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網上廣為流傳的北京大學教授焦國標《討伐中宣部》一文，在海內外輿論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對於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大陸政治過來人”來說，此文讀來痛快淋漓，切中時弊，有一種壓抑多時，”總算出了一口惡氣”的”解恨”之感。但是，作為讀者，情感上”解恨”遠遠不夠，從歷史的與理性的角度，認清”中宣部”–這個”當下中國文明發展的絆腳石”的”前世今生”，它的由來和它的危害，它的患處、死結與它的可能前景，就顯得尤為重要。

焦國標教授文中所指出的中宣部患上的”十四種大病”，可說無一不是事實，無一不切中要害，無一不是道出公眾之不能道、言出國人之未敢言。同時，也無一不令人為焦教授的直言勇氣深深捏一把汗。確實，回想”中宣部”在幾十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生活裏擔當的角色，你幾乎可以用盡中文中最高級的貶語也毫不為過，比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血跡斑斑，罄竹難書”等等。遠的不提，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後，批判《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抓”胡風集團”，反右，批電影《早春二月》、《林家鋪子》，批”中間人物論”，文革中殺氣騰騰的”兩報一刊社論”、”八億人看八個樣板戲”，一直到文革後的批《苦戀》、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等等等，你在每一段歷史中看到的，都是中宣部的那一副”批判”。”整肅”、打打殺殺的嚴酷嘴臉。毛澤東當年曾稱中宣部為”閻王殿”，可以說，幾十年來”中宣部”留給社會公眾的固定印象，就是這麼一副文場惡少、債主老爺、文化警察、專政衙門等等這樣的負面形象。

說來真讓人感到羞恥，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禮儀之邦”，一個以詩書禮樂、琴棋書畫名世的泱泱大國，其掌管文化輿論的最高部門，幾十年來竟然都是這麼一副粗魯暴虐的形象，實在是有辱斯文也有辱先人！

但是，認真追溯起來，”宣傳部”這樣一種政治怪胎，卻不是中國古老封建文化的產物，反而完全是現代專制政治、極權政治的產物。一切專制、極權政治的主要特點，就是以謊言和恐懼治國。謊言和恐懼，是專制統治交相使用的兩大利器。謊言，為製造”理想”、”道德”與”平安”、”穩定”的假像；恐懼，則為製造社會民眾對國家機器普遍的恐懼心理，威懾所有敢於批評、抗爭、挑戰的異己力量。

所以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確實是只有共產國家、納粹法西斯國家或如薩達姆式的東方專制國家，才會專設”宣傳部”，以製造謊言和恐懼為其主要功能和職責。從希特勒時代的戈培爾到史達林時代的日丹諾夫，其”宣傳”理論，都是沿著這麼一個套路：文化與傳媒–等於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等於政治工具；宣傳機器–等同於國家專政機器。正是在這樣一種把”宣傳部”等同於”專政機器”的政治思維，所以才會有中宣部今天的這個”不准”、那個”不許”；今天”槍斃”這部作品、明天”活埋”那個報刊；才有所謂”羅馬教會”式的”異端法庭”與”言論火刑柱”。 應該指出，即便是在當今並不完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裏，中宣部的權焰薰天，無所顧忌地扼殺言論和出版自由，也完全是缺乏法律和法源依據的。不說中國憲法裏明文規定的許多公民權利：”言論、出版、結社、示威遊行的自由”等等，中宣部可以從來不做任何解釋就把它置為一紙空文；即便那個著名的”守土有責”的口號，年前對全國媒體訓話的”二十五個不准”，究竟又源於哪一章、哪一本的規定和法例，其法源、法理何在？

近年來，中共官方一再強調，共產黨要實現從革命黨的”專政功能”到執政黨的”服務功能”的職能轉換。”中宣部”，正是”革命黨”的”專政功能”的產物。今天的時代，已經進入全球化、地球村、市場接軌、資訊共用的時代。想以一黨之私鉗一國之口，想以一孔之見扼大眾之識，實在是有點螳臂當車、不自量力的味道了。”中宣部”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挂帥的舊時代的產物，早就應該在中共”把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執政黨思維”裏改變職能，脫胎換骨；今天的”討伐”風波應該成為它洗心革面的一個契機。否則，它一定會繼續成為執政黨的恥辱和一個歷史遺留的笑柄。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