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浴火重生》書如其名

這是一本史書。它記載了中國的一群人、一組團體自1976年以來至今的活動歷程、心路歷程，它圍繞著一個重大事件：1989。

這又不是一本史書。因爲1989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沈沈黑幕之中。論及此事，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活躍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導火線索。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仍舊是活著的現實。而書中人物，也仍在繼續思，繼續行。

《浴火重生〞〞社經所與八九民運》，書如其名，它所聚焦的，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以及陳子明和王軍濤及其同事一批人：他們的背景，他們的理念，他們的活動，他們的遭遇，他們與1989年民運的關係。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大批參與者被判刑羈獄。其中刑期最長者是陳子明和王軍濤，均爲十三年。由於在事件裏二位並不像幾位學生領袖處於廣場舞臺中心，並非媒體的聚焦點，故部分海內外觀察家對此重判頗感驚異。然而，對於瞭解他們，對於瞭解社經所團體的人而言，是不會覺得奇怪的。因爲這合乎北京一貫的思維邏輯，也合乎他們及社經所團體對自己的角色的承諾。

十幾年後，他們及他們的組織〞〞社經所團體的活動，壓縮在這本書裏，回響著當年遙遠的喊聲呼嘯聲和履帶聲、映射著已漸模糊的人頭攢動青春面容血淚迸湧，鑄成了沈甸甸的回憶。雖然本書並沒有煽情和誇大，娓娓道來，行文節制，分析客觀，但由於點燃了十幾年前的烽煙，已使我無法靜坐入定，順暢閱讀。古井噴湧，殘夢重現，幾覽幾停，難以卒讀。到終於掩卷時，已如小病一場了。

簡單地說，本書勾勒出了社經所團體在1976年後特別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基本活動及其理念，輪廓是清晰的，描述是可信的。本書爲那幅壯闊的畫卷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填補了關鍵的空白，在有關那段歷史的多元 ？事中，理應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縫隙是如何打開的

穿越十五年的時間和萬裏之遙的空間，讓我們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國？一個全權主義強弩之末的社會中。人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恐怕是：

縫隙是如何打開的？民間的體制外的空間是如何出現和成長的？

回答了這一問題，就瞭解了本書的意義，社經所團體的意義。

擺在當時有識之士們面前的一個困惑是：在一個全權主義控制的社會中，組織如何可能？確切地說，體制外的公開組織何以可能？

前人的經驗是很難幫助人們解此難題的。

原因在於，首先，秘密組織、地下組織幾乎都被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政權力量消滅了，他們留下的，只是布告欄裏人格侮辱式的漫畫般的勾勒宣判以及絕密檔案裏的永不見光的蛛絲馬迹。它們如暗夜中的流星墜落，基本上不具有傳承性和連續性。這是1978年之前無聲的中國民間組織的總體圖景。

其次，其他共産主義國家的奇迹般獲得的突破及其公開經驗，譬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以至更早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等等……。這種在全權社會中獲得的突破，産生的經驗，幾乎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複製的。一旦出現過波蘭團結工會這種形態，由於其對其他共産政權的警戒效應，在極其敏感的防範措施下，其他共産國家就再也不可能再産生團結工會了；一旦捷克産生了七七憲章，匈牙利出現過裴多菲俱樂部，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壽命就到此爲止了。這些都是在世界史上不可重復的特例，一次性事件。

在“不可能”中發現“可能？

鑒於上述原因，要在共産國家的體制之外成立自己的組織，每一次都必須創造，每一次都必須賦有在“不可能”空間中發現“可能”的想象力，每一次都必須具備“無中生有”的行動技巧。

“無中生有”這就是社經所團體同仁所作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歷史創造力。但他們竟然做成了。雖然歷經艱險曲折，雖然付出慘痛代價，畢竟，它們已經留在了中國現代史上。本書所記錄的故事就是明證。

來看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

鄧小平在中國發動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實質上是全權國家的政治權力收縮的過程，意識形態弱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黨-國”體制到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過程。即，政府向社會放權。政企分開：政府將經營權、決策權、人事權下放給企業，將大部分經濟權力下放給社會。其次是中央政府將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在幹部管理、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方面，在政治決策和經濟決策方面，在稅收、財政和金融方面，改革開放後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大大增加。最後，政府對公民的管理逐漸放鬆，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有所增大了。

這一過程産生了日益強大的內部張力，原有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中共全權控制的社會結構已經難以承受這一沈重壓力了。於是，這一張力促使中國社會産生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80年代後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復活，並出現了迅速增長的勢頭。而民間社會開始復活，是以民間組織的出現爲主要標記的。

不難理解的是，處於這種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向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轉型的歷史階段，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破土而出，是一個極其微妙的歷史過程。各類組織單位，在很多情況下都帶有原“黨國”體制的胎印，難於一步到位，從而呈現出多元混雜、非驢非馬的過渡形態，並且各自生長的故事也異彩紛呈，少有雷同。各種成型的形態也各各不同，形形色色。

我們主要感興趣的，除了企業（私營、外資、合資、國營）外，是不以營利爲目標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點類似於國際上的所謂NGO（非政府組織）。基本上是指民間的服務性組織，它們較少或基本上不享有國家的經費資助，主要通過向社會提供有償性服務，或通過有關的國內外的基金會或民營企業支援而運轉。譬如，環保組織、家庭教會、商會、工會、農會、消費者協會、運輸戶協會、店主協會……等等。自然，八十年代後期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系統、知識界內的一些創造性的組織與交往合作方式，如：研究所、編委會、雜誌、報紙、書院、中心、函授大學……等等。

著名的有：北京《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含社經所團體各單位）、《走向未來》編委會，《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上海《新啓蒙》編委會、《思想家》編委會、《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中心》、《文彙月刊》，武漢的《青年論壇》編委會等等。在報紙新聞方面，也展現出了某種嶄新的面目，明顯地脫離了黨報的格局和軌道，如，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社會報》，北京的《經濟學周報》、《中國廣告報》，深圳的《深圳青年報》、《蛇口通訊報》、《特區工人報》以及蘭州的《西部晨報》等就是典型。

這些機構已經開始賦有了“半官半民”的性質。即，雖然它們仍須“挂靠”在某一單位名下，即在名義上登記註冊爲某一單位的（挂靠）下屬機構，但在經費籌措、出版宗旨、審稿許可權、人員安置等方面都是獨立自主的。有鑒於此，它們就不再是“喉舌”式的傳聲筒，而在某種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獨特聲音。

據初步統計，到1989年，全國性社團聚增至1600個，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個。

不同的民間社團 不同的民間性

於是，前述的基本問題：組織如何可能？其答案，也許就存在於這些研究所、編委會、函授大學等誕生發展過程的一個個具體而有創意的故事之中。

考究中國的“民間社團”的不同層次不同程度上的“民間性”，可以揭示出這一轉型時代的重要秘密。而“民間性”“自主性”的強弱，與當時這些組織的基本生存方式有關，這一方式是用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詞來描繪的，即：“挂靠”。

人們或許會問，何謂“挂靠”？何謂“挂靠單位”？

其實，所謂“挂靠”，名義上，它是中國體制內單位的向外延伸，是在“黨？國”內難於自主生存的組織通過註冊爲某一體制性單位的下屬機構的名義而獲得生存權。實際上，它卻正是對中國特色的“單位制”的一種弱化方式。

如所周知，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産制度下的所謂“單位”（工廠、學校、機關等），並不像現代社會的公司、企業，它並非一種純粹的經濟組織、並非主要追求盈利的團體。它其實是中國國家政權體系的延伸。中國當時所有在職人員必定在某一單位元元控制之下，從他（她）的經濟、政治、道德訓導、到教育、文化，直至每一職工及其家屬的生、老、病、死，無所不包，無所不管。單位是代表國家機器監控個人及其家庭的細胞組織，是政權的執行機構之一。在毛時代，國家是唯一雇主，單位元元是其分支機搆。某人被開除出單位，就意味著餓死。因此，單位對個人具有極其強大的控制力。中共的政治監控體系在城鎮主要就表現爲單位制這一龐大網路。在毛時代，中共絕對不能允許有其他組織與個人獨立、自外於單位制的天羅地網之外。

“挂靠”，就是把一個原本不容易合法批准的組織或社團納入到一個正規單位之下，名義上是把另一個合法的、可靠性較大的國有企業認作是自己的上級單位。實質上，是一個非正統組織被蔭庇在一張紅色保護性大傘之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謂“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所謂“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就是在這樣一些非正統的社團之中及之間，逐步生長起來的。而八十年代的“挂靠單位”這一郊外草地，在靜悄悄之中，確實繁衍出了衆多奇花異草，成爲當年社會中最富於生氣的因素。

如果仔細區分，可以發現，各種組織社團與其挂靠單位的親疏、遠近是各各不同的。譬如，以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原來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1987年末左右，上海另一所大學（即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的享有開明名聲的陳敏恒校長，正在試點施行教育改革，有心把該校辦成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式的、以理工爲主亦有重點人文社科長項的綜合性大學，遂邀請我前往該校創辦一所文化研究所。於是，文化所挂靠在該校，成爲一所賦有相對自主性的機構，在研究人員招聘，研究課題的確立以及研究經費的使用上，我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權，這與復旦大學哲學系與校方的關係是非常不同的。不久，我們又設法使上海《思想家》雜誌（筆者創辦並任主編）挂靠在研究所，這一挂靠關係就更加鬆散了。畢竟，研究所的研究員還是大學教員的編制，而《思想家》雜誌，在編輯人員的任命、稿件終審權方面，是完全自主的，校方從不過問。如，編委會成員就是來自上海、北京、南京甚至海外的，它與大學僅僅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因此，該刊獨立性已經使之公然能夠在當年中共的統治區域內亮出“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旗幟。同時，我們所編的一套叢書在1988年的中國就出版了像《新自由論》這樣的書（封面所印書名的英文即爲： New Lib er al ism新自由主義），書雖不厚，卻也系統闡發了當代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這些事件在原有單位內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它已經大大超出了“單位人”想象力的的範圍。

此外，當時還有種種不同的挂靠方式。譬如挂靠在首都鋼鐵公司名下的關於法制方面的研究所（記得有張顯揚、張宗厚等學者參與）等等……。總之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社經所的三大優勢

然而，環顧全國，比較各類的以挂靠爲生的單位，林林總總，在我看來，陳子明王軍濤及其同仁所創建的社經所是走得最遠的，獨立性是最強的，管理是相當專業的，實際操作上也是最有效率的。其中原因恐怕有三：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財政完全獨立，第二，相對於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流行的西方時髦思潮，他們有意識地發掘和堅守並不趨新的自由主義主流，第三，各成員都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奉獻犧牲精神。

自己給自己當老闆，這是社經所團體生氣勃勃，自主自立的基本條件。他們實現了自我籌資、自由選題、自主發表，爲具有獨立意識的學者提供從資料、經費到報刊發表、出書的一條龍服務。建立了一個分工合作、資源分享、統一調配（例如以暢銷書的利潤補貼可能賠本的學術書），以強大經濟實力爲後盾的綜合體。在系統各經營機構之上設立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基金會。由於有了一定的財政保障，因此在從事各項學術、社會乃至政治活動時就顯得遊刃有餘，不受掣肘。

中國知識界對於自由主義重新召喚，雖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旬才蔚成規模，但其實在八十年代已經初露端倪，而社經所團體則是重要陣地之一。九十年代海內外的自由派人物中，不少人或深或淺與社經所團體發生過聯繫。實質上這種聯繫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了六。四事件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精神關聯。

社經所團體是多年有心改造中國的一批理想主義者的組合。正如陳子華女士在本書主體長文中所表明的：“當局將社經所視爲‘三朝元老’也並不奇怪，因爲社經所團體的成員幾乎參與了中國1976〞1989年間各個階段及各種形式的民運活動和民間活動，包括四五運動、北京之春運動（民主牆和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叢書熱、書院熱、研討會熱、民辦研究所熱、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造勢、80年代的歷次學潮以及八九民運。”這使它堅韌不拔，曆久彌新，屢仆屢起。

簡言之，社經所團體的同仁創造了一種新的組合模式〞〞完全獨立的民間研究所的組合模式。這種模式倘能存活、發育起來，對於公共空間的出現，對於民間社會的生長，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努力是，社經所團體活動並不限於京城一隅，而是把自己的觸角伸向了全中國各地。這方面，天生賦有江湖氣和親和力的軍濤貢獻尤大。他們經常出入的武漢、深圳蛇口……等各個碼頭就不用說了。就是遠在上海的筆者，也被拉上“賊船”，應邀擔任了他們團體的社科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參加了幾次大型學術研討會和小型學術沙龍，（如京豐賓館召開的大型研討會以及在蛇口舉行的京滬港現代化理論學術沙龍，有三地學者參與），擁有很愉快的現場觀感與合作經驗。

六四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記得六四之前最後一次與社經所朋友的見面，是1989年3月14日，一個晴朗的春日。我計畫在北京借前門飯店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下午二時左右，應邀的客人已陸續抵達：蘇紹智、王若水、嚴家其、于浩成、北島、戴晴、王軍濤、包遵信、邵燕翔、張顯揚、陳平原、甘陽、王焱、蘇煒、黎鳴……四十多位“自由化知識份子”連袂而來，其中王軍濤、嚴家其、包遵信、黎鳴、張顯揚等都是社經所團體的幹將。正當萬事俱備，只待進場之際，飯店當局突然通知我，說是會場發生“電路故障”，無法開會（這是我一個多星期之前就訂好的會場，並且會前飯店一直告訴我一切正常）。事有蹊蹺，我只好說我們不用電也可開會，但飯店仍堅持不允。無奈之下，不得不轉移到附近陶然亭南華賓館。開始該飯店也滿口承諾，但人員抵達之後，卻遲遲不能進場，幾經訊問，不得要領。最後，圖窮匕首見，飯店終於承認：是北京市公安局不允許此會召開。我仔細觀察了一下，才發現早有兩三張陌生面孔一直隨隊在“精心護送”我們這批學人了。

回上海後，我們文化研究所仍與社經所團體多有聯繫，時時收到其活動的邀請，時時耳聞目睹他們的成績，一個月之後胡耀邦先生去世，他們更是忙得腳不沾地了。當時，自己是親身切切實實地感受到這個特別的民間組織的事業正飽含生機、蓬蓬勃勃地在中國特殊的大變遷時期的成長和壯大。

然而，命運之神常常是難於預估的。正當社經所團體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1989年“六、四”淩晨鐵甲轟鳴的聲音使它嘎然而止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團隊頓然而散，成員各各被抛入了不同的人生客棧，有秦城監獄，有遼陽苦役，有荒山野林，有異國他鄉，有象牙書齋……。十五年過去了，在各自的煉獄中“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社經所團體同仁們，雖然備嘗酸甜苦辣，甚至有人也經歷了各種錯失和跌落。但畢竟沒有完全倒下去，畢竟沒有忘記當年的夢，曆盡劫波之後，他們終於在這本書裏相聚了。當然，在這裏，他們唏噓話當年，並非“白頭宮女話玄宗”，而是更多地聚焦於未來了。……

迎接新的歷史關頭

不必諱言，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即將降臨，經過十五年滄桑，當年的風雲人物，雖已兩鬢成灰，然而，早年之夢猶在。人們也注意到，在新的歷史際遇中，又一輪回已隱隱萌動，中國進入一個公開的政治競爭的情勢已經爲期不遠了。屆時，可以預計，書中的一些角色不可避免地將要在公衆輿論的火力下生活、表演，面對批評意見，面對激烈的批判，甚至還要面對“誅心之論”。這本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有志於在政壇上一顯身手的精英們必須預先做的家庭作業。可喜的是，筆者注意到，這種情況已經預先出現，對子明軍濤的批評已經在各種傳媒中，在公共生活中出現。對此，有人頗有憂慮。在我，卻感到大可慶倖。說到底，子明軍濤他們所追求的，正是這種可以對（作爲政治人物的）自己能夠無顧忌地批評的局面出現，而且是制度性的無顧忌無恐懼批評的局面，這並非中國古代的所謂“宰相肚裏能撐船”，假設他不撐船了你怎麽辦？依賴個人作風的大度寬厚並非長治久安之道。輿論與政治人物的正常互動，甚至尖銳對峙，正是我們的基本制度性目標之一。如果我們達成了這種生氣勃勃而又寬容說理的狀態，正表明我們提前進入了現代政治文化的境界。無疑是國人政治風度和整體政治文化的福音。

另有一點，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特別是在“清流”的士大夫傳統中，有一種視政治爲“骯髒”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實際上，以政治爲志業，與其他職業場，如學術、商業、藝術……一樣，都有骯髒的人和事，也都有乾淨的人和事。職業並不是骯髒的構成要素。實際上，無論在什麽領域，任何權力都同樣具有自我擴張和趨向腐敗的內在指向，因此都需要他方的權力來制衡。（如果深入瞭解學術、商業、藝術等各界，其中黑幕並不比政界差）。政治權力之所以受到如此高度的關注，無非是因爲它的影響面涉及每個人從而更爲廣泛，因而在憲政民主國家發展出了一套精密的制度性制衡措施而已。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人物道德上就比其他職業者低一等。事實上，在歐美諸國，據我觀察，並沒有中國讀書人那種怕沾政治髒了手那種病態的潔癖。從政，無非職業的一種而已，既不更高尚，也不更低賤。至於人們喜歡拿政客開涮，喜歡盯著政客的一言一行，也無非是因爲政客錯了，影響大，大家都得“兜著走”，而不得不嚴厲看管著而已。所以，在中國社會，形成某種以平常心看待政治人物的氛圍，我想也應當是建立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至於政治人物本身，對自己的“責任倫理”的修煉提升，恐怕也是社會對他們應有的基本期待。

筆者本人，對社經所團體的老朋友們是抱有相當高期望的。記得在中國最後一次見面（即前述《思想家》創刊發佈會）後，軍濤用車把我送回所住旅館，並在我房內又聊了一陣子。送他出門時，已是暮色沈沈。望著軍濤消失在京城暮靄中的身影，估量著社經所乃至國家的可能命運，頗多感觸。沒有想到的是，自別後，從此天各一方。再次見面時，已經是七年之後在美國了。但當時分手時的彼情彼景，栩栩如生，卻是永遠銘刻在了腦海裏，蕩久彌新，蕩久彌深……。

──轉自《北京之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