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1日訊】“六四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需要社會學專業人士做長期的、客觀的研究，其他任何個人的看法，包括我這樣因六四入獄的流亡人士的看法，都只是一管之見，管中窺豹而已。面對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其影響。在紀念六四15周年之際，英國BBC電台調查了不少人的看法，這就使全面認識這個問題有了可能。

戴晴有一個備受爭議的觀點，說天安門事件：“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這一挫折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道。”

我把戴晴的話這樣修改一下：六四不是一場暴亂，它是一場自發的民主運動，由於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造成了六四悲劇，打斷了八十年代中國和平演變的進程，使中國的發展遭受挫折與倒退。

我和戴晴不同的觀點之一：不管八九民運留下多少令人遺憾的地方，它仍然是一場民主運動，因為它具有民主運動的幾個要素：表達了民主訴求；由民間自發產生，走向自覺；獨立於官方而行動。我們可以比較中國當代史上的其他運動，例如反右前的大鳴大放、文化革命等，就可知道，八九民運與那些由共產黨高層發起的運動有本質的不同，雖然在那些政治運動中，人民也借機表達了民主的願望，但那些運動明顯地缺乏獨立性。

我和戴晴不同的觀點之二是：六四作為一個悲劇、挫折和倒退，是中共當局一手造成的。在官民沖突中，掌握生殺大權的當局毫無疑問要對屠殺慘案負起全部責任。因為，如果不是當局蠻橫的專制本性作崇，當時民間的和平抗爭完全可以有一個雙贏的結果。

十五年過去，我們回過頭來觀察六四對中國的影響，感覺極為復雜。歷史有時像一個捉弄人的頑童，它產生許多互相矛盾的悖論和變化。六四所產生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具有同樣的真實性。

一方面，六四使共產黨失去他們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合法性，使人民認清了專制政黨的本質，對民主、自由和人權更為向往，對一黨專制更為痛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開始破產，即使一些真誠的共產黨員也開始覺醒，這是六四對中國民主化的正面影響；但另一方面，在血腥鎮壓之下，中國人為了自我保護，產生了政治冷感，有的人隨波逐流、有的人掙錢享樂，一個道德淪喪的冷漠社會，使專制政權更能為所欲為，這是六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六四後，中國政府曾經一度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這種制裁（包括實質性和象征性的）給予中共當局以羞辱性的懲罰，使他們在國際舞台上喪失道義正當性。在六四過後的一段時間裡，國際制裁迫使中共縮小其鎮壓范圍。從長期看，國際制裁的正面意義是，西方社會把關注中國人權作為外交關系的一個原則，不斷地施加壓力，促使中國政府遵守國際人權公約。但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利益所在，西方各國慢慢地恢復了和中國的貿易伙伴關系，對中國政府進行道德譴責的壓力小了，這就使中共當局能夠在拒絕政治改革的同時發展經濟，使中國出現今天這種政經發展失衡的混亂困境。

八九民運是以學生為主體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參與和支持了這一運動，並給這一運動提供了思想准備，因此，六四的悲劇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敗。六四後，知識分子受到清查，和中共當局的關系由八十年代的合作轉為破裂。然而，作為六四失敗者的知識分子，現在卻有大部分成為六四的受益者。由於中共當局認識到，八九民運的原因之一是知識分子對其待遇不滿，於是采取了收買知識分子的政策，使他們在經濟上獲益，並在社會上享有一定地位。這樣，少數繼續堅持民主理想的知識分子在抗爭時，就陷入一種孤立的狀態，在當局壓迫下層工農、並打壓法輪功和宗教團體時，也缺乏來自知識界正義的聲援。

歷史就是在多種悖論和變化中艱難進步的。評價六四所帶來的正面、負面影響，需要時間，也需要我們有更廣闊的眼光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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