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啟事﹕全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籌委會有獎征文活動已正式展開﹐歡迎各界踴躍投稿﹐詳情請瀏覽//www.89-64.org或電郵至64-15@hotpop.com。)
以下是我不帶感情色彩的客觀記錄。
四月紀事
1989年我大學剛畢業﹐在政府的一個小機關裡當小職員。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覺得他只有73歲﹐未免有些早。雖然家住在西郊大學區的核心地帶﹐並不知道大學裡面的悼念活動。後來報紙上報導衝擊新華門﹐我才知道出事情了。大概20號左右第一次和同學去人大﹑北大看大字報。那時聲勢還不大。4月22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坐了一夜﹐等第二天聽追悼會。我們單位在電視轉播追悼會時﹐大家也去看了﹐當時好像完全不知道學生在天安門跪遞請願書之類的事情。本來以為事情已經過去了。但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一出﹐學生們群情激憤﹐導致4月27日大遊行。
後來聽說﹐426社論是李鵬帶領陳希同等在424政治局常委開會後到鄧小平家彙報後﹐由鄧小平定的調子﹐有主管宣傳的胡啟立領着人民日報社的幾個筆桿子連夜趕出來的﹐裡面有不少是鄧小平的原話﹐所以後來鄧小平絕對不肯讓步。好玩的是﹐胡和社論的主要起草者後來都因為支持學運或者立場不堅定而被整肅。中共官僚說謊已經是一種習慣了。所以公開發表的東西全部不是個人的東西﹐都是官腔﹐不可靠的。
4月27日大遊行我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上班才由同事們告之。我們單位的司機出車也被堵了。後來了解的情況﹐據說學生們在出校門前都壓力很大﹐也有很多學生主張不要出校門。好像北京農業大學因為比較遠﹐是最早衝出來的﹐大家在白石橋沖破了第一道軍警的封鎖線﹐在西單是市民在前面沖垮了警戒線。覺得能上街就是一個大勝利﹐何況政府承諾直接對話。但又覺得學生們喊出“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類的口號﹐實在幼稚﹐這是授人以柄。我以為只能提反面的口號﹐如反腐敗﹑要改革之類。果然﹐教委何東昌後來一方面說這樣口號表明多數學生支持共產黨﹐另一方面又說﹐這樣喊口號是有幕後黑手（長鬍子的人）操縱﹐總之一魚兩吃﹐全不顧兩者內在矛盾。
我的單位是處級﹐下面有幾個科。處長﹑書記是工農幹部﹑小官僚﹐對“知識分子”很反感﹐自然不支持學運﹐但也不敢太放肆罵學生﹐因為他們手下的蝦兵蟹將百分之百都是大學生﹐他們還要我們給他們做事﹐再者因為沾了首都的光﹐他們的孩子也都是大學生。所以他們基本上採取淡化的策略。六四後整頓﹐我等反革命們氣焰很囂張﹐要求多開會﹐認真學習。處長等堅決反對。我開玩笑說他們是“以生產壓革命”。我們的幾個科長都是77﹑78兩屆的大學生﹐都很支持學生﹐一個升了副處的老油條說話圓滑﹐但私下我知道他是同情學生的。只有我的科長比較保守﹐不讚同學生鬧事﹐主要是覺得鬧不出名堂﹐不是支持開槍。其他人裡只有一個我的大學同學持不關心態度﹐其餘都積極支持和熱心參與。平時大家不談這些事情﹐這時候才看出各自的政治態度。幾個老傢伙﹑小官僚則是一如既往的混日子。
我的科長為了免得我亂跑﹐死活讓我出差。我在外地看到袁木等5月29日的對話。這些傢伙都很無恥﹐學生們則很幼稚﹐沒有提出比較尖銳的問題。例如﹐北京市政府秘書長陸宇澄（大概是玉宇澄清的意思吧）僻謠說﹐4月20日晚軍警驅散新華門前學生時﹐沒有用皮鞋﹑木棍打人﹐這和後來遲浩田國防部長訪美時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是一樣的無聊﹑無恥﹐因為軍警們用皮帶打人了。袁木則說學生不能和政府平起平坐－－這時候人民公仆就應該騎在人民頭上了。
五月紀事
外地人和我們的想法不太一樣﹐我去出差的地方被稱為“小解放區”。51後繼續出差﹐到五月6﹑7號才回來。這時候54遊行已經完了。報社記者首先響應學生遊行。趙紫陽54和對世界銀行兩次講話也發表了﹐我看着和426社論也沒什麼區別﹐都是說主流是好的﹑一小撮不好的意思。但也聽說胡啟立和新聞界對話﹐我的老伯阿姨們內部消息說他“得分”﹐總之覺得比較樂觀﹑知道中央內部可能有分歧。
經常去看大字報﹐覺得大學生沒有後勁﹐沒有目標﹐運動沒有辦法繼續。中共組織控制太嚴﹐政治活動完全沒有生存空間。514知道學生絕食﹐依然出差中。517回到單位就請病假﹐這以後幾天就天天從海淀騎車到天安門廣場﹐想進去找同學﹐又怕給學生添麻煩﹐所以就在外圍打晃﹐和市民們聊天﹑討論﹐當時中共一天退一步﹐先是趙紫陽半夜裡代表中央講話﹐接着五常委去醫院看望絕食學生﹐再518李鵬接見吾爾開希﹑王丹等人﹐再519早晨趙紫陽來天安門廣場。所以有的時候我很樂觀﹐覺得也許再堅持一下中共就會讓步﹐因為中央很明顯的分派了。有些組織如總工會﹑共青團﹑還有十校長﹑民主黨派等都出面了﹐我覺得這些很重要﹐因為中共統治依賴組織力量﹐一旦有組織敢於出面﹐中共很可能內部崩潰。但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沒有實現﹐雖然北京多數機構都參加了遊行﹐也打出了自己的旗號﹐但除了教﹑科﹑文以外﹐沒有真正以組織名義出面﹐所以中共組織雖然癱瘓了﹐但沒有成為學生這方面的有效的支持力量﹐這使我又懮心忡忡﹐覺得不樂觀。
戒嚴紀事
519晚上睡的很早﹐因為前一天整夜在外﹐有30多小時沒有睡覺。朦朧中聽到“雷鳴般”的掌聲﹐這是我父母在看李鵬的戒嚴大會。因為文革時候﹐我家住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的地方﹐那時候常聽到這種人造的掌聲﹐太誇張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給科長打電話說因為生命安全沒有保證﹐所以不能上班了。我的科長也極力讚同我不來。
我就騎車向西﹐一路無事﹐直到青龍橋才看到軍車﹐已經被堵住。看到有低年級同學已經公然自居領袖﹐在那裡維持秩序。有很多市民再向車上士兵做解釋工作。記得有一個一頭斑白的北航副教授﹐聲淚俱下﹐但士兵無動于衷的樣子。我想士兵多來自農村﹐這裡演說者多在空談反腐敗﹑民主﹑自由﹐恐怕不能打動他們﹐便向他們講述農村和軍隊的腐敗﹑城鄉不平等之類的事情﹐都源于中共統治﹐因為我經常出差外地﹑又有軍中朋友﹐對這些頗有了解﹐講了半天﹐口干舌燥﹐也不知他們聽見多少﹐都還是無動于衷的樣子﹐這大概都訓練出來了。
有人送冰棍﹐士兵開始都不收﹐大概是紀律。後來他們的長官大概看老百姓勢頭太大﹐才收下來。士兵在軍車棚裡很熱﹐開始時候一言不發﹐很久後才開始說支持反腐敗﹑戒嚴不是針對大學生﹑決不向學生開槍之類的話。但不知道幾許是真心﹑幾許是應付。後來士兵們不得不和市民打交道﹐因為他們要小便﹐不得不下車﹐一下車就有好幾個市民左右挾持陪同。我早晨剛到青龍橋時﹐打先鋒的幾輛車一直試圖沖走﹐後來大概有上級命令﹐才停下來。
回家後知道各地軍車全部被截﹐這大概是鄧﹑李中共高官們完全沒有料到吧。但聽說有幾個地方（好像大興縣）士兵向市民打V形手勢﹐說“我們不進城﹐回營去了。”市民們夾道歡送﹐送水送飯﹐讓我覺得老百姓真的善良好欺﹐我覺得應該把士兵軍車當場扣下﹐就地圍困。多數軍車都退走了﹐肯定回去重新集結。
這些天謠言很多﹐如要空降廣場之類。520晚上睡覺就沒有脫衣服。躺在床上﹐靜聽外面消息。半夜聽有人喊軍隊要進城﹐請老師們救學生等。我就跑出去騎車。看見我家鄰里十幾座居民樓只有5﹑6家亮了燈。路上也沒人﹐心中十分恐懼﹐覺得這回要“風蕭蕭兮易水寒”了。但還是硬着頭皮騎了出去。及到大街﹐才放下心來﹐街上人山人海﹐把332路公共汽車橫在馬路上﹐完全叉住道路。從中關村到西苑大概有3﹑4處路障﹐西苑是把路邊賣菜大棚橫在路上﹐第二天一早又給挪回去繼續賣菜。人們都很自覺的幫手﹐效率很高的搭拆。
這一夜也平安無事。之後2天我都在天安門廣場度過。各種消息傳來﹐有好有壞。讓人神經高度緊張﹐心驚肉跳。市民不進廣場﹐只在外圍聊天﹑交換意見。不管意見是否相同﹐大家都能心平氣和的認真傾聽。這真是從來沒見過的。我當時希望鄧李支持不住﹐垮臺。聽到兩帥﹑七上將的表態特高興﹐因為這標誌着中共內部分裂公開化﹐並且是個人站出來公開挑戰鄧李權威﹐七上將的表態被證實是真的。
大家絕大多數都主張堅守﹐我是主張撤退的。我父親是老共產黨﹐覺得中共一貫流氓﹐手狠心黑﹐肯定會動手。我也覺得會動手﹐但我又希望有奇跡發生。理想和實際衝突﹐希望鄧李楊一下子倒了。但內心知道這種希望其實不可能﹐只是不甘心。但多數市民陷在一個死套裡﹐他們相信共產黨要為人民服務﹐所以不可能開槍﹗記得當時有一個中年人拍着胸脯說﹕“我有三十多年黨齡﹐共產黨不會開槍。”所以他堅決反對撤退。
我問他﹐“李鵬渾不渾蛋﹖”
他說﹐“當然渾蛋。”
我接着問他﹐“對李鵬是否還抱有希望﹖”
“當然不抱任何希望。”他是堅決要求李鵬下臺的﹐主張“李鵬不下臺﹐我們天天來﹗”
“既然如此﹐李鵬這渾蛋﹐他為了保住權位﹐有什麼不敢做﹐他為什麼不敢開槍呢﹖”我質問他﹐他回答不出來。但大家還是堅持相信中共不會開槍。這是中共幾十年的教育成果﹐不是能用幾句話能改變的。
我曾經把撤的想法告訴學生糾察隊之類的人物﹐請他轉告學生領袖們﹐但我自己很膽怯﹐學生們又忙忙碌碌﹐終於只是馬後炮而已。
局勢漸漸平靜下來﹐527我的科長來電話﹐讓我上班。但我越來越不安。這樣拖着﹐老百姓沒有組織﹐很被動。而明顯的軍隊在重新組織﹐各省都在表態﹐中央內部在取得一致﹐國外訪問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也被招回﹐扣在上海﹐市民在中央內部的同盟軍全軍盡沒。鎮壓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我問父親“這不是要血流成河嗎﹖”我知道除非衝鋒槍開路﹐軍隊絕對沖不進來。他回答說﹐“是的。”我覺得無能為力﹐有被放在案板上等着挨刀的感覺。
還記着這幾天發生的一些小事。526晚有雨﹐我母親的年輕助手小李夫婦冒雨去“站崗”。結果發現街上的人比前幾天更多。大家都是一樣的心思﹐怕雨天讓解放軍鑽了空子。我叔叔的工廠在郊區﹐很多工人都是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去天安門廣場“上班”﹐這些天居然沒有影響生產。嬸娘的鄰居是個體戶﹐有個小賣部﹐這時候停業﹐天天平板車拉着食物往廣場送。這些都是自覺自願的行動。電視臺採訪﹐在長安街街頭攔住一位騎車的工人老大媽﹐絕對不是什麼精英模樣的東西﹐很普通的樣子。她對記者說﹐北京本來沒動亂﹐但現在很怕。士兵拿着槍很容易走火﹑傷人﹐那就會造成動亂。作為首都公民﹐我們能夠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夠維持好秩序。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有了這種主人公精神﹐真可以創造出難以想象的奇跡。
在北京郊區﹐政府也在組織反遊行﹐各政府單位按比例抽人﹐農民是抓壯丁﹐但給補助﹐一頂草帽﹐幾根油條或者十塊錢（當時很多了）﹐結果電視上看到有人打反了旗幟﹐還聽說有喊錯口號﹐喊出“打倒李鵬”﹐簡直是笑話。
逐漸的人們疲憊了﹐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政府方面沒有“消聲”卻全部“匿跡”了。北京人全憑着自己主人公的責任感自己維持着整個城市的運作。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我也懈怠了。6月3日星期六﹐上班時候聽說6月2日夜裡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有數千身穿白襯衫﹑軍褲﹑平頭的便衣軍人從東長安街方向跑步向天安門廣場強行進發﹐在呼家樓一線被市民堵住並被驅散。最後茶缸﹑飯盒丟了滿地﹐狼狽而去。當時大家都很快意。又聽說西長安街上翻了電視車﹐死了軍人。似乎是一般車禍。到了傍晚﹐又聽說中午開始﹐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帶﹐發生警民衝突﹐一輛軍方的小麵包車被大學生截住﹐裡面有空槍﹑菜刀﹑木棒等凶器。後來警方使用催淚彈﹐造成數人受傷﹐其中有一個小孩子。警方奪回汽車﹑武器。最初聽到這些消息﹐都沒有注意﹐事後想來﹐這些都是佯動﹐為鎮壓製造借口。試想﹐孤零零的一個小車﹐裡面是幾把菜刀﹑木棒﹐大搖大擺的公然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什麼意思嗎﹖真運人馬﹐都是從地下走﹐直接從廣場兩側的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出來。以上的事情﹐就是為造成一種打軍人﹑搶軍火的假象﹐為鎮壓找借口。後來好像看到某軍史﹐承認了這一點。
63下午﹐單位的人三點鐘以前都回家了。我也打算回家看電視﹐富士通圍棋半決賽。正要走﹐領導來了﹐傳達上級文件﹐讓大家今﹑明兩天去廣場勸自己的親朋好友自行離開。這當然也是煙幕了。但到下午三點才傳達﹐實在沒有什麼效果了。可見當時中共黨政組織系統完全癱瘓﹐只能靠軍隊系統了。
六四那一夜﹕木樨地的槍聲
63晚六時﹐一個朋友找我去北大看大字報﹑聽廣播。大約8時左右去另一個朋友家﹐才知道電視6時半開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朋友知道要出事﹐勸我們不要出去了。但一則我們消息閉塞﹐以為這星期學生市民活動都逐漸沉寂﹐覺得不會有什麼意外（我還想着領導要我明天去天安門廣場勸朋友回家呢﹗）再則我們都是愣頭青﹐什麼也不在乎﹐一個多星期上班沒有出去﹐悶的慌。所以還是決定去天安門﹐我們特別想看民主女神像。
一路上人很多﹐沒有任何緊張氣氛。又遇到一個朋友﹐三個人走走停停﹐在釣魚臺路附近看到市民攔住一卡車“首鋼工人民兵”﹐拿棍子戴柳條帽﹐也不知道真假﹐實在有點像“外星人”﹐大家和他們混鬧﹐教育一番﹐反正不讓他們往天安門方向去。
大約9時多﹐忽然聽到三聲巨響﹐開始時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是槍聲﹐因為太響了。我們過去也沒聽過槍聲﹐我們的經驗都是從電影裡得來的。又是晚上﹐比較安靜﹐所以以為是打炮﹐又覺得放催淚彈也不用打炮啊﹗三個人都很疑惑﹐我們忙向前趕。很多市民亂哄哄的潮水一般從長安街方向向我們湧來﹐有人說“開槍了﹑快回去”之類的話﹐我們也不聽。
到達木樨地時﹐軍隊先頭已經沖過京密引水渠的大橋﹐佔據了西長安街的橋頭﹐可以看見橋西面是熊熊燃燒的公共汽車。街南面是公寓﹐市民們都站在街北釣魚臺路上﹐這裡比較有縱深﹐街上人很多很密集。大家一起喊不許進城﹑反對戒嚴﹑不許鎮壓學生之類的話。軍隊那邊為首的是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又混着幾十個頭戴鋼盔﹑手持盾牌﹑木棒的軍人﹐不知道是武警還是特種鎮暴部隊。大家不約而同的試圖沖上去﹐一近身熱武器就不起作用﹐市民人多可以擋住軍隊。我知道決戰時刻到了﹐既然開槍﹐就彼此都無退路了﹐當時覺得只要能把軍隊堵住一夜﹐鄧李楊就非垮臺不可了。我和朋友都沖上第一線﹐但離軍隊還很遠﹐至少的有4﹑5十米吧﹐扔石頭還夠不到﹐對方就開槍了。槍聲開始頻繁起來。最先上去的傷了幾個﹐大家都退回來﹐軍隊就停止射擊。大家又往上沖﹐又開槍﹐再退回來。如此幾回﹐人們越退越遠﹐大概出了軍隊的警戒線﹐那邊就不開槍了。開始有人說這是橡皮子彈﹐不要緊。後來見傷的人多了﹐開始罵“土匪”﹑“法西斯”﹐那邊就開槍回應﹐彈壓一番。軍隊在清路障﹐也可能在整頓等時間﹐並沒有馬上東進。雙方就這樣對峙着。
軍隊並沒有打個不停﹐可能也沒有直接對人打槍﹐我看到很多打在我們前方柏油路面上濺起的火星兒。但這事情我沒有經驗﹐只能以後聽開槍者怎麼說了。子彈很快﹐一般不會感覺到﹐一個子彈打中我身邊的一輛自行車橫梁﹐鐺的一聲﹐濺去火星來﹐才知道有個子彈從身邊飛過。
我眼睛不好﹐又不喜歡戴眼鏡﹐又慌亂的很﹐只能看清楚身邊的人。印象比較深的﹐被抬下來的人中﹐有一個男人傷在脖子上﹐一路上往外冒血。我退到後面時﹐又看到一個中年男子傷在肚子上﹐敞着懷﹐坐在平板車上﹐血濺的有一尺多的圓形﹐肚子上全是小血珠。有人說這是達母彈﹐我覺得不會﹐鄧李楊大概還捨不得浪費昂貴的開花彈來對付我們這些命不值錢的小老百姓。子彈力量很大的﹐也許就會傷成這樣吧。還記得一個年輕女子被傷到肩膀。他們當時都還活着﹐但傷在頸子上恐怕很危險了。身邊還有傷員走過﹐太緊張了﹐沒有深刻印象。地上留下一串串血跡﹐有些時我們剛到時就看到了。
我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歷史關口了。肉體擋不住子彈﹐我知道這次運動失敗了。但我們總可以做個見證人﹐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和朋友們離開了木樨地﹐騎車從長安街北面的一條街道繼續向東行。
六四那一夜﹕長安街上
我和朋友騎車向東趕﹐先後到了工會大廈和禮士路在長安街的交口﹐路上都站滿了人在那裡罵大兵。我們比軍隊先到﹐他們要清路障﹐又是步行。但是在長安街上正面和軍隊對峙的大學生比我們先退下來﹐所以這裡的市民都已經知道開槍傷人的事情了。長安街上橫着幾輛大公共汽車﹐有幾個大學生在那裡擺弄和點火。後來那些當兵的冒着大火沖上去﹐把“火車”推走﹐表現很“勇”。
軍隊（後來知道是38軍的部隊）沿着西長安街由西向東開過來﹐頗有“鬼子進村”的感覺。先頭部隊也開槍了﹐但因為沒有多少正面抵抗﹐打的並不激烈。大概他們也想儘快趕到天安門廣場吧﹗禮士路口﹐老百姓罵的凶﹐那些鋼盔盾牌木棍突然沖過來﹐打我們一個促不及防﹐沖散大家。其實只有十幾﹑二十幾個人﹐我正站在路邊﹐就喊圍住他們﹐他們動作神速﹐打一下就縮回去了。因為路口邊上是一米多高的鐵柵欄擋着﹐兩邊的人翻躍不及﹐只能眼看着他們跑回去。
這時候很亂﹐我知道已經不可能再做有效抵抗﹐我也不想就這麼糊塗死掉﹐就拉了朋友溜到長安街路邊的大樓下面藏身。雖然當時形勢滿緊張﹐我還沒有太慌亂﹐我觀察當時軍隊專門打街道上的人﹐路邊比街道上安全。“溜到路邊”這種做法實在有點“卑鄙”﹐因為有讓街上的人當替死鬼的味道。但當時也就是下意識的反應﹐沒有想那麼多。再者當時的氣氛﹐大家都憑着一口正氣﹐多數人都不肯退卻和藏身﹐可誰也不想白死﹐也沒有組織﹐只能自謀生路了。
我們站在路北國家海洋局大樓下﹐想着他們總不會向政府機關亂開槍﹐當時覺得自己實在很聰明。哪想到先頭部隊過完﹐掩護車隊兩翼的軍人沖上人行道向路旁猛烈掃射﹐我們就藏在大樓腳下﹐只能沿着大樓向東跑﹐他們也在東進﹐就變成我們被“追殺”了。我的涼鞋也跑壞了﹐雙方只隔2﹑3十米。火光中清楚的看到一個兵一邊掃射一邊狂笑﹐心中恨極了﹐竟然拾到一截破椅子腿﹐想着拼了。現在以好心想來﹐那小兵也許不是在笑﹐而是射擊時震動很大﹐所以造成臉部肌肉亂跳﹖對方人不多﹐但有火器﹐最後我們被趕進一個死衚衕。總共有8﹑9個人﹐還有一位扛着攝像機﹐問我們感想﹐大家彼此望望﹐都不敢說話。我幾次想說﹐都憋回去了。膽子小啊﹗衚衕裡只有兩個四合院的小門樓藏身﹐大家縮在裡面﹐彼此緊緊的擠在一起。一個大兵端着槍站在衚衕外﹐我害怕極了﹐覺得這回可完了﹐這麼死太窩囊了。結果他沒有進來﹐往前走了。這一段我一直在路北﹐後來聽說路南居民樓裡﹐傷亡更大。
我們出來後取了自行車﹐繼續走小衚衕到了復興門立交橋﹐呆在西面的引橋上。這裡很開闊﹐路上的市民略少些﹐沒有抵抗﹐只是在罵。軍隊的前鋒已經過去﹐橋上軍車過個不停﹐不時打幾槍。一響槍﹐人們就趴下或者蹲下。我覺得射擊的不密集﹐大概一百個也傷不到一個﹐不必緊張﹐所以和我的朋友站在那裡不動﹐還在向前湊活。前面一兩米的地方也有一位和我一樣的站在那裡﹐突然一下子就臥倒了﹐就像中學生物課的青蛙脊髓試驗那樣﹐身子突然僵直﹐平摔下去。我當時還想﹐哇操﹐這斯臥倒技術真高﹗然後聽到他呻吟﹐才知道被打倒了。傷在腿上﹐我上去拖他﹐這老兄太胖﹐拖不動。叫人也沒人敢上來幫忙﹐後來還是我一個朋友上來幫忙﹐我們一起把傷員拖了六﹑七米遠﹐然後就有人幫着﹐抬上平板三輪車﹐大概送兒童醫院了。
我的一個朋友這時走散了﹐自己回家。軍車過了很多﹐槍打的少了。不少市民上了自行車道﹐坐在馬路牙子上。我朋友和一個退伍軍人看車牌猜是哪支部隊﹐津津有味。我們兩位“憤青”就是這樣﹐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也不能給我們壞心情。不時有坐在駕駛室裡的軍人向天鳴槍﹐來一梭子過癮。偶爾後車廂裡也打幾槍。他們還喊口號﹐基本上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四句﹐還有“保護學生﹑打擊暴徒。”車隊開開停停﹐不見尾巴。有一個學生想上前搭話﹐那前座的軍人不許他過去﹐就開槍﹐打在他前面的柏油路面上﹐濺起火星兒﹐大學生他還往前走﹐又進一步﹐就打了好幾槍在他前面的地上﹐大學生還要向前﹐有人把他拉回來。這時還有一個灰制服的平頭便衣也在路旁﹐嘴裡罵我們找死﹐讓我們撤下去﹐大家都不理他。大概他走的太勤了﹐大兵也朝他開了槍﹐他叫着娘一溜煙跑了。我們坐在那裡不動﹐就沒事。
以前只是電影上看﹐這一次我親身見識了我們的雄壯軍威。
六四那一夜﹕恐怖的廣場
題目很嚇人。其實若和長安街上的情形比較起來﹐天安門廣場可算是“平安無事”。恐怖只是我自己的感覺而已。
因為想去天安門廣場﹐所以我和朋友坐在復興門立交橋上耗時間。長安街不能走﹐小衚衕也斷了。只能走二環路（就是復興門橋下南北向的道路）。打算等軍隊過一過再走﹐如果馬上走﹐在立交橋下騎車會被打活靶。
所以再往東的長安街上的事情就沒有目擊了。後來聽現場的朋友講﹐西單﹑六部口一帶﹐大學生比較多﹐好像大家排坐在街上﹐傷亡比較大﹐我的朋友也被追到小衚衕裡去了。我另一個朋友在新華門邊的紅牆下趴了一夜﹐不敢動﹐據說“子彈在頭頂上飛個不停﹐身邊的人都沒有回來。”（這後半句我不太相信。）二十多歲的大小伙子回到家中﹐一句話說不出﹐只是掉眼淚。再一個朋友在西長安街路邊的民族文化宮附近。他說在軍隊到達前﹐民族文化宮中衝出數千武警﹐手持盾牌﹑木棒﹐被市民趕了回去﹐據說盾牌上的綠漆都被下雨般的石頭砸掉了。可見不用衝鋒槍開路﹐軍隊絕對進不了城。
我們倆個沿二環路到了和平門附近﹐看到對面路上有軍隊的方陣﹐“嚴陣以待”。和為數不多的市民對峙。我們倆個着魔似的非要去天安門看看﹐先要利用大路旁的灌木掩護從自行車道邊上溜過去﹐發現也有軍隊﹐過不去。後來市民漸漸多了﹐發現這支軍隊是不開槍的﹐大家一擁而上﹐有控訴的﹑有推搡的﹑有質詢的﹐這裡的市民行為都是和平的。雖然有少數年輕工人模樣的人要揍大兵﹐但都被拉開了。後來了解﹐各地那些被打的比較慘的解放軍基本上是即沒有開槍﹐又“玩命兒”往天安門廣場沖的部隊﹐才和市民發生激烈衝突。尤其是在大家聽說開槍﹑看到死傷者以後﹐有市民情緒失控﹐但多數大學生和市民都在制止對無辜士兵施暴。還有把士兵救到家中的。
我們越過了這支部隊﹐到天安門廣場大約一時半左右。我和朋友先騎車轉了一圈。東西長安街都被軍隊佔領﹐但天安門城樓前面還沒有軍隊﹐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前似乎已經坐滿了徒手的士兵﹐黑壓壓的一大片。我們先瞻仰了民主女神的彫像﹐知道它存不過天明瞭。有跑到歷史博物館松樹牆下躲着﹐想看一看東長安街上的情形。週圍很多人﹐結果軍隊突然開火。我們趴在地上﹐對面什麼也看不見﹐等槍聲熄了一會兒﹐就撤下去了。我們又跑去西邊的路口﹐西長安街上雖然戰火紛飛﹐這裡卻可以和軍隊接近﹐我們坐在馬路沿兒﹐和軍隊只有3﹑4米遠﹐我的朋友還和一個軍官說了幾句話。廣場東南方向的市公安局門前有幾十個手持盾牌﹑木棒的武警﹐對面是幾十個市民點燃汽水瓶做燃燒瓶﹐雙方對峙﹐你來我往。有一個人給我燃燒瓶﹐我自思扔不過去﹐拒絕了。在前門城樓下面的時候﹐珠市口方向又有槍聲﹐然後大隊士兵跑步沖來﹐但沒有開槍。我的朋友比我還愣﹐推着自行車站在橫在馬路中間的公共汽車前﹐我說你這不是找死嗎﹐路旁是鐵柵欄﹐沒處跑啊。我們把自行車推走﹐這時候就和朋友走散了。
我們在廣場漫游時﹐目擊了一輛坦克在廣場前橫衝直撞﹐後來熄火了。我離坦克大概只有十幾﹑二十米吧﹐後來電視上有播這個鏡頭。也遠遠的看到民主之神像被拽到。基本上廣場上沒有發生什麼大衝突﹐只是人漸少﹐大學生（後來聽說還有工自聯的人）都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集中。我覺得既然士兵喊“保護學生﹑打擊暴徒”﹐而且軍隊已經佔據了絕對優勢﹐對廣場形成合圍之勢﹐那麼大概不會發生長安街上的那種大流血了。但我這樣在廣場上晃的無主孤魂卻正好歸入“暴徒”一類而予以嚴打的。
大約三點多﹐軍隊廣播要清場﹐命令人們離開。我還在無目的的一個人在廣場晃﹐可能希望遇到熟人吧。也想堅持到最後再撤﹐反正一貫頭腦冷靜的我也有一點混亂了。突然廣場上燈全滅了。設在紀念碑臺基上的學生廣播站受到軍隊襲擊﹐槍聲大作﹐後來廣播站就沒聲了﹐大概是被摧毀了吧。等到再亮燈時﹐天安門廣場已經被持衝鋒槍的士兵完全包圍﹐他們站成一排人牆﹐密不透風。
我陷入極度恐懼之中。我打定主意絕對不去紀念碑﹐我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既怕被軍人認作暴徒而連累學生﹐又怕被學生當作雷子造成誤會﹐這些都可能給人口實引發衝突。所以只能象沒頭蒼蠅一樣四處亂撞﹐只覺得時間過的太慢﹐“等死”比“死”更可怕。腦子裡亂七八糟的事情都紛涌出來﹐最怕的不是死而是受傷﹐怕單位領導要整我﹐真是莫名其妙。這些是束手無策﹑無依無靠時的頭腦混亂吧。
我也聽到了大學生們撤退不撤退的爭論﹐以及侯德建﹑劉曉波呼籲撤退的講話。印象最深的是侯德建的聲音﹐我覺得他嚇壞了。其他的講話者好像都沒有通名﹐所以我一直以為沒有學生領袖講話（我當時知道的學生領袖就是王丹﹑吾爾開希和柴玲三人）。加上幾天後吾爾開希就逃到香港﹐而柴玲也有錄音﹐好像他們在廣播中說死了幾百至幾千人（當然不是事實）﹐所以我一直以為他們都先撤了﹐不知道廣場的真實情形。大學生們用喊聲的大小決定是否撤退﹐似乎不撤的聲音大﹐但侯德建等說撤的聲音大﹐於是大家決定撤。
軍隊開始廣播﹐要廣場上的人離開﹐大家不知道從哪裡出去﹐大兵的人牆沒有缺口﹐我們剛湊過去就被警告﹐他們都端着衝鋒槍﹐我們只好退回去﹐在紀念碑前打晃﹐後來大兵大概有新命令了﹐才看見有人從士兵的人牆中鑽出去了﹐於是我也咋着膽子從西南方向擠出去。大兵們沒有留難﹐我溜出去後才松了一口氣。
命運完全被別人掌握﹐自己完全無力抗爭和改變﹐在等待別人判決的最後時刻滿腦子的患得患失﹐這種壓力下的恐懼是我經歷過最可怕的。後來有大學生經受不住政治審查的壓力而自殺﹐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六四凌晨﹕六部口慘案
天快亮了﹐我躲在廣場外西南角的松牆下看着廣場的動靜。我知道同學同意撤退﹐大屠殺大概不會發生了。自己的位置也很安全﹐身邊也還有很多人﹐所以竟產生了一絲輕鬆感。這時天上響起了催淚彈﹐第一次嗅到這滋味﹐雖然掉了眼淚﹐覺得還可以忍受。
廣場上的大學生從東南角繞前門沿二環路撤退。隊伍很長﹐一般兩個人一排﹐覺得總也走不完。我等不及﹐又從西向東騎車逆隊伍而行﹐希望遇到熟人。後來聽說當時其實只有2﹑3千人﹐可能有一個學生被流彈打死。天已大亮﹐沒有什麼衝突﹐學生們都喊“報仇”﹑“血債血償”﹑“打倒法西斯”這幾句話。多數神情疲勞﹐衣衫不整﹐有很多人用布包腳﹐又有很多外地學校旗幟﹐我覺得外地學生較多﹐因當時已有傳言﹐外地同學來京﹐很多是來玩﹐吃住在廣場﹐所以他們不願撤退。
我在行人道上騎車跟着隊伍﹐從六部口東部的那條路拐上西長安街﹐路邊是居民住宅﹐是老式四合院﹐大家扶老攜幼出來看。有一中年男子短褲背心抱着小孩站在家門口﹐突然把孩子交給身旁的女人﹐走上來把自己腳上的拖鞋給了布包腳的學生。另有一年紀大些的男子也跑回院子拿出鞋來給學生。兩人都默默的沒說話。我眼淚當時就流出來了﹐這一夜我只有恨﹐這時才覺到愛。
六部口路口西南角上﹐一電燈柱被撞倒﹐基座形成1尺見方1尺深的坑﹐內中有小半坑血﹐已經是紫色了。一男子正拿着長鏡頭蹲在那裡拍照。旁邊好像是文具店﹐玻璃窗﹑牆上都有彈孔。學生隊伍在長安街北側的自行車道上走﹐不斷呼口號。我則在長安街南側的人行道上觀看。這時從廣場方向來了一輛或者兩輛坦克﹐記不准了。上面有人用短槍向天射擊﹐也向我們這一側打﹐呼嘯而過。又轉回來投下毒氣彈在長安街正中﹐黃綠色霧氣﹐我吸了一些﹐覺得味道很熟悉﹐搜肺搜心的﹐一星期後症狀才消失。後來想起來這是中學學化學時嗅過的氯氣。氯氣是強氧化劑﹐放在水中﹐可以置換出氧氣來﹐造成濃鹽酸﹐氯氣彈會給人體造成永久傷害﹑甚至死亡﹐我猜氯氣彈應該屬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
坦克又從天安門方向來了。在路中央行駛﹐突然拐進學生一側。只見學生隊伍大亂﹐學生紛紛翻過1米多高的鐵柵欄﹐向人行道逃。我正在街對面﹑坦克的垂直方向﹐我感覺應該會壓到人﹐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太突然﹑太快了﹐學生不可能有那那麼快的反應。但我目擊了整個坦克碾人事件﹐但是我沒有看見傷亡情況﹐我距離太遠﹑角度不好﹐而且沒聽到學生的聲音。所以我當時以為坦克不過是唬唬同學而已。我雖然常常以惡意去看中國人（當然包括我自己）﹐也沒敢想到他們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向正在撤退﹑毫無反抗的同學這樣故意行兇。這是整個六四事件中最無恥的暴行。正因為我沒有想到坦克會故意碾人﹐所以後來我也沒有走過對面去看看情況。
經過夜裡長時間的抵抗﹐西長安街上已是一片瓦礫﹐多數汽車道和自行車道之間的隔離礅都支離破碎。看着同學們混亂驚恐的樣子﹐揀了一段鋼筋向坦克扔去﹐希望能卡住覆帶。這當然不會成功。不過是自己氣急敗壞罷了。這是一整夜中我唯一的一次暴力行動。這時大約早晨6時半作用。
後來聽說有北京大學有一個家屬子弟被坦克履帶擰去一隻胳膊。從丁子霖先生編輯的64受害人資料中知道﹐至少有6至11人死亡﹐有名有姓﹐而且還有受傷者方政的證詞﹐我絕對相信丁先生他們的話。而且在網上有越來越多的目擊者出來證實了這個事情。至於我沒有聽到同學們的叫喊﹐或者是同學們在這麼近距離的死亡威脅之下而禁聲﹔或者是事發突然來不及反應﹔更可能是我自己也在恐懼之下驚慌失措而沒有聽到﹐這沒什麼奇怪。
我一個絕對可以信賴的同事親眼目睹了在公文墳一帶被坦克壓扁的血紅的人形。這種樣子不是不經意的“碰傷”﹐這是故意的暴行。
余波
我的車胎放炮﹐而且一夜很緊張疲勞﹐就先跑到車公莊親戚家﹐補充能量﹐給家裡打電話﹐告訴他們平安無事。當時我家中已經聽到傳言﹐說天安門廣場死了兩千大學生。以為我也完了﹐接到電話﹐才放下心來。我老師的孩子也沒回來﹐所以她也來到我家打聽情況﹐我大約早晨10點鐘到家﹐我走散的朋友最後回來。我告訴鄰居們我看到的情形﹐然後上床睡覺。
之後一周﹐都停工了。因為吸入氯氣﹐一直咳嗽。我父母很憤怒﹐家裡不看電視﹐為此還和父母吵嘴。所以我對當時的電視宣傳了解不多﹐出國後遇到一個有心的朋友﹐又“補課”。只記得當時軍隊發言人張工在電視上說“天安門廣場一槍沒放﹐一人沒死。”結果第二天電視採訪戒嚴部隊時﹐電視鏡頭不經意（﹖）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一掃﹐就是幾個大彈孔。以後張工再發言﹐就只說“一人沒死”﹐不提“一槍沒放”了。還看到馬甸橋附近白天燒軍車﹐我朋友看到現場﹐那些軍車本來被堵在馬甸橋一帶的大路上﹐當時大家已經知道發生屠殺﹐但市民還給他們送水﹑送食品﹐後來他們就下來開槍﹐衝出一條路﹐步行走了。所以人們氣不過﹐才燒車。這都是故意留下送給“暴徒”燒的﹐為了就是日後找說法。反正電視上播的鏡頭﹐就是把時間倒錯了﹐說先有暴徒﹐後來才鎮壓。因為我很多朋友都是親歷者﹐大家彼此指證﹐知道這些謊言﹐沒有親歷的外地人就可能相信“黨和政府”了。
大約有3﹑4天﹐躺在家裡看金庸簽名的《天龍八部》﹐翻的爛熟。後來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兼好朋友﹐當時還是大學生﹐六四晚上在天安門廣場過夜﹐是個積極分子。我另外一個同學的父母是中共小頭﹐害怕他出事﹐所以把我們幾個找去﹐策劃那個同學出逃南方﹐準備越境。因此我才出門。後來平安無事﹐現在大家都出來了。
我當時聽說傷亡情況﹐“紅十字會”報導死亡最多﹐好像是2千7百﹐還有很多流言﹐我都不相信。我自己經歷﹐在我身邊親眼目睹的傷員有20個左右。六部口坦克碾人我雖然在現場目睹﹐但沒有看到傷亡情況。我比較相信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傷亡報導﹐最後一次好像是兩百多人﹐其中大學生﹑研究生36人﹐市民受傷一千多人﹐這個應該是不完全統計。當時某外國通訊社記者採訪了西長安街附近的八所醫院﹐數到屍體184具。所以最終北京市可能有三﹑五百人的死亡。數字被夸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國人民都是喝狼奶長大﹐見慣了死亡﹐所以好像人死的少就不能突顯中共的殘暴﹐其次是人們沒經驗﹐慌張中估計錯誤。大家對比一下羅馬尼亞打巷戰﹑貝魯特民族衝突幾十年﹑以及最近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平民死亡情況﹐就知道三﹑五百人已經太多太多了﹗
軍隊死亡大概只有十幾個人﹐後來都封共和國衛士了。這些士兵也很可憐﹐雖然有很多流言指證這些死者是殺人者﹐我相信他們都是沒有開槍的。其中最大一次是翻車事故﹐着火了。死了有6個。後來用鐵掀鏟他們黑色尸骨﹐在電視上放﹐以增加仇恨。還有一個文化兵﹐便衣照相採訪﹐被“誤傷”。反正最後看下來﹐真正死于市民暴力下的不多于6﹑7個。官方統計軍隊傷了四千多﹐大概推搡後手腳碰了油皮之類的都算上了。
事後幾天﹐北京還有一些傷亡。例如那個很有名的“王維林”擋坦克錄像好像是65早晨。因為六四早晨軍隊收縮到天安門廣場﹐長安街又被市民佔領﹐雙方好像一直對峙到6﹑7號﹐市民又被打倒不少。事後政治審查中﹐聽說北京某農校學生某因為壓力太大﹐跳樓死亡。南京某大學的北京籍學生﹐被逼瘋﹐回到北京家中走失﹐凍死雪中。我表弟在成都上學﹐六四時靜坐的大學生被打散﹐我表弟後背也挨了一棍子﹐據說被打死兩人﹐後來導致成都商場被市民焚燬。以上所說我都有比較可靠的消息來源。
聽說海淀區當時收審了七百多人﹐最後判刑的七十多人。陳希同做報告﹐說暴亂的骨幹份子五千多人﹐大概就是北京市當時收審的數目吧。除了被揭發的﹑被街頭錄影下來的和學生領袖﹐北京大學生被抓的少﹐判的也比較輕。北京被抓得很多是有“前科”的所謂“刑滿釋放份子”。
北京大學生領袖或小頭目政審中被整﹐似乎比外地好很多。我們單位更是盡力捂蓋子﹐所有人都沒有上街﹑沒有去天安門。連政治學習會都草草了事。舉幾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民心所向。方勵之出走美國大使館﹐我和朋友們接觸所有北京市民﹐都是異口同聲的支持他﹐沒有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再有﹐北京市委有個調查﹐當時全力支持大學生的北京黨員佔65%﹐中立的是25%﹐反對的只有10%。就是說黨員中有近80%的支持率。我的一個姐姐在某大學教書﹐本來沒有如何參加學潮﹐開槍後很激動﹐學校開大會時候上面講話﹐她就在底下罵卑鄙無恥﹐最後也沒事情。我老爸是老黨員﹐六四後不再參加中共任何活動﹐黨員政審重新登記都不參加﹐本來應該算自動退黨的。但最後他的單位還是把他當個黨員留下了。
六四後我決定出國﹐三個月後我要求調離﹐自己寫了個鑒定報告﹐請我們單位領導簽字﹐領導用眼掃了一遍﹐然後向我笑笑﹐說﹕“小左﹐你TMD比李鵬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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