共有十個教職工和４個學校負責人在“勞改隊”中。除了１４個在“勞改隊”中的人之外，教職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閉、被圍攻的還有三、四十人。這種校園“勞改隊”，或者又被稱作“牛鬼蛇神隊”，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學校園中建立起來的，後來，在全國各地的每一個學校都建立了。和所謂“牛棚”一樣，校園“勞改隊”是最普遍最邪惡的文革風景線之一。
在女三中，“勞改隊”中的人被拘留在學校，每天早上六點鍾就開始“勞改”，走路不許擡頭，搬重東西必須跑步。體罰九十度大彎腰站立，可以長達六七個小時。有人跌倒了，就用銅頭皮帶抽。罰跪，還要把頭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許頭頂著地，有時還在大腿小腿之間壓上大磚。有時讓人跪著把木牌子銜在嘴裏，有時要人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蓋紅腫出血。誰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澆頭就是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猛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數十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８月１９日，傍晚，在女三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室”（當時該校一共有三個這樣的刑訊室。這是第一室）裏，紅衛兵審問“勞改隊”裏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媽的是黑幫，你還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實，非打死你不可。”
在這種審問中，被審問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爲“不老實”而挨毒打，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當時就被打死。紅衛兵先用窄皮帶抽人，又換成銅頭寬皮帶打。然後，又罰女“牛鬼蛇神”在院子裏“跳臺階”。然後，又命令他們互相打，誰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們用銅頭皮帶加倍抽。他們用一隻塑膠鞋底，專門用來打臉，把人打得滿臉青腫，口鼻流血，五官變形。抽打聲，吼叫聲，透過窗戶傳到外邊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這樣打到淩晨三點，他們又強迫“牛鬼蛇神”們跪在地上寫“揭發材料”，誰要是不寫，誰要是寫不出，誰要是寫得慢了一點，就拳打腳踢，或者用皮帶抽打。
早晨五點，這些“牛鬼蛇神”們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勞動。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上午，紅衛兵在學校大禮堂前面召開全校“鬥爭大會”。“牛鬼蛇神”們已經被折磨了一夜，並且從前一天晚上起就沒有吃飯。這時，他們被用繩子捆著，用嘴叼著“黑幫頭子”“黑幫份子”“大右派份子”被趕赴“鬥爭大會”會場。還有一些“陪鬥”者，被迫分別列隊在會場兩旁彎腰到地。在“鬥爭大會”主席臺上，毆打了被鬥者。被鬥者自始至終被強迫取“噴氣式飛機”姿勢，低頭彎腰，胳膊往後擡起，如果放下一點，就遭到木槍猛戳。
當兩個“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來時，大會主持人大喊“不許他們搗亂會場，拉下去打。”於是幾個打手把他們拉出會場，在他們的第二刑訊室裏，用木槍、皮帶猛抽猛打，然後又把他們拖進會場，跪在石子上，繼續“鬥爭”。
“鬥爭大會”後，一些紅衛兵又大聲吼叫著，一路毒打，驅趕“牛鬼蛇神”在院子裏爬行。然後，“牛鬼蛇神”們又被趕進“無產階級專政室”，跪滿了一地。紅衛兵強迫他們頭頂著地，用腳踏在他們背上，踩在他們頭上。另外，又強迫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低頭認罪，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把我砸爛砸碎。”然後，又趕著他們爬出去，爬過校園，到學校西北角廁所裏禁閉。
８月２０日下午，又是幾個小時的“鬥爭”和“勞改”。
晚上，“牛鬼蛇神”們被關在第三刑訊室裏。他們被罰跪。監督“勞改隊”的大隊長叫他們跪著，兩手扶地，兩眼望天花板，不許合眼。誰要瞌睡，就用皮帶套住脖子，用冷水澆或者用皮帶打。
女三中只有女學生，有附近學校的男學生被叫來幫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被打得最重。經過三天三夜的毆打和折磨之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時期，這個學校的數學老師張岩梅被抄家和毆打後，上吊自殺了。
在女三中校園裏，紅衛兵還抓來校外一個司機的妻子，七個孩子的母親，說她是“女流氓”。紅衛兵把她打死以後，還強迫“勞改隊”裏的人輪流打屍體的臉。然後，又把“勞改隊”中的人也拖上運屍體去火葬場的卡車。卡車開到“西四”（北京的鬧市之一）時，命令他們下車，用木槍押著他們在那裏“遊街”。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裏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２８塊錢的事兒嗎。”這句話最早就是從女三中流傳出來的。這句話包含著殺人者的輕狂自大和對被害者生命的極度輕蔑。２８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屍體的價錢。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學校同樣發生。一批中小學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筆者已知的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
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外國語學校的語文老師張輔仁和總務處職員張福臻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的舞臺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８月２２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也被毆打折磨而死。
８月２５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靳正宇、薑培良老師被打死。
８月２６日，清華大學附中２６歲的物理老師劉樹華在紅衛兵召開的“鬥爭會”上被毒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押到“鬥爭會”上遭到毒打後自殺。
８月２７日，在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
９月６日，北京第５２中學語文老師鄭兆南被關押毆打折磨數十天後於死亡，時年３６歲。在此之前，副校長易光軫被毒打後自殺。
９月８日，北京第２５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被打死。
１０月１日，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邵慶玉被打死。
１０月３日，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筆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還有：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老師喻瑞芬，景山學校校工李錦坡，北京第２５中學的一位校工，北京第１３８中學姓張的負責人，北京女四中的一位教語文的女老師，都在這一時期被打死。他們的確切死日和全名，還有待繼續調查。
筆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還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跳樓自殺。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汪含英，被剃了“陰陽頭”和抄家後，和她的丈夫蘇庭伍，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數學教師，一起在北京郊區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投水自殺未死。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得渾身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關押，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跳煙囪自殺。北京第６５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自殺。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白京武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趙謙光，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跳樓自殺。他們的確切死日尚有待於繼續調查。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５１中學的負責人，雖然未被打死，也被嚴重打傷。
早在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就被該校紅衛兵打死。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個教育工作者。從卞仲耘的死到沙坪的死，已經有１７天。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在８月５日立刻被直接報告到權力高層。但是沒有人來制止天天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相反，文革當局絕對控制的報紙和廣播每一天熱情報道和支援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文革的“首長”們在各種集會上對紅衛兵高度讚揚。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之後，暴力行爲進一步大規模升級。沙坪就被殺害於這一暴力迫害和殺戮的高峰期間。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後，大規模進行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殘酷毆打和殺戮，在北京持續了整整兩個月。
事實上，不但在中小學，大學的教育工作者們也受到暴力攻擊。另外，不僅在北京，而且在全國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類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死後，“勞改隊”中的其他老師仍然被關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學的第一負責人。這個學校有一位副校長董光苔。她在５月間剛生了孩子，還沒有滿月就被拉到學校“搞運動”，然後又在“勞改隊”中受到殘酷的暴力虐待。董光苔的父親叫董振堂，三十年代從國民黨的軍隊投向共產黨，成爲共產黨“紅五軍”的軍長，１９３７年１月在甘肅高臺戰死。董振堂死後被尊爲“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即董光苔的母親一直受到優待。董母聽說校長沙坪已經被打死，女兒關在學校“勞改隊”中不能回家，她想下一個被打死的就會是她的女兒了。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女兒的處境，請求救助。她通過解放軍總政治部的關係，把這封信遞了上去。由於這種特殊關係，毛澤東收到了此信，並對此信作了一個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因爲得到這個批示，董光苔就被從“勞改隊”裏釋放出去，在當時算是極大的幸運。她安全活了下來。但是，三十年後，她和筆者談到毛澤東“如無大罪惡”的話，她還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說，她跟“大罪惡”有什麽關係呢？
董光苔出了“勞改隊”，可是女三中別的老師還在其中。其他學校的大批老師也仍然在“勞改隊”中。在“勞改隊”中的人，隨時可能遭到打罵侮辱甚至殺害。他們又有什麽“大罪惡”呢？就是有“罪惡”，也應該由司法部門來審理，而不是由學生紅衛兵用如此殘酷的方式處置。可是，沒有人來給他們任何幫助，沒有人爲他們說一句話。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員會”又把“勞改隊”分成“勞改一隊”和“勞改二隊”。這標誌著這種校園“勞改隊”變得更爲體系化和權威化。“勞改二隊”中的教職員在“勞改隊”中長達四個多月，受了無數折磨。“勞改一隊”中的人則受到更長時間、更嚴重的摧殘。
董光苔被“保”的故事顯示，文革的最高領導人知曉當時發生的種種殘酷，而且始終控制著這種殘酷的程度和範圍。沒有理由說他們“不知情”或者“群衆運動失控”來爲他們辯護。當時有不止一個情報部門每日向上報告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數位。文革領導人熱烈支援紅衛兵的行動，這說明，種種殘酷的暴行，正是他們所要的。
應該說明，１９６６年８月，當紅衛兵在北京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以至殺戮的時候，文革的最高領導人是“保”了一些人的。從現有資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勞改隊”的一個人。另外，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８月３０日寫了一份他要給予“保護”的人的名單。其中第一個是孫中山夫人、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這一名單發表於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周恩來文集》第４５０頁。現全文照錄如下：
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
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
（１）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
（２）部長、副部長
（３）政副
（４）國副
（５）各民主黨派負責人
（６）兩高（李宗仁）
很容易看出，這張名單上的人，地位都遠遠高於象沙坪這樣的中學校長。名單上的這些人得到了保護，他們沒有被打或者打死。至於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們，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護。北京有巨大的人口，當８月下旬抄家、毆打和殺戮大規模展開，每天有數百人被活活打死的時候，由最高層當權者下令保護數位很少的一些人，顯然也意味著宣告這數位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護。
生命的被保護本來是憲法給予每一個人的最基本的權利！
一方面是對紅衛兵的讚揚和鼓勵，一方面是對只有數百人宣佈“保護”，在這種情況下，沙坪這樣一個中學校長無法逃脫被打死的悲慘命運。沙坪等一批人被如此殘酷地打死，而且只被當成“２８塊錢的事兒”，也就是說，只被當作無足輕重的小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０月，北京有數千名教育工作者與和平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後自殺。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不熄，屍體依然積壓。屍體從各處運來，衣衫破爛，血肉模糊。火葬場在屍體堆上加上大量冰塊，場景和氣味極其可怕。
在北京這樣一個有三千年歷史的文明古都，發動組織大中小學的紅衛兵殺害教師和居民，製造了這場殺戮的文革領導人們，才真正有“大罪惡”。
然而，三十年來，“罪惡”一詞還從未被用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這場殺戮上。
１９６６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１９６８年初，“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了新的一輪大規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學校中，兩位教師，方婷芝和孫曆生，被“隔離審查”在學校中時自殺了。當時所謂“隔離審查”，是指把被“審查”的人，關押在工作單位自設的牢房裏，不准自由行動，不准會見親人朋友，不斷遭到審問甚至刑訊，“隔離”的時間可以長達數月甚至幾年。與１９６６年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關起來的門背後進行，也更加有組織有系統，１９６６年時則常常在群衆集會上大張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這樣，在第三女子中學，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長被打死，三位教師受到暴力迫害後自殺，一共有四個人喪失了生命。
方婷芝老師教化學。她被關押的時候，一天中午被准許出學校上街買藥，她撞死在疾馳的汽車上。孫曆生老師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所謂“右派份子”，後來“摘”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擊和折磨。她上吊自殺。
一個在五十年代上過孫曆生課的學生說，孫曆生老師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很美的人，後來成爲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寫的小說《蝴蝶》中的一個人物的原型。那個人物有和孫曆生相似的經歷：一個參加了共產黨革命的年輕的知識女性，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和丈夫離了婚，在文革中自殺了。小說描寫了那個人物的單純和善良，但是對那個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說當然屬於虛構文學，作者可以編排自己喜歡的情節。問題在於，在文革中這樣的衆多的死亡不是虛構的，是真實的。然而，沙坪、張岩梅、孫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師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來從來沒有被允許清楚地記錄下來或報告出來。於是，孫曆生、沙坪們的死亡，以及這種死亡的異乎尋常的恐怖性，被掩蓋被忘卻了。在王蒙同時期發表的另一小說《布禮》中寫道，共産黨像是母親，母親有時會錯打了孩子，但是孩子決不記恨母親。這一比喻也多次出現在當時的官方報紙上。這一比喻被官方用來解釋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並指示普通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身受的迫害。這是一個什麽文學化的比喻？孫曆生和沙坪們的慘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殘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嗎？這個比喻意味著對生命的輕蔑還是對權力的迷狂？
文革後，１９７９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經調查沙坪之死。由於胡耀邦關於對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給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的指示，這個調查進行了一半就不能進行了。參與打死沙坪的人住在北京的軍隊“大院”裏。去調查的老師在“大院”的大門外被擋住了。不准他們進門。
寫於２０００年８月(//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