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六四」的悲壯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六四」對世界的震動也是過來人都知道的。然而，十五年後，在中國大陸，悲壯已成遙遠的過去，不僅官方媒體上蓄意扼殺，無一字提及，而且在民間思及念及的人也是越來越少，以至於幾乎被淡忘了。大有魯迅先生所說，「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馳，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之勢。
不過，說國人是庸人是不公正的。想當年，為了反腐敗，為了爭民主自由，全國的大學和大學生都激憤起來了，全國的知識分子和幹部也激憤起來支援學生，工人也有站出來支援學生的。除了天安門廣場上那幾十萬學生外，全國各大中城市也都在沸騰。世界巨變的前夜，中國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國人是平凡的，但並不庸。 說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帝國專制勢力過於龐大嚴酷，也是不確切的。面對法輪功大義凜然的婆婆媽媽，凶殘的國家機器竟然無能為力，證明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暴力也是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紙老虎，遠沒有想像的那樣強大。說沒有領袖人物也是不真實的。不要說廣場上名噪一時的學生領袖了，連共產黨中央的常委中，也有同情學生，反對戒嚴的，高級幹部中站在學生一邊的也大有人在，搞政治的，搞軍事的，搞經濟的，搞文化的，行行都有領頭人。 既然如此，那末，為什麼「六四」運動不僅當年失敗了，而且今天又被大陸人民淡忘了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兩個：
一是在專制制度下生活了幾千年，當了幾千年奴隸的中國人，習慣於在土裡刨食，在權裡刨食。只要能刨到食，苟活下去，就滿足了，對精神上的更高級的需求，如自由民主等，則沒有追求。所以，「六四」中農民基本對運動沒有反應，工人的反應也很微弱，農村工廠基本未動。而城裡的學生、幹部除了喊抽像的民主自由的口號之外，並沒有調動工人農民的思想理論和政治綱領。所以，中國的社會基礎和「六四」運動脫節，國家機器當時敢於向學生開刀，運動至今讓大陸人淡忘，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喚起民眾或教育民眾這個歷史的溝坎不是人為的，國人只有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血肉，自己的靈魂來填平它，而不能繞過它。
當年，共產黨照搬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便跑進農村，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偷換成「打土豪，分田地」，哄得農民跟著出生入死，奪得天下，其實是個失敗的教訓。因為從農村山頭走進城市的隊伍，既沒有搞資本主義，也沒有搞社會主義，而是徹頭徹尾搞起專制主義，朕即國家，國家即朕，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比袁世凱恢復帝制還要徹底，比蔣介石個人獨裁還要頑固。中國人雖形式上在帝國主義面前站起來了，卻又從形式到內容徹徹底底在專制主義面前跪了下去。
歷史的教訓值得吸取。就中國的現狀論，即或「6.4」當時能提出掀起工人農民革命激情的綱領，把工人農民調動起來，取得勝利，由於國人積習未改，奴性猶在，民主最多只是個形式，社會仍要受領袖的擺佈；自由最多只是句口號，大眾仍要受潮流的蠱惑——成功也是失敗。因而，八九年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被打死，被驅散，暴露的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軟弱，學生的幼稚，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新生不新，舊死仍舊。如果從而促進先進人物認識自己的局限性，只為服務，不為掌權，更深入更廣泛的傳播自由民主的理念，更深入更廣泛的揭露中國的問題，更深入更廣泛的從改變生活的實踐中教育民眾，倒無異於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新生之路，失敗正是成功。
然而當時的民主派，急於要共產黨下台，畢民主之功於一役；後來的民主派，又忙於向共產黨算帳，取而代之。這現實嗎？中國有東歐那樣訓練有素的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嗎？沒有。中國不要說工農群眾對自由民主沒有多少理解，知識精英也知之甚少-——從他們把目光集中到權力上，以為有了權力就可解決一切的認識上，可以看出來。
民主的精神是限制權力，在對權力的限制中創造多數人統治的新形式。既不是推翻權力，也不是掌握權力。歐洲人以思考思辨為生命，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精神追求至上，對自由民主思之已熟，行之有素。中國人是以食為天，我食故我在，我在故我食，除追求形而下的生存物質需求之外，對形而上的精神需求總付闕如，當了幾千年奴隸，慣於聽人吆喝，下跪磕頭，對自由民主昔日未遇，今天難思，因而並不瞭解。所以，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可以激勵歐洲人，卻激勵不了中國人。法國大革命，人民可以高舉自由、民主、博愛的旗幟衝向封建堡壘。中國革命，人民打的旗幟是農民的乞食袋；「盼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打土豪，分田地」。
所以，即便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六四」運動勝利，廣場諸公上台，也不過重溫「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舊夢，不會出現東歐巨變後那樣的根本改變，自由民主也難以當家，八成會是四九年革命的再版，高潮過後，領導集團爭權奪利，把自由民主當作武器或工具，大打出手，最後由一個鐵腕人物收場，再走專制獨裁的老路。因為國人的命運，很少深入考慮。海外民運的表演不正是這樣嗎？奧運會確實有為統治集團臉上貼金之嫌，不辦對中國百姓就有好處麼？血汗工廠里民工血汗錢確實太少了，然而農民窩在鄉里連這一點點錢也掙不到，農民和民工的苦難不是對血汗工廠的聲討或取締就能解決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曾慨歎，「昔日唯恐其不生者，今日唯恐其不死」。這樣的悲劇，國人經歷的還少嗎？痛定思痛的中國人，看透了這一切，感到灰心，感到無望，是正常的。
這是一。二是中國社會雖在世界潮流的推動下向前挪動了，中國人的思想卻還沒有相應的變化。如前文所述，不僅作為社會基礎的工農群眾思想未動，而且知識精英的思想也未動。看看宣揚忠孝節義的古裝戲、古裝影視充滿舞台和熒屏，看看官本位制籠罩的社會現實，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我們還能對從吃奶起就受到這種教育的國人提什麼別的要求？魯迅回答斯諾問阿Q無罪被處死時說，「民國以前，人民是奴隸。民國以後，我們便成了奴隸的奴隸」。魯迅回答斯諾問國民黨二次革命後阿Q依然跟以前一樣多嗎時，說「更壞，他們現在管理著國家」。革命者成功了，革命失敗了。因為奴隸治國，把國人都治成了奴隸；慶幸打倒了主子的奴隸，轉眼又成了奴隸的奴隸。先不論政治上如何，精神上、思想上恢復了舊貌。現在還不是這樣嗎？我們在折服先生入木三分的深刻見地的同時，不也為中國人精神的萎縮，思想的墮落而悲憤嗎？
從上上個世紀資本主義成熟以後，除了資產階級的批判在不斷推動資本社會發展外，世界上還有兩種批判在向資本主義挑戰。一種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一種是托爾斯泰勿以惡抗惡的不抵抗主義。馬克思的革命學說雖然有理，但不敵資產階級的批判活力，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影響甚微，但在落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卻大行其道，成了民族主義得心應手的武器，直至弄出個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跟資本主義世界分庭抗禮。由於對抗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往往是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也就常常變成獨裁者的御用工具，終於被發展的世界所拋棄。
托爾斯泰的不以惡抗惡，寄希望於人民的理性，重在對權力的改造，闇合民主的精義。在邪惡當道之時，民主太顯軟弱，開始並不被看好。然而，隨著人類的進步，歷史的發展，尤其是打敗敵視人類的最大邪惡德國納粹之後，不抵抗運動變得現實起來，民主化成和平演變的道路。前有印度的聖雄甘地，用不抵抗運動趕走英國人，贏得印度獨立；中有美國的馬丁.路德金用勿以惡抗惡的方式掀開了美國民權的新篇章；後有南非的曼德拉用和平的手段結束了白人統治，實現了南非民族大聯合。另外還有韓國的金大中，菲律賓的阿基諾夫人，印尼的梅加瓦蒂，台灣的陳水扁，緬甸的昂山素季等堅持用和平的方式實現權力的轉移。證明不抵抗運動是民主行之有效的新形式。二十世紀，在摸索民族前進的道路上，中國人以毒攻毒，用專制結束虛弱落後；當歷史發展，國人提出更高的現代化目標後，高舉民主不以惡抗惡的旗幟，改造國家政權，實行和平演變，才是合理的，才有希望。然而，不願在鬥爭中實踐信念，接受考驗，教育國人，小步向前，只想有朝一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懷揣的還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雄心，重溫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奪權舊夢。南轅北轍，緣木求魚，跟民主運動，其實並不相干。
我們需要的是像晏陽初、陶行知那樣踏踏實實對人民進行教育的人，像蔡元培、陳寅恪那樣深入瞭解自由民主精髓的人，像蘇格拉底、耶穌基督那樣為教育人民不避死亡，主動獻身的人，像金大中、瓦文薩、哈維爾、昂山素季那樣親身對抗專制制度的表率人物。中國缺少這樣的人物，正是中國思想沒有變化的證據，也是中國不能進步的重要原因。每當看到歷史上的「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科舉考試，四書五經，反右鬥爭，文化革命，歧視農民；每當看到現實中的中小學生會考、統考、高考，大學生作弊，教授抄襲，假文憑氾濫，官本位升溫，不由得就感覺到像在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世界人民反對納粹的暴行，猶太人抵抗納粹的暴行，短短幾年，奧斯威辛解放，納粹垮臺，德國和以色列也都邁進到新時代。而中國人麻木不仁，安於苦難，以苦為樂，以難為榮，中國的奧斯威辛就沒有收場的時候，中國人的苦難也就沒有結束的時候，中國也就很難像德國和以色列那樣獲得新生，遑論復興崛起，再現大漢天威，盛唐雄風。再重複一遍，只有在思想上喚醒國人，在精神上振奮國人，不是以食為天，而是以思為天，思想成了國人的生命，民主成了國人的追求，中國的奧斯威辛才會剷除，中國人的苦難才會過去。中華復興，漢唐重現，才會有可能。所以，談「六.四」，不在更廣闊的歷史和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國的問題，不批判自己的狹隘和落後，不作更具體的思想和教育工作，不打碎中國人身上的精神枷鎖，只管跺足歎息失去的機會，幻想有朝一日機會重來，中國問題迎刃而解，只能使中國問題的解決變得遙遙無期。
總之，無論出於歷史責任，還是出於理性自覺，我們都應考慮的是，為什麼當時人人寄予很大期望，按理——歷史規律——也應該發揮重大作用的「六四」運動，當時就夭折了，後來也沒有多大影響呢？只有我們認識到「六四」不是主要由專制暴力鎮壓，而主要是由於運動本身的不足自戕，國人的認識才能走出憤怒彷徨的怪圈，而邁向保證中國穩步向前，不斷提高的自由民主之路。缺乏理性解放的國人只相信身體力行，愛摸著石頭過河，喜歡就事論事，強調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為了過程而忘記歷史，為了時代而忘記永恆，因而難以認識到，夭折的運動，其實是在完成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業——中山先生在形式上推翻了帝制，結束了專制王朝，我們是在實質上結束專制主義，真正開始建設新時代。這樣偉大的歷史轉變工作，歐洲是用了二三百年時間，磨練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完成的。中國雖然耽誤了更多的時間，付出了更大的代價，但沒有磨練出精英，沒有鑄造出思想，沒有武裝起人民，所以，中國人還一直拖著有形無形的辮子，在世界後面爬行。好在我們有前車之鑒可照，有歐美經驗可學，有台灣試驗可證，有志士仁人努力，完成歷史任務， 已指日可待。中山先生講：「然余所欲為之事，非一年所能完成，至少需一百年也。」從辛亥年算起，還有七年，從先生辭世之年算起，還有二十一年。在一二十年間實現自由民主大業，於世界而言確實落後，對中國而言，還算不晚。「六四」能夠成為國人思想認識的轉折點，成為國人爭民主自由的新起點，就是「六四」的意義之所在，貢獻之所在。
思想和實踐應該分開。沉思的人認識世界，行動的人改造世界，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既不是西方的「哲人王」，又不是中國的「內聖外王」。用行動代替思考或用思考代替行動都是不妥的。馬克思的批評固然有理，「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孔多塞的警告也很嚴肅，「任何不為哲學家所啟迪的社會，都會被江湖騙子所誤導。」最好的辦法是，讓思想家和政治家各行其是，互相啟發，誰都不要壟斷一切。在會場上，亞當.斯密向皮爾首相致禮，皮爾卻說，「先生，請坐下吧。我們都是你的學生」；以色列開國，猶太人打算讓愛因斯坦當第一任總統，愛因斯坦卻拒絕不幹。這是怎樣的社會啊！中國成熟到這樣的程度，中國就真正有希望了。
殺人的暴君罪責難逃，但我們清算它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剷除滋生暴君的土壤。民主派的狹隘和膚淺，卻可以化為滋生暴君的土壤。在這個中國民主的祭日，批判批判者，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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