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六四」痛失愛妻

丁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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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2日訊】老年遭變精神萬般痛苦

大約是在一九九五年初冬的一天,我從門外的信箱裏發現了一張寫給我的小紙條,上面留有呼機號碼,說希望能來家看望我。幾天後,一位素不相識的姑娘來到我家裏,說她叫胡某,是本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的進修生。她說她兩年來從外電中常常聽到我的聲音,也聽到很多有關的報道,知道我們一直在尋訪「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和傷殘者。她想見到我,是要向我提供一位死難者的線索。她說在她父母居住的一個軍隊大院裏,有一位退伍的女軍人在「六四」時被打死了。她認識死者的丈夫,也是一位退休的老軍人,年齡比他妻子大一些。她說,這位老軍人自妻子遇難後,精神很痛苦,生活很孤單,朋友們為他介紹了一位喪偶的退休小學教師,作為晚年的伴侶,現在兩人相依為命。

這位女學生舉止文雅、大方,說話慢悠悠的。談話間,有一種很容易溝通的親切感。那時,「六四」大屠殺所造成的恐怖氛圍尚未消退,我正受到安全部門「便衣員警」的嚴密監控,像她這樣敢於邁進我家門的青年學生並不多。也正因為如此,我特別珍視這份純潔的友誼,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抗美援朝女戰士亡於中共槍下

同那位老軍人接觸,我有很多顧慮。因為畢竟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何況「六四」後各個單位都搞清查,要求在「六四」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我不知道這位軍人對那場大屠殺、對他妻子的死難持何種態度。為此,我請那位女學生事先作了探詢。結果證明我多慮了。
我記得第一次與這位老軍人見面是在我家裏,是由他後來的老伴陪同一起來的。初次見面,老軍人就坦然地陳述了他前妻的身世及遇難的經過。

他前妻叫馬承芬,一九三四年出生於河北省,一九四九年參軍,一九五一年入朝參戰,在朝鮮戰場上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於一九五八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六四」時,他倆都已退休,本來可以安度晚年了,卻沒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他告訴我,當時,他們所住的幹休所就在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只有二百米左右。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慘案發生後,在他們居住的幹休所樓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軍隊老幹部,他們都對軍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行為憤憤不平。夜間十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胡同裏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他的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他就站在離妻子兩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將她送到附近的醫院搶救,可他們部隊單位有命令,所有汽車都不准出動,於是只好借了一輛三輪車,於十一點多把他受傷的妻子送到了三○四院。但是,當時醫院的傷員太多了,直到四日淩晨三點多,他妻子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給輸氧。當時都以為她的傷勢並不嚴重,能躲過這場劫難的,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妻子的突然死亡,使他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發作,醫生又把他送進了搶救室,兩個多小時後才緩過來。

五棵松附近坦克把人碾成肉泥

老軍人無法遏制他對這場殺戮的憤慨。他說,一九八九那場運動,廣大學生和民眾從國家前途想,起來反對貪污、反對腐敗,要求實行民主。當時的軍委主席鄧小平,還有身為一國總理的李鵬,本來應該聽取廣大民眾的呼聲,但他們不僅不聽,反而喪盡天良地發佈戒嚴令,調動軍車、坦克進城,把槍口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他說,他妻子在學運期間,沒有上過街,沒有參加過甚麼活動,她只是一個普通的退伍軍人,當年她沒有死在朝鮮戰場上,晚年卻無緣無故地死在了「人民軍隊」的槍彈下。這個政府怎麼了?還是人民政府嗎?他說,他也是一個軍人,軍人怎麼能向老百姓開槍呢?為了給死去的妻子討個公道,他曾在「六四」後多次向軍隊的總政治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從此,這位在共產黨軍隊裏服役了大半輩子的老軍人,不再對這個黨、這個軍隊抱甚麼希望了。他說當局一再厚顏無恥地說甚麼「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想以此來掩蓋他們屠殺的罪行,「我要問問他們,我妻子是不是你們打死的?她究竟犯了甚麼死罪?」他說他是尊重事實的人,他在妻子遇難的那天早晨從醫院的急救室出來時,親耳聽到醫院的護士邊走邊議論:「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他說這難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謠?

這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軍人。他胸懷開闊,深明大義;他同情弱者,心地善良。在我同他的接觸中,絲毫感覺不到軍隊與平民之間的隔閡。他現在的那位老伴,也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善良女性,為了撫平丈夫心靈的創傷,不僅在生活上精心照顧他,而且同他一起參加我們難屬群體的活動。

我想,正是她的這種關心和支持,才使得這位晚年喪偶的老軍人能從痛苦的煎熬中挺過來,而且頂住了來自所在部隊給他施加的種種壓力。

一到敏感時期就會被「請」去旅遊

他曾對我說,自從他參加我們的簽名活動後,他所屬部隊的領導曾多次說他「本來是很老實的,現在卻不老實了」。部隊領導還常常找他「談話」,說甚麼「你是軍人,原來還是我們的領導,道理你比我們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從國家的大局,部隊有部隊的紀律,不要再去摻和地方上的事了」。但這位老軍人斷然地回答:「不是說軍民一家、軍民魚水情嗎?為什麼不參加?『六四』是對人民犯罪,必須平反。難屬群體的要求是合理的,我為什麼不支持?」以後他每次簽名,領導都要找他談話,他也都是那幾句話,而且反過來要他們回答:政府為甚麼把他的妻子打死?打死了為甚麼不給個說法?後來,單位領導一看壓不服他,就改變了方式,一到敏感時期,就請他去外地「旅遊」,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參加簽名什麼的,給單位的領導添麻煩。

但是,他和他的老伴還是照常參加難屬群體的活動。在這個到處是強權和金錢主宰的世道,兩位老人從這個群體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因此總想要為大家做一些事。當他們得知還有很多同命運的人處在無人過問、無人幫助的境地時,遂積極地參與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他們常常去附近地區訪問受難的家庭,給予難友們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們外出旅遊,也不忘外地的受難親屬。有一次他倆去我們蘇南的居所小住,回京時還特地繞道蘇北,去看望了一家難友。
在幾年前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被國安部的員警監控在家裏,不能出門。他倆來看我,說話間,我提到有人提供了一位死難者的線索,可是姓名、地址都並不確切。兩位老人當即答應由他們試去尋找。事後,他倆向我描述了尋找這家難屬的艱難經歷。

協助尋找「六四」難屬

那天他們頂烈日,乘了很長時間的公共汽車,走了很長一段泥濘小路,又在居民區的樓群裏轉了好半天,終於找到了所要尋找的一個住宅樓,但一問卻並沒有要找的那個家庭。他們又詢問了好多人,仍無下落。就在兩位老人幾乎要放棄的時候,發現路邊有幾位老婦人在聊天,便上前打聽,問他們這裏有沒有一個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們不敢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只說是從外地老家來找人的。也許是他們的誠意打動了那些老婦人吧,其中一位指另一位說:「她就是,她家兒子沒有了;她自己也剛出院。」原來所指的那位老婦人正是我們要找的人。那位老人的兒子打「六四」失蹤後,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父親因失去兒子抑鬱過度已於一九九四年病逝,老母親接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也已是風燭殘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軍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們經歷不同,職業不同,甚至地位也不同,但相同的命運把他們連在了一起。從此,老軍人夫婦與這家難屬建立了牢固的聯繫。

現在,這位老軍人七十多歲了,他的老伴也快七十了,但他倆不想像別的退休老人那樣,無所事事。他們除了有一個小家,還有一個大家,一個由一百多位難友凝聚起來的大家。作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他們義不容辭地為群體做了很多事情,相信在他們有生之年,還會繼續下去,這正是我最為感動的。

2004年5月前哨雜誌(//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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