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報導) 4月30日中國大陸著名的獨立作家﹐大紀元專欄作家余杰先生﹐應芝加哥大學東亞論壇﹐世界亞洲論壇﹐和中國展望研究會的邀請﹐作了題為“中國大陸網絡言論自由”的演講。
任教芝大的學者王友琴女士向大家介紹了余杰。王女士以調查文革受難者聞名﹐並與余杰因文革研究曾書信聯絡。王女士表示﹐余杰是在大陸有作品發表的學者中﹐唯一給她極大支持的一位。余杰所作的不但是因為他的見識﹐而且是因為他的勇氣。他讓我們知道真相是什麼﹐事實是什麼。這也體現了他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作用和位置。
余杰表示演講不是一個學術報告﹐他會從四個方面分享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的真相。
一﹑近十年以來中國大陸網絡的發展和網民的增長
中國互聯網用戶超過8000萬人﹐位居世界第二位﹐佔全球比例的11％左右。是亞太地區擁有最多網民的國家。表面上看這是個非常喜人的數據﹐但在這個數據的背後存在着四個方面的問題﹕
1）網民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和內地省會以上的大城市﹐縣級以下的地方上網的人數和比例非常低。網絡的發展不僅沒有改變了城鄉嚴重的差距和對立﹐反而使之加劇了。
2）網民年齡帶非常年輕（16～25歲的人數佔一半以上）﹐相當一部份人僅僅是利用網絡這樣一個現代的信息傳播渠道玩電子游戲和聊天交友﹐並沒有獲取更多的信息。
3）網絡文化的一個特點是佚名發表言論。在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沒有宗教信仰﹐舊的道德傳統﹑社會倫理被全面摧毀﹐新的沒有被建立起來的特定時空的背景下﹐一些相當錯誤的信息﹐表現人性陰暗面﹑邪惡的內容在網絡上非常氾濫。
4）網上民族主義的思潮一直佔上風﹐而一些理性的思考﹑自由主義的聲音的言論空間受到很大的壓縮。在台灣大選期間﹐國內幾個主要論壇如“強國論壇”上叫囂要對台灣動武﹐用原子彈的聲音比比皆是。中國民間的義和團情緒通過網絡這個現代傳媒無限放大﹐這對中國的未來發展非常有害。
二﹑小區生活方式的普及和網絡維權運動的興起
新的小區生活方式通過互聯網﹐漸漸取代了舊有的單位大院﹑北京衚衕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同一小區裡的人之間的職業﹑工作﹑背景可能完全不一樣﹐本來彼此不會有任何的聯繫來往。但一個小區通常會建立一個類似論壇或網頁的交流平臺﹐大家在網上有很多討論﹐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友誼和交往。象購買同一小區的商品房﹑同一品牌的汽車﹑週末一起去郊游這樣的活動慢慢開始出現。我把它看成是民間組織的一種萌芽或者雛形。
房地產是個暴利行業。所以小區的開發商都有複雜背景﹐大多數是頂尖高干。個人是不可能和他們要求什麼﹐所以網民利用網絡組織一些比較大型的維權活動。比如成立業主委員會﹐選出業主代表跟開發商談判﹐甚至組織有小車的業主開車上街遊行﹐維護自己的權益。我所在的小區有四五千戶﹐選出了十個代表。我們小區原來購房時顯示給我們的大片綠地花園又蓋起了很多房子。因此去年７月﹐我們小區組織了３００輛小車在北京的三環四環和長安街上開了一圈﹐把我們的訴求貼在車上﹐通過這種打擦邊球的方法抗議。
上海﹑廣州很多小區都有類似的維權運動﹐而這些維權運動的聯繫方式基本上都是通過互聯網。當然﹐迄今為止這些維權運動多限制在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上﹐還沒有繼續深入發展成一個更廣泛的對政治權利的明確要求﹐但這已是個很重要的信號——對私有財產的確認和個人權利的覺醒同步發展。
三﹑文化學術網站和網絡知識共同體的出現
從90年代末期開始﹐學術性﹑思想性﹑文化性的網站開始出現。最早的﹑也是當年最有影響力的網站“思想的境界”在僅僅一年的時間在大陸達到了很高的知名度﹐大量學者分文不取把自己的論文﹑社會批評文章在網站上發表。直到2000年網站被官方關閉。（注﹕“思想的境界”近日在海外復站//www.open-society.com/sixiang/）
進入二十一世紀﹐類似的網站如雨後春筍﹐有“問題與主義”﹑“不寐論壇”﹑“學而思”﹑“關天茶舍”等。如果說目前網絡文學創作的水準還不能跟在知名文學刊物上發表的作品相提並論的話﹐那麼﹐網絡的思想學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比如﹐“憲政論衡”這樣一個以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為主要領域﹐以探討中國憲政問題為核心的網站的水平﹐已遠遠超過了學院體制內部的各大學報和官方劃定的各個學科的所謂核心期刊。
如同當年中國第一代自由知識分子胡適的《每週評論》﹐儲安平的《觀察》﹐這些網站在學術上超越了功利主義的目的﹐在對現實的關懷上能夠很尖銳的進行批評。我把這些網站聚集起來的一大批同仁稱之為網絡知識共同體。他們更年輕﹑更有朝氣﹐與90年代以來日見保守﹑墮落的學院體系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對於中國未來的思想文化和現時的社會制度﹑民主化﹐這一批網絡知識分子正在起着更大的推動作用。
四﹑網絡政制抗議以及網絡輿論壓力的形成
網絡政制抗議以及網絡輿論壓力的形成在最近兩年開始突顯出來﹐其中有幾個標誌性的事件。最大一個事件就是去年Sars的疫情。我注意到Sars期間胡﹑溫兩位領導人曾經到北大﹑清華視察﹐在跟學生對話時他們明確談到他們每天都會到網上獲取一些信息。這說明網絡是最高層領導人考慮施政問題時的重要信息來源。
其它幾個重大案件在網絡上的討論﹐對這些案件後來的發展以及案件背景的制度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孫志剛事件就是先在網絡上披露出來﹐再從網絡進入南方都市報（該報為此正在遭受官方新一輪的嚴厲整肅）。如果沒有網絡這個缺口的突破﹐提供對第一輪政治衝擊波一定程度的防禦﹐傳統的媒體不一定敢刊登這樣的消息。消息出來以後形成的輿論壓力﹐導致官方被迫迅速作出回應﹐收容遣送法令被廢除﹐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與之相似的另一個成功或者說成功了一大半的案例是孫大午案﹐如果不是網絡上的輿論壓力﹐最後的審判結果我個人相信會比現在的結果嚴厲得多。沒有網絡上所形成的廣大的民意基礎﹐CCTV這樣一個最保守﹑官方控制最嚴厲的媒體的“經濟半小時”節目也不敢對此案深入報導﹐而且整個報導完全是站在孫大午一邊。
去年在網絡上引起很大波瀾的還有李思怡事件。“成都商報”的女記者寫了報導﹐成都市宣傳部嚴令不准報導﹐記者義憤之下把文章貼在網上﹐之後鄰近的幾家省報開始轉載這則消息。儘管四川的宣傳部門非常震怒﹐把女記者開除了﹐但消息已經在全國散播﹐在網上激起了公憤﹐官方也不得不作出回應﹐把兩名警察送上法庭。
今年三月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和另外兩位難屬被國家安全機關逮捕﹐受嚴密控制的媒體對此不可能有任何的報導﹐但互聯網上抗議的聲音卻迫使當局釋放三位女士。這是丁子霖女士若干次被捕的最近的一次﹐也是被關押時間最短的一次。
當然﹐有的事件可能會有一個好結果﹐有的事件則不可能從官方那裡得到回應﹐如寶馬案因為牽扯的背景複雜。同時﹐官方對網絡的輿論也有對策﹐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設置防火牆﹐對信息進行過濾﹐逮捕網絡活躍分子。繼劉荻被綁架﹑關押一年後在網絡的壓力下被釋放之後﹐當年積極參與營救﹑聲援劉劉荻的杜導斌被捕。
為了營救杜﹐人們先後在網上發表了幾封征集簽名的公開信﹐一篇題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基本人權——關於湖北警方拘捕杜導斌的聲明”﹐緊接着又發表了要求最高法院對“顛覆國家罪”作出明確司法解釋的聲明。儘管這些聲明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兩個星期前﹐湖北檢察院仍然以顛覆國家的罪名正式對杜導斌提起公訴。法庭的審理下一步結果還很難說。所以﹐整個網絡輿論抗議跟官方的對峙仍然處於一個一環扣着一環﹐非常艱苦的博弈過程中。
對於在經濟上迅速自由化﹐在政治上仍堅持一黨專制﹐在新聞出版上嚴格控制﹐打壓一切不同觀點的當代中國來說﹐互聯網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我個人對互聯網的出現﹐以及新一代受過更好學術訓練﹐同時具有相當良知和勇氣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跟互聯網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由這種密切關係所帶來的一股新的﹑巨大的力量有非常正面的估計。相信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這股力量將是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份。
**面對非理性專制政府 最好方式是越來越多人說真話
演講後余杰還就聽眾提出的問題和與會者進行了交流。
余杰說﹐共產黨政權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一元化統治﹐這種一元化體現在政治制度對國家的控制上﹐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方面﹐甚至成為一種次宗教或准宗教﹐企圖對人的精神﹑經濟﹑以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控制﹐所以在中國不但沒有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罷工自由﹐遊行集會的自由﹐同樣也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這些自由每一條都在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
余杰還說﹐封殺互聯網的做法非常愚蠢並且是逆網絡時代潮流的。網絡的核心就是信息自由的傳播和獲取﹐儘管國家可以利用行政力量聚集一大批專家研究一個封鎖軟件﹐但這個軟件很可能被民間一個普通的電腦玩家突破﹐這是網絡技術本身所蘊含的一個特質。沒有一個政府或一套軟件能夠建造一個一勞永逸的防火牆﹐象當年的柏林牆一樣把兩個世界完全阻隔開來。
對大陸當局的尖銳批評會不會對余杰本人的人身安全帶來威脅﹐余杰表示﹕對於殺死別人孩子還不讓人哭的政府﹐我們有膽量在任何場所表示對它的蔑視﹐面對一個非理性的專制政府﹐最好方式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都能說真話﹐它就沒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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