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這篇文章是關於那年那月的細節梳理，具體就是指1989年6月份，整整30天的《人民日報》所傳遞的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資訊。或者說，我這篇文章是”八九春夏之交歷史的若干細節–《人民日報》舊報重讀摘記”。
那個月的《人民日報》縮印本，陪我已經十來年，相伴那麽長的時間，多少是會生出些感情來的。
記憶裏，六月只有三十天，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可那個月發生的具體事，我卻記不大清楚了，有時候只得借助於當時的報紙和其他歷史資料。
對於此前的五月，我也沒有十分清楚的印象了。
記憶，有時候是個奇怪的東西，容易忘記，善於忘記。從善於忘記這一點上，卻不知道從哪里可以探詢記憶到底是受什麽力量支配？爲什麽有時候它又不是那麽奇怪的東西呢？
有人說，歷史是審判台，誰有什麽罪惡，歷史上都會有記錄，什麽恥辱都不會放過。可是，如果人們容易忘記、善於忘記怎麽辦呢？甚至是歷史學家的善於忘記，或不由自主地忽略不計，又該怎麽辦呢？
是啊，歷史畢竟是人寫的，而不是靠神明不偏不倚地記錄，有的人會忘記所有的恥辱，有的人甚至會美化所有的恥辱，但只要還有一些人能夠堅持自己的看法，保持自己的觀點和獨立研究的權利，他們就可以質疑，可以論證，可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經過這樣的不懈努力，他們自然會得到一個基本接近事實真相的結果。
當然，這一切需要一個自由研究的前提，即與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分不開的人權，要得到基本的保證。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自由知識份子張東蓀（1886-1973，”文化革命”期間不幸死于秦城監獄）說，”思想自由”不是指思想得自由自在發生出來而言。因爲思想在個人腦中並沒有所謂自由與不自由，這個問題乃是起於思想的對外發表。就是思想的發表是否受外來力量的干涉。如果受干涉，乃是不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不是一個關於思想本身的問題，乃是一個思想在社會勢力的問題。按照張先生的說法，思想自由乃是自由條件下的人權，只有自由對外發表出來才能夠體現。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對”思想自由”一款作了明確的表述：”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
人權，重要的不是生存權發展權要高於政治權言論權，而是人權必須具備生存權發展權政治權言論權，各權利沒有高下之分，而是人權中都不能缺少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人僅僅有生存權，沒有言論權政治權，那麽天賦人權就無從談起，人與動物也無任何區別了。
人權，其實主要還是政治權利，表達的權利，講政治就應該是講人權。任何時代，只要不能保證人權，就會有民衆起來捍衛自己的這個政治權–選擇滿意政府、保障民衆利益的權利，甚至爲了這個權利，不惜發生流血犧牲事件。
記憶是爲了不能忘記，而言論是爲了能夠自由地對外表達。如果這個世界上的人們選擇不說話，那麽人類將成爲啞類，而非人類了。
六月只有三十天，我本文的記憶是從六月開始的。我是從第一天開始按圖索驥的。
第一天
1989年6月1日，星期四。《人民日報》在第三版顯著位置是大標題是”相互妥協，實現調整–寫在北約首腦會議之後”，《人民日報》駐布魯塞爾的記者魏崴寫道：在慶祝北約成立40周年之際召開的這次首腦會議，在經歷了”危機四伏”、”出現轉機”以後，”激烈論戰了整整一個通宵”，最後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後一場”達成妥協”，就裁減短程核武器等控制軍備和裁軍問題形成一個宣言，一個”整體構想”。曲終人散時，皆大歡喜。政治就是不戰而勝，非暴力，盡可能地避免使用暴力或減少暴力，這是北約各國所達成的一致意見。
在”相互妥協，實現調整”一文旁邊，刊登一則”阿根廷局勢依然緊張，衝突激烈，商店停業，學校停課”的消息，報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哄搶商店者同負責戒嚴的警察之間的衝突更趨激烈，稱 “5月30日晚，阿根廷首都和阿根廷第三大城羅薩裏奧，在衝突中至少有12人死亡、81人受傷和1000多人被捕。雙方使用了石塊、催淚彈和橡皮子彈。”消息援引阿當選議員、阿根廷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薩莫拉的話，認爲造成哄搶食品商店這種局面，是因爲”人民在挨餓”。而內政部長普格利塞講話認爲哄搶商店的人是”一夥極左分子”，阿當選總統梅內姆說是”一群職業煽動家幹的”。當時，阿根廷總統阿方辛還沒有把權力移交給當選總統梅內姆，阿根廷國內也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通貨膨脹，物價上漲。4月份的通貨膨脹率爲33.4%，5月份可能到70%。
6月份的第一天，我看到的消息是阿根廷”人民在挨餓”，這個現狀直接反映了”政府的無能”，不是民衆的原因釀成了不穩定因素，而是政府沒有盡到人民不挨餓的責任，所以，緊張局勢由此産生，不可避免。任何政府，不對民衆負責，就只有下臺，或被迫下臺。否則必將導致社會局勢緊張，甚至發生動蕩。
新華社記者發自布達佩斯5月30日的消息說，匈牙利新任文化部長弗倫茨認爲前政府總理納吉是被”非法判處死刑的”。弗倫茨部長是5月10日才出任部長職務的，他說，”從納吉的文章和講話看，他是我國歷史上的偉人和國際工人運動的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納吉確定的那些關於法制、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關係和社會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基本原則，後來都體現在國家的改革努力之中，儘管人們不再提他的名字。報道說，弗倫茨是位匈牙利的歷史學家，出任文化部長前是匈牙利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他的這一講話預示著官方對納吉的評價即將發生驚人的變化。
看看匈牙利，想想中國當時的文化部長，是否也如此大膽放言呢？1987年，53歲的中國作家王蒙曾以文化部長還專程訪問了匈牙利，而1989年的時候，他沒有任滿五年任期就辭職了，說是無官一身輕，可以回家好好寫作了。其實未必輕鬆，1991年，王蒙碰到一件似乎有點煩心的事。他製作出來的一”碗”《堅硬的稀粥》竟引來一盆污水，使得他不得不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當年10月19日上海的《文彙讀書周報》報道：9月14日，《文藝報》在第四版”讀者來信”欄內刊登了一篇署名慎平的來信，信中引用了臺灣一雜誌的編者按，稱王蒙創作的短篇小說《堅硬的稀粥》是批評鄧小平領導的中共制度的，並將小說與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改變公有制、建立私有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主張聯繫起來。王蒙認爲，慎平的文章對《堅硬的稀粥》”進行栽贓誣陷，以歪曲、捏造事實等誹謗手段，嚴重損害了我的政治名譽，侵害了公民權利”；”《文藝報》公然登載散佈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種種謠言，嚴重侵害了我的名譽權，敗壞了我的政治名譽。”這位身爲中共中央委員、前文化部長的著名作家認爲，”如果其誹謗得逞，其政治影響是十分惡劣的，不但法律尊嚴受到破壞，而且從今以後一些不法分子將可以影射或以海外言論爲由，任意給任何作家、作品扣上政治帽子，使鄧小平同志關心和領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藝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成果化爲烏有，使政治誹謗成爲不法分子達到其自私目的隨時可以採用的訛詐手段。”1991年10月22日，即王蒙遞交訴狀十四天後，北京中院裁定”《文藝報》讀者來信屬正常文藝批評”，對王蒙的起訴不予受理。王蒙等於敗訴。當匈牙利的文化部長爲受到政治迫害的前政府總理呼籲平反的時候，王蒙同志卻在想方設法爲自己平反，爲自己叫冤。同樣是文化部長，到底是誰的私心雜念多，誰最沒有對文藝批評保持基本的寬容精神，應該說顯而易見吧。
從《人民日報》國際版上轉移，看看國內版，上面也有不少值得關注的歷史記憶。第一版，新華社北京5月31日電，北京大學馮鍾芸、趙齊平教授，周強、李光中、董學文、王嘉裏、閔開德、朱士毅副教授聯名寫信給校領導，呼籲”同學們，快複課吧”。信中還說，”同學們出於滿腔愛國熱忱，要求消除腐敗，懲治官倒，加速民主化進程，這些都代表了廣大教職員工和廣大人民的共同心願，也與黨和政府的願望一致。”
其他標題分別是：”少數學生仍在新華門前靜坐，國辦發言人勸他們儘快離去”、”天安門廣場出現’民主之神’像意味著什麽”、”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發言人說’天安門廣場搭建的一座雕像沒有申報未獲有關部門批准'”、”經公安部門批准，京郊三縣農民職工集會遊行”、”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戒嚴部隊已開始上哨”、”上頭文件打架、下頭重復檢查，汽車生産許可證發放混亂”、”撥亂反正立豐碑–胡耀邦同志領導平反’六十一人案’追記”等等。
這篇關於胡耀邦的紀念文章說，1977年12月15日，在西單商場中組部辦公大樓前院裏，人們大放鞭炮，就連聶榮臻元帥的夫人張瑞華也買了10元前的鞭炮。他們爲什麽這麽高興，是因爲胡耀邦做了一件大好事，他開始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比如”六十一人案”，1967年薄一波被關在監獄裏，光申訴信就寫了兩萬多字……但一直沒有申訴的機會，直到胡耀邦的努力下，終於在1978年”六十一人案”得到了徹底平反。現在，中共元老薄一波老人依然健在，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不知道是否還想起老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已經去世15年了？
胡耀邦，嫉惡如仇，勇敢無畏，他在主持中組部和中央工作時，平反了很多冤假錯案和假案，還平反了很多成份高的地主富農子弟，爲錯劃的”右派”、”牛鬼蛇神””地主富民”以及其子女摘帽，爲中共贏得了民心。筆者就是當年的地主子女之一。曾經因爲爺爺被錯劃爲地主，所以地主的兒子、孫子都成了地主，地主家庭、地主崽子的帽子戴了很多年。我感覺到，一個人的個人身份的小小變化，一個人的命運，往往與時代有關，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往往也是個人的命運。
第二天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人民日報》第三版消息，阿根廷總統阿方辛與當選總統梅內姆於5月31日舉行會晤，討論國家面臨的困難形勢，決定採取措施穩定局勢。正義党的梅內姆還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到，發生哄搶騷亂事件責任除了煽動者外，還應歸咎於”國家的困難經濟形勢”。報紙上還發表了兩人的合影照片，他們決心在6個月的政權移交期內一起工作，以求解決目前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
後據中國外交部網站的消息，1989年7月8日，阿方辛提前交權，梅內姆就任總統。在1995年5月舉行的大選中，梅內姆蟬聯總統，1999年下臺，任職長達10年。在執政期間，他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舉外債，雖然使經濟一度較快增長，但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爆發，工人大量失業，人民怨聲載道。他在下臺時，阿根廷的外債已經達到了1000多億美元，失業率達到20%以上，以至於阿根廷《新聞》雜誌把他評爲”阿根廷最令人討厭的政治家”。如今，這位73歲的滯留智利不歸的前民選總統涉嫌一起涉嫌受賄6000萬美元的腐敗案正在受政府通緝，他還在瑞士銀行擁有非法存款。
這一天，美國總統是布希，當時正在英國訪問，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還趕到機場迎接他。布希說，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已經而且將繼續存在，這個特殊關係是”非常牢固的”。十五年後，美國總統是小布希，從現在的迹象可知，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仍然是”非常牢固的”。
同一天的報紙，新華社的記者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報道”波蘭大選前夕”，6月4日，波蘭將舉行全國大選，投票決定波蘭第10屆議會和新設立的參議院。這是波蘭40多年來首次有反對派參加競選的一次大選。按照新的選舉法規定，任何人只要征得3000名選民的簽名支援，便可以登記成爲議員或參議員的正式候選人，甚至有的有志者在大街上向行人供應豌豆湯，以便從食客中尋求支持者。當時的競選是在執政聯盟和反對派之間進行的。華沙最繁華的元帥大街上，相隔不遠處懸挂著兩條大幅標語。一幅是：”同執政聯盟在一起更牢靠”，另一幅則寫道：”讓我們同團結工會在一起”。
報道說，改革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是波蘭加強民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這次大選對波蘭統一工人党來說仍然有一定的風險。它在議會中所占席位的比例從原來的53%下降到36.7%。波蘭團結工會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廠普通電工的瓦文薩領導的，他後來當選波蘭總統。總統任滿後又繼續回到工廠工作。
1943年9月29日出生的瓦文薩是於1990年12月22日正式宣誓就任波蘭第三共和國總統，是波蘭歷史上第一位由全民選舉産生的總統。 1980年9月1日，波蘭40多年來第一個自由工會在波蘭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成立，瓦文薩成爲該組織的臨時負責人。9月底，瓦文薩帶領上千名工人來到首都華沙地方法院正式註冊登記，名稱是”獨立自治團結工會”。後該組織被宣佈非法，瓦文薩被監禁一年。直到1989年4月17日，團結工會在華沙法院重新登記，從而再度獲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波蘭的反對派從此能夠與波蘭統一工人党分享權力，黨的”領導作用”從此名存實亡。1990年9月17日，瓦文薩發表聲明說：”我決定經過全民普選擔任波蘭共和國總統，以實現我在1980年8月所作的宣誓。”47歲的瓦文薩最後如願以償。1995年在競選連任失敗後，52歲的瓦文薩回到工廠當電工，重操舊業。
在匈牙利，該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重新安葬前政府總理納吉.伊姆雷，並稱”他的名字與民族獨立、自治和多党制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聯繫在一起的”，早年參加匈牙利解放事業的納吉，1953年7月出任政府總理，卻受到黨的第一書記拉科西的政治迫害。1956年10月在廣大群衆要求下，他再次出任總理。1958年，因被指控”推翻民主國家制度”和”判國”罪被判處死刑。1989年5月29日舉行的匈牙利黨中央全會已確定納吉事件是一個”捏造的政治案件”，納吉被處死是”非法的”。納吉事件與中國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有一些類似的地方，比如指控”判國”（叛徒工賊）和被判處死刑（迫害致死），比如三十年後被重新平反、安葬、恢復榮譽等。而王明、張國燾這樣的共產黨早期領袖，卻不能有這樣的幸運和恢復榮譽，不過他們的著作在他們死後約三十年得以在國內出版，最早都是在國外出版的。
第一版還有一條國際新聞，標題是”道德操行遭到指控，美衆議長引咎辭職”，這爲議長之所以提出辭職，是”平息圍繞他的私人經濟問題而引起的’憤怒和敵意'”。這位名叫賴特的議長將成爲美國有史以來首位因道德操行而被迫下臺的議長。
看完國際消息，回到國內版，國內的情況是當天《人民日報》篇幅最多的內容，因爲”六一”兒童節已到，所以頭版就有”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的花絮報道。該文是以”本報北京6月1日訊”開頭的，沒有作者署名。消息說，”今天，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帳篷上挂起’祝小朋友節日快樂’、’大哥哥大姐姐與你工歡樂’等標語。帳篷之間，三五成群的少先隊員和跟著家長來的小朋友隨處可見。中央美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帳篷前。大學生們在一些小朋友們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寫作品。一個小女孩高高興興接過天津大學一位學生贈送的氣球和別的禮品，孩子的父親請這位學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留念。下午2時左右，廣場上的一些大學生紛紛與孩子們聯歡並合影留念。旗杆南側，藝術院校的學生以橫幅爲道具，爲孩子們表演了文藝節目。一位元家長告訴記者，她本想帶孩子去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玩的，遺憾的是這兩處今天都沒開放。”6月4日，指責這篇報道並提出相反觀點的一篇文章在該報頭版刊登，後面還要說明。
第三天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人民日報》第三版刊登該報記者徐寶康發自平壤的關於漢城的報道–或許當時中國與南朝鮮沒有外交關係，所以也沒有記者派駐漢城：”爲鎮壓學生運動和各種反政府遊行示威，南朝鮮治安本部決定使用攜帶型液化瓦斯噴射器。230台攜帶型液化瓦斯噴射器是從以色列進口的–以色列經常與巴勒斯坦發生衝突，估計瓦斯噴射器産量比較大，首先裝備漢城警察，並進行二三個月的’鎮壓試驗’。這種新式噴射器的射程爲15米。南朝鮮聲稱，這是一種鎮壓民主人士、學運、工運等反政府活動的’有效’裝備。一位學生代表強調說，無論當局採取任何鎮壓措施，也無法減輕民衆對當局的不滿。”這篇報道的標題就是：”爲鎮壓人民民主運動，南朝鮮進口瓦斯噴射器”。
回到國內版。第二版有一則消息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馬洪（經濟學家曾經擔任中共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的聲明。署名並簽署日期爲1989年5月31日的聲明是這樣的：”香港《文匯報》5月25日登載的若干人大常委會簽名要求召開緊急會議的消息，我今天才看到。對此，我事前毫不知情，閱後深爲詫異。我於5月9日至20日率團赴日本參加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不在國內，無論在國外，或出國前後，知道現在，我從沒有在任何’簽名信’上簽過名。對這種冒名惑衆的做法，極爲憤慨。特此聲明。”
第五版，刊登一位訪華的聯邦德國著名作家和畫家布赫哈因的評論”大飯店太多，美術館太少”。他說他住在長城飯店，”那套房間足足住得下20個人，但只有我一個人住。再看看你們的美術館，只有一個而且太糟。那樣的地方怎麽能陳列美術作品？”中方的陪同人員把這些歸咎於財力有限等客觀條件，可德國畫家說，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錢上去，”掃掉那些髒的鋸末，搬走那些破爛的木箱，並不需要什麽錢。”當他又聽說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時又開始說”不”了：”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中國高超的文化藝術不是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藝術……”他奇怪中國怎麽能容忍只有大飯店而沒有美術館的局面。對於在位德國畫家的說法，我認爲美術館太少，主要是出於某種政績觀不一樣，大飯店可以出形象工程，可以出政績，可以讓領導的”面子”容光，可以有利益上的考慮和收益，可美術館呢？老百姓說好的，未必有政績；老百姓說好的，對官員自己未必就有利益。所以有很多事情沒人去做，主要是不能出政績，也不能出利益，包括自己的一己私利。
第四天
1989年6月4日，星期日。農曆是己巳年五月初一，北京地區白天陰有小陣雨轉多雲，風力二三級，溫度最高30攝氏度，最低20度。這天《人民日報》第三版頭條刊登該報記者徐寶康發自平壤的又一條關於漢城的報道，標題是”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殺害學生”：”漢城消息：南朝鮮漢城、光州市民和學生2日再次舉行示威和遊行，要求當局查明李哲魁學生被害真相，嚴懲殺人兇手。據報道，2日漢城6所大學的2000多名學生在市內舉行絕食示威，強烈譴責當局殘酷殺害愛國學生李哲魁，漢城中央大學200多名學生在校內舉行示威，聲援絕食學生，並要求’現政府下臺’。同一天，光州市民、學生3000多名走上街頭，再次舉行示威，示威隊伍來到被害學生李哲魁屍體存放處的醫院前，要求當局澄清李哲魁被害真相。示威者與警察發生了激烈衝突，19名學生被捕。”當時的南朝鮮總統是盧泰愚，金大中是在野黨平民党的領袖，後來也成爲民選的總統。
盧泰愚擔任總統是1988-1993年，1996年他和前總統全鬥煥被宣佈犯有叛國罪和貪汙罪等罪行，全鬥煥被判處死刑，後減至終身監禁；盧泰愚在經過上訴後，最終被判處17年監禁。1998年初，他和全鬥煥獲得了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的赦免。
金大中擔任總統是1998-2003年，以持不同政見者出身的金大中在全鬥煥執政期間曾被判處過死刑，後來流亡美國。當選韓國總統後，金大中曾因爲著名的”陽光政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說起南朝鮮學生示威，以及民衆對當局的不滿，是不是因爲政府腐敗呢？同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平壤的電訊，南朝鮮前交通部長車圭憲因受收賄賂3億多南朝鮮元（約670元合一美元，約合50萬美元）而被起訴，原判處有期徒刑10年，罰款5.8南朝鮮元。再審時鑒於認罪態度好改判5年有期徒刑，罰款不變。
在東歐波蘭，關於波蘭局勢的消息大標題爲：”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眉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團結工會機關刊物《團結月刊》6月2日正式創刊，這是經當局同意出版的第二個團結工會的定期刊物–結社自由（開放黨禁）後的出版自由得以實現。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說，團結工會”應少搞政治，多關心工人和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希望該刊物能成爲”工人們愛讀的刊物”。
在黎巴嫩，新華社的消息說”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以色列軍隊阻止有關機構向這裏運送食品和醫藥品。
回到國內，第一版13篇文章只有3篇是署名報道，分別是小麥收割天氣、反厄爾尼諾現象強盛和孫巨同志的一封信。執筆人孫巨代表一批共產黨員寫信給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反映他們看了6月2日《人民日報》”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的花絮報道後十分氣憤，稱”一瞥”與”戒嚴第×日”同出一轍，前後呼應；在”第×日”被迫停止後再現其陰魂，這又是一篇用”春秋筆法”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頑固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繼續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還”借一位’家長’之口影射戒嚴令，煽動和發泄對戒嚴令的不滿”。”文字特別提到中央美術學院的帳篷如何如何。誰人不知，正是中央美院的極少數人，最近明目張膽強姦民意，踐踏法律，非法壘搭了那個不倫不類的女神像。這些人倒成了你們心目中的’最可愛的人’？”
“我們要向問在的作者和批准文字出籠的先生：你們還想把動亂的罪惡種子播進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嗎？你們認爲繼續坐在天安門前的那些人是共和國的英雄還是違犯共和國法律、法規的人？你們是水平不高而給平息動亂出難題，還是別有用心，堅持’對抗到底’的錯誤立場？”
“人民日報是黨中央辦的報紙，不是人民日報某些先生想怎麽辦就怎麽辦的報紙。無論如何，不能拿黨中央機關報的崇高形象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助長氣焰！”
15年後，想一想，不知道這篇文章算不算該報有史以來發表的對自己批評最厲害的文章？資料顯示當時的人民日報社社長是錢李仁，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分量和作用歷來重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胡績偉卸任後，中央派中聯部部長錢李仁接任社長，八九年後又調吉林省委書記高荻接替錢李仁，調解放軍報社長邵華澤任總編輯，高荻退休後由邵華澤接任社長，經濟日報總編輯範敬宜出任總編輯。九十年代末，中共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白克明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調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許中田任總編輯。許任社長期間不幸於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病逝，原總編輯王晨接任社長至今。
在6月4日當天第一版顯著位置，除了上面提到的3篇署名消息外，別的一概沒有署名。其中一篇名爲”北京這一夜”的當天消息是這樣的：本報6月4日淩晨5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淩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淩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止，戒嚴部門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當天發佈當天的新聞，迅速報道新聞，在該報歷史上應該是少有的，而且報道周圍用”花邊”裝飾了一下。
接下來的一條新聞，是新華社發佈的。6月2日晚10時中央電視臺建國四十周年攝製組借用完畢的一輛武警車號31WJ-1525的三菱吉普車返回部隊途中、行駛至木樨地以東時發生重大車禍，造成過路群衆3人死亡1人受傷。
第四版還有這麽幾個標題：”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原永州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令人心焦的惡作劇”、”舅舅給外甥造槍，外甥將舅舅槍斃”等。
第五天
1989年6月5日，星期一。《人民日報》第三版刊登了新華社的報道”阿根廷形勢趨平靜，沒有發生嚴重的騷亂”，阿根廷政府宣佈從5月29日起全國戒嚴30天，戒嚴阿根廷各級政府同企業界合作，向一些低收入階層免費提供或低價出售食品和其他日用品。觀察家認爲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人心和緊張局勢作用。
第二版是國內新聞，刊登一封”一位普通中國農民的幾句心裏話”，這是安徽省無爲縣（著名的保姆之鄉，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就以此爲背景）泥以鎮馬難村農民李世玉寫於1989年5月19日晚的信，他說，”同學們，就你們的愛國熱情和主觀願望，和我們農民的心願是一致的，我們是贊同的；你們的才學和所懂的事情，比我們這些成天和土地打交道的農民要多得多。你們想沒想到：如果我們全國八億多農民也和你們一樣罷工、罷田、罷地，到大街上去遊行請願，哪怎麽得了啊！”
第一版，主要的幾篇報道都沒有記者的署名，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進駐天安門廣場”等，頭條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報眼位置是”總參、總政、總後致戒嚴部隊的慰問信”，都是新華社發佈的電訊稿。
第六天
1989年6月6日，星期二。《人民日報》第三版國際版醒目位置刊登該報記者徐寶康平壤電”金大中再次呼籲法辦鎮壓光州起義元兇”。報道稱：南朝鮮在野黨領導人金大中5月29日再次呼籲，當局應法辦鎮壓光州人民起義的核心人物”特遣司令官”鄭浩榕。他說，處理鎮壓光州人民起義的核心人物，是徹底清算全鬥煥統治時期罪惡的”隱患”，如果盧泰愚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明年（1990）2月，在野黨將發動民衆對盧泰愚進行”中間評價”。
1987年南朝鮮大選時，盧泰愚曾許諾，一旦他當選，將實施”中間評價”，如果在”中間評價”時沒有通過他將辭掉總統職務。
關於光州起義，發生在1980年3月至5月，南朝鮮反獨裁的學生運動十分高漲，5月18日，20萬光州人民奪取了武器庫，趕走了官員，打退了駐軍，此時軍事獨裁主義者全鬥煥下了黑手，屠殺了數千名光州大學生和民衆，光州起義被無情地鎮壓下去。日後全鬥煥盧泰愚都被投入牢獄以此來告慰光州起義的亡靈。
回到國內新聞，第四版消息，臺灣近四十年來首次發表大陸三十年代作品，卞之琳《十年詩草》、馮至《山水》、何其芳《畫夢錄》、王辛笛《手掌集》等舊作有了”臺灣版”，臺灣文化界以這樣的”砌石搬土工作”來填滿臺灣與大陸現代文學間的”斷層空間”。
這一版還刊登了有關《金瓶梅》的出版消息。報道說，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白話世情小說《金瓶梅》的出版有了新進展，三個最具研究價值的原刊本已經出齊，節本、續書及研究資料也相繼面世。明萬曆45年（西元1617年），《金瓶梅詞話》刊行後，褒貶不一。有的誇獎它”雲霞滿紙”，文彩燦然，有的詛咒它是”壞人心術”的穢褻文字。歷代王朝將其視爲”天下第一淫書”，不准出版。然而，《金瓶梅》卻奇迹般地保留下來，如今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意等多種文字，許多漢學家推崇它爲”古典現實主義傑作”。
目前中外所藏的《金瓶梅》版本很多，學界公認明萬曆本、崇禎本、清康熙張竹坡批評本最具研究價值。
這一天的頭版頭條是”棉花經營嚴重混亂 企業呼籲儘快扭轉”，其他新聞還有：天津大力增産日用小商品、磐石縣堅持公開辦事、廣州檢察機關查結舉報岸四百多件、評獎評優不能染上腐敗風、就歐共體取消歐中混委會談判和高級磋商事我國代表團深表遺憾等等。與前一天的報道相比，仿佛這個世界上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
第七天
1989年6月7日，星期二。第一版報眼（顯著）位置是”本報啓事”：近來由於各種原因，本報每天印報所需紙張供應有困難，印出的報紙也運送不出去，已無庫房存放。爲此，本報決定從今天起每天改出三個版（一版國內外要聞，二版國內新聞，三版國際新聞，四版綜合）。情況正常後即恢復出八個版。這個改變，實屬不得已，請讀者諒解。
第三版是國際新聞，南朝鮮在野黨領袖金大中繼續敦促盧泰愚總統下決心，解決光州事件及第五共和國時期問題和社會民主化問題。金大中所在的平民党在提出打倒現政權宣言之前，將首先同其他3個政黨達成協定，採取同政府對話等政治性的正常態度。
第四版是國內綜合新聞，頭條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殺”。報道說，”去冬今春以來，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北部的白音敖包自然保護區和黃崗梁林區的100多隻馬鹿慘遭捕殺。遼寧、河北以及當地的一些人雲集林區，競相捕殺馬鹿。他們有的用獵槍打，有的用斧頭砍，有的用套馬竿、套子套，高峰時，每天人數達上千人。他們對捉到的活鹿，割鹿茸，砸鹿角，剪鹿鞭，生吞活剝之狀令人慘不忍睹。”
回頭再看第一版，主要內容是”內蒙古、四川省、上海市、新疆區致電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沒有記者署名的”北京市民的希望，儘快保障基本生活用品供應”等。這一版，與此前一天相比又不一樣，仿佛昨天是周日，而這一天又回到星期一，重新開始上班了。
第八天
1989年6月8日，星期四，這天是端午節，一個紀念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節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國際新聞，顯著位置是來自該報平壤的電訊，記者是徐寶康。標題是”朝鮮《勞動新聞》發表文章 譴責盧泰愚法西斯集團濫殺無辜的學生和市民”。6月7日《勞動新聞》發表題爲”殺人兇手逃脫不了懲罰”的署名文章，強烈譴責盧泰愚軍事法西斯集團濫殺無辜學生和市民的法西斯暴行。文章說，南朝鮮警察最近不僅殘酷地殺害青年學生李哲魁，而且4日淩晨又殺害了一名無辜市民和一位20多歲青年。南朝鮮人民和學生對法西斯警察的這種暴行義憤填膺，聲討浪潮不斷高漲。
文章指出，當局殺害無辜後爲掩蓋其罪行，造謠說”沒有拷問致死的證據”。文章說，不要以爲”死者不會說話”，就可以”掩蓋和逃脫”殺人罪行。
文章揭露說，南朝鮮警察屠殺無辜並非偶然。這充分暴露了盧泰愚政權的法西斯本質，他們不僅把要求祖國統一和社會民主化的青年學生和民衆視爲”左傾運動分子”，而且任意將他們逮捕入獄。
文章還說，”事態表明，如果不推翻盧泰愚軍事法西斯集團，南朝鮮人民就無法擺脫流血和死亡。目前，南朝鮮人民正以極大的憤慨，決心以無畏的鬥爭，向殺人兇手討還血債。”直到1996年，全、盧才受到法律的懲罰。
回到國內，第一版是”國務院發出公告，堅決制止衝擊鐵路確保運輸安全暢通”、”中紀委發出通知，嚴明黨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福建、江西、高檢致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電函”、”上海發生燒毀旅客列車嚴重事件”、”布希總統對中國局勢進行指責，我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極大憤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反革命暴亂真相”、”一支戒嚴部隊經過建國門遭到來自外交公寓的槍擊，官兵一人死亡三人受傷”、”方勵之到美駐華使館’避難’，有關人士稱這種庇護是干涉中國內政”。這一版有8篇文章，只有一篇關於上海發生列車燒毀的報道有記者署名。
關於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報道，其中提到”6月3日淩晨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解放軍官兵受傷5000多人；地方上（包括爲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衆）共傷2000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上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位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衆。”由於這篇報道很長，第一版登不下，轉至第二版，全文相當於占對開報紙整版的2/3。
第九天
1989年6月9日，星期五。第三版頭條報道了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任命59歲的雷日科夫爲蘇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政府總理），這一建議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戈巴契夫提出的。500多人的會議表決結果是9人反對，31人棄權。雷日科夫自1985年出任該職，此次爲連任。雷日科夫在向蘇聯人代會作施政報告時，談到國民經濟結構改革和經濟面向社會福利的問題時透露，蘇聯有4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990年1月起通過提高最低退休金制度等措施，將使2200萬人的福利待遇得到改善。財政惡化是蘇聯經濟當前的頭號難題。雷日科夫提出，通過增産消費品，減少生産性基建投資、減少軍費和管理經費等措施，到1995年消除赤子–遺憾的是不到1995年，1991年12月25日蘇聯就宣告不復存在了。
當時，雷日科夫還公佈了1989年的773億盧布（約合1200億美元）的軍費中，326億爲武器裝備費，153億爲軍事科研費，202億爲軍餉。到1995年，軍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下降1/3至1/2。這爲蘇聯政府首腦還透露了幾個人們普遍關心的數位：前就年在阿富汗戰爭中的消耗每年爲50億盧布；宇航費用達69億盧布，其中39億爲軍事宇航費用。他說，新政府將努力在國內創造法制和社會安定氣憤，可靠地保證嚴格執行人民的意志。雷日科夫早年當過工人，1956年加入共產黨。1985年出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回到國內，第一版頭條是”李鵬王震看望戒嚴部隊官兵”、”就美使館給予方勵之等所謂’保護’事，我外交部表示嚴重抗議”等，還有一條是”李卓人承認接觸非法組織，經公安機關教育後已離京返港”，消息稱香港居民李卓人於5月31日自港來京，住在北京飯店西五樓，當晚即與在天安門廣場的”市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等非法組織聯繫。6月4日匆忙離開北京飯店，5日企圖登機返港。7時45分，在北京飯店西五樓廁所內發現被扔掉的人民幣79999元及鼓動學潮的宣傳品和其他字條。後公安機關對其所帶款項暫予扣留，已讓其離京返港。
另外，有一條新聞是首都群衆致信慰問戒嚴部隊官兵的，題目是”人民是瞭解你們的”，一未署名的女大學生的信是這樣寫的：”你們辛苦了，人民感謝你們，請你們休息好，狠狠打擊一小撮歹徒，不要手軟，烈士的血不能白流。請你們多吃些蒜，我只有這些面紙了，請你們擦完手再吃飯，不要生病。你們是我們的好兄弟，多保重。另外我建議你們最好閒暇時多看看北京市地圖，瞭解好地形好隱蔽，特別要注意壞蛋從建築物上開冷槍。”
一位名爲”北京市群衆”的信是這樣寫的：”請你們吃好、睡好，對待暴徒絕不要手軟，現在雖有很多群衆不理解你們，但歷史會公正地對這一切做出評價的。有正義感的群衆支援你們，我們感謝你們保衛了我們國家的政權，保衛了人民的安全，謝謝你們，真正的人民永遠愛你們。狠狠打擊暴徒，人們高興。雖然最近天氣有些反常，你們多吃些蒜好消毒，注意安全，注意衛生。多保重，人民子弟兵。”
信中提到多處”吃蒜”，估計北方人比較多，吃蒜消毒是北方人的習慣，而南方人多喜歡吃醋消毒，
第十天
1989年6月10日，星期六。原屬於第三版的國際新聞因爲該版刊登”陝西、西藏、湖南、吉林、江蘇、河南、廣西等七省區致電函中央解決擁護平息在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而轉移到最後一版–第四版，新華社記者從華沙發來的報道稱”波首輪大選結果出人意料”，波蘭政府總理拉科夫、內務部長和國防部長均未能超過半數的有效票而落選。波蘭執政聯盟中的三個聯盟黨領導人承認，這次議會大選的結果對波黨和整個執政聯盟是不利的，團結工會方面取得了”勝利”。按圓桌會議規定，團結工會等爲首的建設性反對派在新議會的460個席位中將佔有35%，即161個席位。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的候選人絕大多數已贏得超半數以上的有效票而當選。參議院的100個席位，團結工會經過自由競選，已經贏得92個席位。
第一版是”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是新華社的電訊稿，沒有記者署名，報道稱”鄧小平神采奕奕，精神飽滿，同大家合影後作重要講話，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裏、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參加”。15年後，上述人中只有李鵬、喬石、萬裏、薄一波健在。
第一版和第二版分別刊登了署名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1989年6月5日發表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其中黑體字的小標題分別是”一、有的同志提出，前幾天動亂的局勢已有所緩解，戒嚴部隊還有必要進城嗎？二、有的同志問，6月3日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夠得上是暴亂嗎？三、有的同志問，部隊進城平息暴亂，爲什麽向老百姓開槍？四、社會上盛傳，戒嚴部隊進城之後，’血洗天安門。這完全是謠言。五、提高認識，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全勝。”報道中有這樣的字句”由於圍觀的群衆和在場的學生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擊中，暴亂中有上千群衆受傷，上百人死亡，這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事情……”
還有一封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師的信在第一版公佈，標題是：”美國之音”造謠可恥–一個6月4日淩晨天安門廣場目擊者的來信。這個教師沒有署名。他說：我是一個高校的教師。前幾天聽了”美國之音”的廣播，我感到非常氣憤。”美國之音”不顧新聞職業道德，製造了種種謊言，去欺騙不明真相的群衆。特別製造了”軍隊在廣場上用機槍打死3000多人，還用坦克來回軋死許多人的謠言。作爲一個目擊者，6月3日夜，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解放軍在整個清場過程中，從未向廣場上的人群開槍。6月4日淩晨4時左右，侯德健等幾人與部隊的同志進行了接觸，部隊同意他們撤出廣場。侯德健等回來以後，在場的學生就是否撤離進行了表決，同意撤的喊”撤離”，不同意的喊”堅持”，誰的聲音大，就按誰的意見辦。結果，主張撤離的呼聲占了上風。最後，在場的學生打著旗幟有組織地從東南角緩緩撤出……
第十一天
1989年6月11日，星期日。第三版國際新聞，來自莫斯科的報道稱，5月25日開始舉行的首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6月9日閉幕，大會成立了以最高蘇維埃主席戈巴契夫爲首的憲法委員會，來擬訂新的國家根本大法。戈氏稱大會將蘇聯進入”發展民主、公開性和改革的新階段”，如果不對社會主義所有制關係實行根本變革，國家就不能堅定地向前發展並達到既定目標。他主張發展社會主義租賃關係，但不贊成將一切都叫給市場，”應當沿著我們自己的道路走向市場，同時保持計劃調節”。會上戈氏還表示同意代表們提出的改革緩慢的批評。他說，改革是相當長時間的事業，改革是一個顯著成果是衝破了行政命令體制，但他不同意將這一過程與反對國家機器混爲一談。他對有人攻擊黨作了堅決駁斥，強調黨如果想要成爲蘇聯社會的先鋒隊，它必須更快地進行改革。有的代表對戈氏同時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表示擔心。對此戈氏回答說，作爲一個共產黨員，他堅決排除將權力過分集中於自己的可能性。權力過分集中是把雙刃劍，既可以刺傷別人，也可以把自己給傷害，後來戈氏擔任實際上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總統本身就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證明。
另一篇報道繼續關注波蘭大選，第一輪大選經過已經公佈，當選議員總共165人，執政聯盟只有5名，團結工會爲首的建設性反對派160名。當選參議員的總共92人，全是反對派的候選人。執政聯盟之所以落選，甚至一些政府首腦人物落選，主要原因是民選機制在起作用，而他們這些落選者應對造成每況愈下的經濟狀況的局面負責，人們因生活水平下降而怨聲載道，這種情緒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投票上。45年來，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削弱了人們對當局的信任。同時，團結工會在大選中大舉獲勝也使人們感到突然。因爲長期以來，團結工會”否定一切”，堅持”鬥爭和對抗”策略。但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他們總結了過去教訓，改變了做法，不動輒號召罷工和舉行示威，而主張通過”對話和妥協”解決矛盾、衝突，從而改變了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推進憲政帶來的結果，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進行，能夠確保改革獲得更大的成功。
回到國內，分別是第一、第二、第三版，大致內容是：一沒有透露姓名和單位的目擊者談”六月四日淩晨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國務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向北京市工業系統領導幹部作重要講話，把反革命暴亂造成的損失奪回來”。關於陳希同近況，不少媒體有資料披露，這個人已經成爲罪犯，因爲貪汙腐敗，1998年7月被北京高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6年，事發前，該犯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希同，是在1995年4月因大貪官王寶森自殺案件引咎辭職的；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決定，將陳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對其經濟問題，繼續進行審查；1997年8月29日，中紀委決定並報中央批准，開除陳希同黨籍；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以涉嫌貪汙和玩忽職守罪，決定將陳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以貪汙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職守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6年。贓物沒收上繳國庫；199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陳希同貪汙、玩忽職守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目前，該犯已經服刑近7年，作爲1930年出生的他，已經74歲了，卻落下如此可卑的下場。
第十二天
1989年6月12日，星期一。第三版國際新聞，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談新政府的組成，1個主席，3個第一副主席，10個副主席和57個部委–多麽龐大的機構。雷氏說，部委數目已經較前減少了25個，其中工業管理部門減少20個，部長中有6人科學院院士和通訊院士，副主席中有一科學院副院長和院士。部長平均年齡55歲，特徵是”年輕化”。在這次舉行的蘇聯議會上，前莫斯科黨組織領導人葉利欽擔任建設和建築藝術委員會主席–屬於被貶的角色。不過，後來葉利欽時來運轉，抓住時機，運用鐵碗，擔任俄羅斯總統，直至任滿。
來自漢城的消息，漢城地方法院宣佈，南朝鮮前總統全鬥煥的堂弟全愚煥因接受賄賂被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罰款550萬南朝鮮元。拿了不該拿的錢，就進了應該進的地方。任何政府，只要不從制度上懲治腐敗，有效監督腐敗總是無法靠”自己反自己”反下去的。
回到國內，《人民日報》刊登《北京日報》評論員文章，稱”《美國之音》是不光彩行徑”，文章中寫道”《美國之音》造謠說’4月20日公安逮捕了大約二三百在中南海正門靜坐示威的學生’，後來又說’有300人被拘留’。6月5日《美國之音》報道說’中國軍隊血腥屠殺……，造成數以千計的人死亡。據信至少有1400人於星期天淩晨前，在人民解放軍血洗天安門的大屠殺中遇難’。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美國之音》是誇大和渲染是別有用心的。”第一版還刊登新華社的記者未署名報道”公安機關通緝方勵之、李淑嫻”：”據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方、李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業經檢察部門批准逮捕，公安局關已發出通緝令。方勵之（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研究員）、李淑嫻（北京大學副教授）二人在這次動亂前後及反革命暴亂前採取各種方式，不斷宣傳煽動，並進行幕後策劃、聯絡。反革命暴亂發生後，方、李二人畏罪逃入美國駐華使館。6月10日，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逮捕方勵之、李淑嫻。李淑嫻系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30條規定，已經海澱區人大常委會許可，可以逮捕。”
此外，還有一些消息，”朝鮮《勞動新聞》發表評論員文章，批評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民主德國議院就北京發生的事件純屬中國內部事務反對任何外國的干涉”、”上海市政府宣佈滬’高自聯’爲非法組織”、”上海破獲’中國青年民主黨”自由社’兩個反革命集團，頭目被捕”等。
第十三天
1989年6月13日，星期二。第三版國際新聞，從6月12日開始，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對西德第一次正式訪問，是1981年以來的第一次。以往蘇聯領導人都是與當時的民主德國往來。關於兩德，年隨著柏林民主牆的推倒，又合併爲一個統一的德國。同時，隨著蘇聯的不復存在，最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國家也不復存在。
國際新聞有一條美國的消息，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表決關於譴責以色列在佔領區內鎮壓巴勒斯坦平民暴行的決議，由於美國否決，未獲通過。其他14個理事國的代表都投了贊成票。美國代表的意見是”該決議只譴責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而未提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動是’不平衡的'”。看來，任何事情，都是雙向的，既要考慮一方，又不要忽略另一方，才能通盤解決同一個問題。
回到國內，第一版報眼位置是”聶帥寫信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向死難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頭條下面是”喬石、姚依林、田紀雲等領導人到醫院看望和慰問受傷官兵，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溫家寶等參加看望”，第二版署名”靳仁”的文章”外衣剝光之後–評方勵之夫婦’尋求保護'”，還有一篇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刊登在第二版上：”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各地公安機關部署查緝，嚴防方勵之李淑嫻外逃，一經發現方、李二犯，立即拘留，並告北京市公安局”，報紙並把兩夫婦的免冠照片刊登出來，以及個人資料：”方勵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研究員。身高1.72米只有，體態稍胖，留一邊倒長髮，方圓臉，戴近視眼鏡，走路時挺胸擡頭。李淑嫻，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縣人，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體態稍瘦，留短燙髮，長圓臉，有明顯雀斑，走路步伐較快。”最後提到”方、李二犯畏罪潛逃，現予通緝”。
這一版方勵之的消息比較多，如”方勵之違背人民意願–一位中年知識份子的信”，未署名和單位名稱，如”浙江新昌縣一職工陳六桂給報社發來電報提出’依法公審方勵之'”等。
第十四天
1989年6月14日，星期三。第三版國際新聞，刊登消息”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結束對厄瓜多爾和古巴訪問，6月11-12日在柏林停留”。消息說，錢外長於12日回國。新華社6月13日電訊說，錢外長結束了對厄瓜多爾和古巴的訪問後當天上午回到北京，卻沒有說啓程日期。查找6月1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看到，錢外長於5月31日上午離開北京，應邀到厄瓜多爾、古巴、美國正式訪問。6月14日《人民日報》沒有提錢外長取消訪問美國的消息，只是說在民主德國短暫停留，民主德國外長重申民主德國議院對中國局勢聲明中所闡述的立場，堅信中國人民一定解決面臨的問題，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報道還說”錢外長一行乘中國民航飛機回國”。此行出訪歷時12天。
第三版還有一則”巴西公務人員大罷工”的消息：”6月12日，巴西聯邦政府75萬公務人員開始宣佈舉行無限期大罷工，要求政府增加工資，改革現行的工資制度，並恢復自1988年10月份以來由於參加罷工而被解聘的公務人員的職務。這次罷工是由政府行政部門的聯合工會組織發動的。”選擇罷工是保障人權的重要內容，不捍衛自身的權益，任由不合理的政策欺壓，還談什麽社會公正、平等和正義。
回到國內，第一版報眼位置是”徐帥寫信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稱讚他們不愧是威武之師正義之師文明之師”，第二版下方重要面積是”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高自聯’在逃的頭頭和骨幹分子”，被通緝的一共有21人，分別刊登了照片，他們是：王丹，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男，24歲（20歲），吉林人（山東人）–不知道人民日報怎麽會弄錯？；吾爾開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88級學生，男，1968年2月17日生，新疆人，維吾爾族；劉剛，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男，28歲，吉林人；柴玲，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86級研究生，女，1966年4月15日生，山東人；周鋒鎖，清華大學物理系85級研究生，男，1967年10月5日生，陝西人；翟偉民，北京經濟學院學生，男，21歲，河南人；梁擘暾，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87級學生，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人；王正雲，中央民族學院學生，男，1968年10月生，雲南人，苦聰人；鄭旭光，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學生，男，20歲，河南人；馬少方，北京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學生，男，1964年11月生，江蘇人；楊濤，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男，19歲，福建人；王治新，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男，1967年11月生，山西人；封從德，北京大學遙感所86級碩士研究生，男，22歲，四川人；王超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女，37歲；王有才，北京大學物理系代培研究生，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張志清，中國政法大學第二學士班學生，男，1964年6月生，山西人；張伯笠，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男，26歲，黑龍江人；李錄，南京大學學生，男，20歲左右；張銘，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學生，男，1965年4月生，吉林人；熊煒，清華大學無線電系85級學生，男，1966年7月生，湖北人；熊焱，北京大學法律系代培研究生，男，1964年9月生，湖南人。
第十五天
1989年6月15日，星期四。第三版國際新聞有一條共產黨國家古巴的消息，該國運輸部長因爲”貪杯好色、不肯悔改被罷官”，消息說：”古巴部長會議執委會副主席兼運輸部長托拉爾瓦因生活作風問題被解除職務。從1980年起托拉爾瓦出任古巴糖業部長，1985年以後該任運輸部長。他在任期內因生活腐化，貪杯好色，曾經受到黨中央的多次警告，但他仍執迷不悟，不肯悔改， 因此古巴國務委員會根據古巴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建議，決定給予撤職處分。”
回到國內，第一版發表該報評論員文章”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最後說”我們相信，只要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周圍，萬衆一心，團結一致，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全面勝利”。其他新聞還有”戒嚴期間違反我法律和法令，美兩名記者被限期出境”，這兩記者是美聯社記者潘愛文和《美國之音》記者裴新，稱他們”從事了與記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動，非法從事採訪活動，限令72小時內離開中國”。
第二版刊登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北京”工自聯”頭頭和骨幹韓東方（北京鐵路分局豐台機務段工人，26歲）、賀力力（北京機械局職工大學講師，36歲）、劉強（北京3209廠工人，26歲），並刊登免冠照片，通緝令稱”部署查緝，發現三犯後即予拘留”。
《人民日報》記者（未署名）6月14日發自西安的電文，”逃回西安的北京’高自聯’頭頭周鋒鎖被當地公安機關拘留歸案。據西安市公安局14日上午提供的消息，13日晚7時多，西安市衛生局幹部周引榮（女）從電視螢幕上發現，通緝的在逃成員中有其弟弟周鋒鎖，便立即與在空軍政治學院任宣傳幹事的愛人楊毅波商量，並一同向院保衛處報了案。他們準確地提供了其弟周鋒鎖6月7日由北京乘火車回到西安、現住在西郊三橋鎮大光明眼鏡店哥哥周建恩家中的重要查緝線索。晚上8時20分許，周鋒鎖被抓獲。前前後後，僅用了1個小時。”該報6月14日北京消息，”北京’高自聯’頭頭熊焱乘銀川至包頭的170次客車在內蒙古豐鎮縣車站被抓，押回大同，準備轉送北京。”
第十六天
1989年6月16日，星期五。第三版國際新聞，新華社的消息說，新恢復的波蘭作家協會6月14日已獲得華沙省法院批准登記註冊。該協會是波蘭1981年底實行軍管後被停止活動的。1983年8月20日被宣佈取締。波蘭作家協會是在波蘭正式宣佈實行政治、社會多元化的背景下重新建立的。它現有會員500多名。同一天，波蘭美術家聯合會也重新獲得登記。這是民主政治的開始，漸進的變化，確保使波蘭成爲民主國家、憲政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法治國家。該版還有一條消息”紮伊爾同情中國平息反革命暴亂”。
第一版國內新聞，刊登新華社6月15日消息，北京”高自聯”頭頭熊煒在瀋陽由其母領交當地警方，投案自首，杭州17名非法組織頭頭和製造者自首。中國紅十字總會鄭重聲明，從未向任何人講過北京六月四日事件中喪生的任何數位，而且這個數位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捏造。新華社6月15日電訊稿稱，”據美國合衆國際社和《美國之音》報道，日本外務省亞洲局負責官員在日本國會上提到中國紅十字方面的消息，說在北京六月四日事件中有2600名學生和市民喪生。”
另一則新華社署名記者靳尚鞏的報道說”動亂和暴亂帶來嚴重惡果，北京蒙受經濟損失逾10億”。
第十七天
1989年6月17日，星期六。第三版國際新聞用了”別了，裴新”的標題發表署名”曉堅”的文章，文章標題近似毛澤東早期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該文說，”今天是《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裴新限期離境的最後一天……咎由自取，罪有應得……裴新去了，望繼之者三思。”
新華社的幾則消息說，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評”北京事件”時指出，鄧小平講話是分析問題出發點；緬甸同情理解我政府立場；新加坡將按計劃同我國建交。
在一條關於波蘭的消息說，波蘭總理說波蘭選擇的通向政治民主的道路是正確的，不管出現什麽形勢，今後仍將堅持執行諒解和改革政策。
一條來自華盛頓的消息，中國再次從美國購買小麥10萬噸，價值400萬美元。美國小麥的最大外國賣主是中國，1988-1989糧食銷售年度中，中國共從美國購進830萬噸小麥。從1989年6月1日開始的1989-1990年糧食銷售年度中，中國向美國購買小麥數量累計已達328萬噸。中國小麥的需求，可以說解決了美國農民的問題。
第一版刊登新華社波恩的消息，蘇聯領導人戈氏6月15日在西德表示，蘇聯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人民的命運在任何時候都是與社會主義優越性緊密相聯的，在歷史紀元中，社會主義剛處在”開始階段”，它還沒有獲得”以正確方法發揮其潛力”的可能性。蘇聯將朝著更完善的社會注意前進，而不是脫離社會主義，即使有人想脫離社會主義道路，蘇聯人民也不會答應。
第一版國內新聞刊登北大一學生給北京日報寫的信，標題是”揭露方勵之李淑嫻操縱王丹搞動亂”，作者說”請原諒由於環境的不允許，我暫不署名”。
第二版刊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的一段話，他說”從大是大非上認識平息暴亂的意義”。北京市長陳希同強調”發動群衆投入平暴和生産”。
第十八天
1989年6月18日，星期日。第三版國際新聞多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聞，如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政府經濟和計劃部長奧弗恰羅夫號召人民”維護國家安定團結”，他強調，保加利亞同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一樣，絕不允許存在任何染指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的行爲，絕不允許破壞憲法和法律，絕不允許破壞全民族的統一和團結。這位部長是在保共中央和各社會團體聯名舉行的隆重紀念季米特洛夫107周年誕辰的盛大紀念會上講這番話的。他號召全國人民從季米特洛夫的理論和思想中吸取力量，掀起愛國主義的高潮
，維護民族統一，堅決反對任何人利用保加利亞採取增進國際信任和諒解的新決定進行投機。保加利亞正在動員全體人民的力量，努力完成對全社會進行革命性改革的任務。因此，需要是嚴謹的組織工作、紀律和忘我的獻身精神。保加利亞人民正在建設自己的和平生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使它偏離已經確定的道路。
另一條是南斯拉夫共產黨聯盟的消息，中央新任主席潘切夫斯基說南擺脫目前危機的惟一出路在於推行已經宣佈的經濟、政治和共盟三大改革，經濟是指建立基於尊重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之上的新的社會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行真正的民主化，保證建立完整的自治社會關係和工人階級的社會基礎。徹底實行非集權化和非官僚主義化，並消除文牘主義和衙門作風。而共盟的目的最終是真正成爲”工人階級的政治思想先鋒隊”。
回到國內，一則消息說”劫難後的天安門廣場迎來第一批小客人，萬名少先隊員舉行主題爲熱愛中囯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隊會”，還配發了圖片。如今，當年的少先隊員該走上工作崗位了吧，不知道你們是否還記憶起當年的飄著血紅色的紅領巾的少先隊員時代？
第一版的主要消息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採訪，指出”絕大多數人民擁護共產黨領導和國家不希望發生顛覆是基本事實”。袁木在北京國際俱樂部接受了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的採訪。進行了45分鐘，一些中外記者旁聽了採訪。布問：是鄧小平主席下令進軍的嗎？袁答：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是執行戒嚴任務，爲了維護首都的秩序。在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中，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解放軍的軍車也沒有軋死一個人。現在國外輿論中有所謂血洗天安門，軋死多少多少人這樣的設法，這是不正確的。當時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排著隊、打著旗和平撤離的，或者說自動撤離的。
布問：我在您所講的這番話中發現一些令我震驚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幾百尺長的膠片，可以表明：工人、學生被槍殺，無辜的旁觀者也遭到槍殺，而且不但是來自我們西方國家的記者，還有一些中立國家的觀察家，真個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國人都看到人們站在很近的距離被解放軍槍殺了。您怎麽能夠說，您和中央領導人卻不相信有人受傷呢？
袁答：我沒有說在整個鎮壓反革命暴亂事件中沒有發生傷亡。我剛才只是說，解放軍在清理天安門廣場過程中沒有發生打死人的事情。至於在整個鎮壓反革命暴亂過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分看熱鬧、圍觀的群衆遭到誤傷，解放軍本身也遭到很大傷亡。關於這個傷亡的情況，我已經在前不久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代表國務院宣佈過了。在這個事件中，解放軍有5000多人受傷，圍觀的群衆和歹徒受傷的有2000多人。死亡的數位大體上200人，包括解放軍，以及歹徒和少數圍觀的群衆。
布羅考最後又重復自己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幾百尺錄影帶表明學生和圍觀者被槍殺。他把幾百英尺錄影帶一句”改爲”（《人民日報》原文）有幾英里長的錄影帶，袁木回答說：”現代技術的發展，爲有的人提供了這樣的可能，他們可以搞出比你說的更長的錄像帶來歪曲事實。謝謝你對我的採訪！”
這一天的報道還有：”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楊濤在蘭州被抓獲”、”‘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頭頭賀力力的聯絡員賀群印、尤建齊二犯在西安被抓獲”、”北京’高自聯’頭頭、北京電影學院夜大班學生馬少方在廣州見到報紙上有他被通緝的消息，便到派出所頭投案自首”、”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公安部長王芳要求公安幹警再接再厲乘勝追擊，15位元公安系統的有功人員受到表彰”等等。
（上）待續
──轉自《議報》(//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