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為最終在中華大地上確認言者的權利、異端的權利並確立對言者免於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斷地衝擊言禁，挑戰惡法，以自己的牢獄之災去窄化並堵死以言獲罪之路。

我深信，在這片土地上，即便是馴服的草民，識時務的俊傑和篤信東方文化的傳人，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又何嘗沒有人性的萌動，又何嘗不希望有朝一日，說真話就和逛公園、下館子、看大片一樣，不再是少數英雄的專利，而是任何一個普通公民只要願意就可為、能為之事呢？
序

1999年5月19日，當局將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啟動了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針對官方的指控，我當庭作了無罪辯護，並明確宣告，作為文字獄的受害者，我決不奢望會有什麼公正的判決。從那以後，將近5個月過去了，然而一紙判文卻遲遲不下。冬去春來，我決定將所中雜記陸續整理，以便送達牆外，公諸於世。

2000年3月28日 於
北京市看守所

一、 南行波瀾

1999年，不會很平靜。就在我用平和的筆觸寫完《公民運動：通往自由之路》一文，全家三口乘坐火車離京赴錫，準備平和地回故鄉過年的時候，不平靜的波瀾開始微微泛起。

2月11日晨，我們在北京站登上了109次南行列車。在車廂中坐定不久，便發現北京市公安局11處常年光顧我家附近的兩名便衣也在車上。這是先前從未有過的。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回答說：領導上交待，要「護送」你到常熟。提速後的列車，當天到達無錫。那一夜，我們借住在親戚家中，而樓下則由無錫警方通宵「值班」。

第二天，我弟弟自常熟駕車來接，一路上被兩輛車緊緊尾隨，直至常熟市區。大年初三，官方又破天荒地派人登門送新年慰問信。而我在常熟的許多老同學、老校友卻被當局「遞了話」：不要與我會面。種種反常不禁使我想到，如果節後直接返京，因為臨近「兩會」，我必定會被特別監控，其嚴密程度肯定超過以往。

這樣的日子豈能舒心？像任何正常人一樣，我渴求自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走動，自由地訪友。於是決定我妻子、孩子取道蘇州返京，我則去上海訪客會友，再不動聲色徐徐南行，圓一個普通公民的陽曆三月自由之夢。

2月24日晨，我一人先行離常赴滬。我弟弟駕車送我妻子、孩子去蘇州。警方誤以為我也在車上，於是一路盯梢跟著去蘇州，直至下午一直不見我蹤影，才又四處撒開大網。

我於24日取道太倉、瀏河，安抵上海。由於使用了電話聯繫，25日上午我到浦東蔣旦文家敘談時，發現已被上海警方跟蹤。自由旋即得而復失，令我慨然長歎。中午，我與幾位上海朋友進了一家餐館。他們是平生頭一次身歷此境：在便衣特務的注視下進餐。我不打算更多地連累他們，決定立即重返常熟，再作計較。特務們要跟，就跟著去常熟罷。餐畢，我與朋友握別，出門坦然打的去公興路長途汽車站。不意鬼使神差，手忙腳亂的特務竟然沒能跟上來！在確認重獲自由後，我臨時決定南下杭州。

晚上8點，我步出杭州火車站，特意登上一輛雙層巴士的上層，在美麗的夜色中緩緩西去。我不想打電話，而是按地址直接找人。這樣做雖然麻煩，但是自由。26、27號兩天，我與王東海、朱虞夫、祝正明、呂耿松等朋友暢懷晤談，合影留念。28號，我在赴南昌的火車上閱讀亨廷頓著、劉軍寧翻譯的《第三波》，不期被一位頻頻使用手機指揮業務的鄉鎮企業副廠長注意到了，結果因此交上了朋友，當晚我被邀請住進南昌賓館。

3月1日上午，我購得去廣州的火車票後，開始漫步初次光顧的南昌街頭。我去了聞名遐邇的滕王閣，品嚐了被稱作黎毫的來自鄱陽湖的一種水生蔬菜，在農貿市場與江西老表拉家常。還有一件趕巧事，街頭報攤上正在出售的《南方週末》，其頭版刊登的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長被抓獲的照片。下午4點，我登上南下的列車。

經過一夜奔馳，3月2號上午抵達羊城。與南昌的鬧而不躁大為不同，我一出廣州站，頓時置身於人流洶湧、聲浪嘈雜之中。定了定神，我搭上去寶山、南頭的中巴車。一路疾馳，大約12：30左右，我已經來到了南頭關前。進深圳要在這裡交驗身份證和邊境證。當時我有兩種選擇。一是交80元錢，由關前來回遊蕩拉生意的本地人帶進關去。二是告知深圳朋友出關來接。由於對前者的不信任，我被迫選擇了後者。通過電話聯繫，人民大學校友夏洪躍帶著邊境證出來順利接我進關。

這是我繼92年6月深圳之行後，再次踏上這塊孕育著深層變化的土地。小夏是我的88級博士生同學，91年獲得博士學位時年僅26歲。去深圳後先後在市委統戰部、市工商局、深圳商報等單位呆過，因此享有「跳槽博士」之稱。我到深圳那天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於是就在景密新村小夏家與他父母、妻子和嬌女共進晚餐。當夜，他安排我在北環路邊的中審大廈住下。

到深圳，我的打算是一會友，二訪客，再就是隨意地、放鬆地、自在地體會、感受和領悟。我不是作持不同政見者之遊，我只是作公民游。會友僅會人大校友，訪客只訪《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之作者何清漣，觀光是任其自然，插空而為。

3月3日，小夏和我在香密湖度假村用過早點，前往深圳大學。的士從深大北門進去，穿行在緩坡綠林之中，到一處徐徐停下。我先下車，不經意地督見一輛摩托越過的士，繞到右前方草地上息火支車。再一回頭，卻見一學生模樣的男子，戴著眼鏡，手中持書，面露微笑，站在我們身後。我稍感納悶，並未意識到特務已經隨身附影。

小夏和我取小道邊走邊聊。正月的深圳已是綠色遍路，清香陣陣。來到一處宿舍區，偶一回首，卻見30米開外正是那位學生模樣的男子！我當即明白已被跟蹤。但說給小夏聽後，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這位跳槽博士只從電影裡見過1949年以前的「學奸」和「特務」，從未見過真傢伙，而我則歷煉多年，久經沙場了。我對他說，我有辦法檢測，只要專撿人跡稀少的所在隨機地繞幾下，如果背後仍是此人，則必是尾巴無疑。一分鐘不到，答案就出來了。

當時我倆都是氣不打一處來：當局這種草木皆兵不是吃飽了撐的麼？我的自由夢又一次被侵犯人權的魔影攪了局！從深大出來，我倆決定嘗試甩掉尾巴。的士載著我倆在深南大道上往東疾馳時，小夏從後視鏡中驚異地發現：特務騎著摩托在緊緊尾隨！小夏對我說，深南大道上禁止摩托車行駛。我答曰：規則對特務不適用。

後來，我倆先是進了《深圳法制報》社，辦完事又打的在鬧市區故意瞎轉悠，但後面的摩托及一輛豐田麵包一直如影相隨。中午時分，我倆進一家地下快餐店用餐，特務還急匆匆進來檢查有無別的出口。餐畢，我提出兩人分手，由我一人來對付他們。我拿出了逆行奔走和在過街天橋上穿梭變向的絕招，但終因地陌人生，無功而返。儘管如此，在其後的幾天裡，我倆還是成功地甩掉了尾巴，設法與王晨陽、楊松賀、邵國煥、梁興安、袁躍、趙哲等人大校友見了面，與何清漣見了面。

3月6日下午4點，當我在蛇口碼頭購了船票，準備去珠海會友時，被當局以莫須有的名目扣下，並將我關押在赤水灣派出所。我當即絕食以示抗議，三餐粒米未進。3月7日下午2：30分，北京來了兩位警察，一位姓王，一位姓張，奉命「陪伴」我在兩廣行走，直至「兩會」結束才能返京。

在特定時期，自由，對於率先追求自由的人來說，恰恰成為最最稀缺的東西。
作者為原人大博士生，異議人士，居北京
—轉載自《觀察》網站//guancha.org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