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編者按：這是作者所撰《文革受難者列傳》之一。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區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１２１號居民，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紅衛兵打死，其時正值北京紅衛兵的八月殺戮走向高潮之際。

　　一、八月殺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北京，有數千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還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後自殺。當時，中國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們，通過接見、集會以及他們絕對控制的報紙和廣播，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高度讚揚和熱烈支援。但是，數千被害者們的名字和死亡從未被媒體記載或提到；他們被抄家被毆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他們的屍體被燒，骨灰一律不准留下。於是，這數千被害者變成了一個無名無聲的死亡群體。他們的名字，隨同那場殘忍奇特的殺戮一起消失在歷史的黑洞中。出現在下文中的八月殺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筆者通過個人的訪談和調查，尋找出來的。

　　在數千慘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個例外。這個名字出現在那時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殺戮中唯一被記錄的受難者：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曾在兩次講話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來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０日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外出串連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另一次是周恩來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到“資本家李文波”對紅衛兵“行兇”，但是周並沒有說出李文波已經被打死了。這兩個講話和當時其他的“首長講話”一起被印刷成書，作爲紅衛兵運動的指導性材料，現在也還可以讀到。在周的講話中還提到在北京師大二附中發生的另一樁類似事件，但周沒有具體說出有關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紅衛兵的人名叫曹濱海，見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來那一時期的公開講話中，沒有提到任何別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從來沒有提到當時有人被紅衛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曉，是因爲他被當作“反抗”紅衛兵抄家的案例，成爲在北京掀起更大規模的暴力迫害的藉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當局知道。

　　關於李文波，當時紅衛兵的說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擊紅衛兵，然後跳樓“畏罪自殺”。李文波死後，紅衛兵立即在北京傳播“反動資本家殺害紅衛兵”、“階級敵人在搞反革命報復”的消息。在繼續進行的抄家打人行動中，“血債要用血來還”成爲新的口號。

　　一年之後，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的報紙《湘江評論》和北京６３中學紅衛兵的《紅衛兵之歌》聯合印刷了一期“紅八月專刊”，以慶祝紅衛兵運動一周年，所謂“紅八月”指的是紅衛兵運動興起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其中一版的通欄標題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這是毛澤東的一句詩），下面有關於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題爲“欖杆市前灑碧血”（欖杆市是李家一帶的地名）。文章說，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紅衛兵小將用鮮血在歷史上寫下了第一筆，這一天紅衛兵這個初升的太陽，又迸發出了強烈的火焰。”文章寫明是紅衛兵先毆打了李文波夫婦；文章還說，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兵以後，從樓上跳下來，“義憤填膺的群衆捉住他，拳頭象雨點般的打了下來，這條老狗，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顯然，紅衛兵把打死李文波當成他們的“英雄”歷史。

　　二十三年後，即１９９８年，有署名“鴻冥”的文章發表（《民主中國》，１９９８年第三期）。這個作者說他曾經和李文波事件的當事者之一在一個單位工作，那個當事者說：“欖杆市那個小業主和他老婆，其實很老實、膽小。那時候我們才上初中，年輕不懂事，三伏天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樓，被我們推倒還踢了幾腳。那老頭子一看急了，下樓理論，我們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們嚇跑了。實際上誰也沒有砍誰，我們說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麽，後來就變成說他殺了人，把他給槍斃了。我在東北生産兵團入黨時，如實跟政委說過，他教我別說了，不然別人會說你立場不穩。”

　　這種來自紅衛兵方面的懺悔性的說法，是至今仍然罕見的。這個說法提供了李文波事件在事實方面與過去不同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還能開口說話，便會提供他們一方的描述和記憶，他們對事件經過的說法也會不同。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樣發出他們的聲音，通過比較，我們不但能在事實方面，也能在心理方面，對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從來沒有機會說出他們的話。

　　李文波當場就被紅衛兵打死了。他被打死後，紅衛兵計劃在北京召開十萬人大會聲討李文波，並在會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來在講話中兩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爲他說到要保護紅衛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紅衛兵的這個計劃。後來實行的方法是，由法院將李文波的妻子判處了死刑。

　　由於不准查閱文革檔案材料，這裏無法錄出對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決書。但是有數位被訪者都說，他們曾經看到過判處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個法律研究人員說，那份判決書不但判處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處了李文波的死刑，他補充說，這等於判決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別的，所以讓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釋道，當局這樣作，可能是爲了顯示國家機器對紅衛兵的充份支援。

　　判決李文波妻子死刑，雖然是由國家機器而不是由紅衛兵實施的，但是並沒有經過法律程式應有的自我辯護、上訴等等過程，顯然違反關於審判程式的法律。同時，即使在當時，紅衛兵也只是說李文波“行兇砍人”，並沒有說他的妻子“行兇殺人”；而且，儘管上述關於“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說法對於事件起因的解釋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沒有造成任何一個紅衛兵的死亡或重創。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卻被判了死刑。

　　當時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學的初中紅衛兵。他們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頂，毆打李文波夫婦，要他們交出黃金、槍支，而李家沒有這些東西。也就是說，事實上，是紅衛兵侵入李文波夫婦的住宅，抄家打人。紅衛兵沒有公安局的搜查證，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婦真的拿起菜刀反抗，這是憲法給予的權利，他們有權利自衛，保護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婦顯然沒有企圖阻止紅衛兵進入他們的家。而且，在８月２４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經到房管局交上了他們的房産證書；他們也在家中挂了毛澤東的畫像和語錄等等。和當時北京其他十多萬個被抄家和被毆打的家庭一樣，對紅衛兵的行動，李文波一家是順從、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紅衛兵渲染的煽情故事，還是發生了真正的反抗？從幾方面調查到的情況來看，至少可以確定，當紅衛兵到李文波家抄家並且毆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時候，第一，李文波沒有作過行動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爲，那種行爲也不是預謀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實際發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嚴重毆打的情況下，他出於自衛或者保護其妻子作了某種阻擋。李文波年紀並不很老，當時是盛夏，沒有人穿厚衣服；那時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鐵制的，既鋒利也很沈重，相當具有殺傷力，象李文波這樣一個並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擊中學生女紅衛兵，是完全可能造成嚴重殺傷的，特別是完全可能嚴重殺傷第一個被攻擊的人。但沒有人死亡或者受重創。

　　這裏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婦的家。這座房子的門牌是廣渠門內大街１２１號。這座房子建於５０年代，是政府造的，因爲地皮屬於李文波，房子建好後分給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有小産業，１９６６年時沒有正式工作，曾作過文書工作，因爲字寫得不錯；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車爲生。李文波夫婦有三個孩子，他們在被抄家時逃開了，後來又被關在崇文區公安局裏。

　　三，暴力升級的藉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範圍內成爲紅衛兵掀起更殘酷暴力高潮的藉口。

　　第二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上午，北京海澱區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高三（一）班的教室裏，紅衛兵高聲喊著“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向我毛主席的紅衛兵舉起屠刀了”，毒打了班裏“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鄭光昭、戴建中等四人。這些人當時被稱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鄭光昭當晚發生休克，身體抽搐成反弓形，差一點死去。這樣的毆打那一天在清華附中的多個班級裏發生。

　　８月２６日晚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學校的大合班教室，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大會由該校紅衛兵的一個領導人主持。會議開始時，一般的教職員列隊從東門進入會場；當時已被打成“黑幫份子”的老師、幹部則從西門進去，他們中有附中校長萬邦儒、清華大學主管附中的教務處副處長邢家鯉、學校幹部顧涵芬等人。這些從西門走入的人早在８月初就已經遭到了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會上，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和塑膠跳繩擰成的麻花狀鞭子抽打他們，一直打到半夜。顧涵芬的一隻眼睛被打瞎，會後她昏迷在地，是由她的丈夫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老師劉樹華從東側進門時，紅衛兵大聲命令他站到“黑幫份子”那一邊去。劉樹華２６歲，剛結婚不久。結婚前他曾追求另一女子未成，紅衛兵以此說他是“流氓”，在學校的牆上給他畫了一張桌子大的漫畫，上面寫了“大流氓”三個字。那天晚上劉樹華和其他“黑幫份子”一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鯉被打得最厲害。“鬥爭會”後，劉樹華來到清華大學鍋爐房的大煙囪頂上，往煙囪裏面跳下身死。劉樹華身後，留下了懷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關於“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同一版面還刊登了“《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文章，大標題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無疑這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當晚的新暴力行動有直接的鼓勵作用。而前一天發生的“李文波事件”，成爲清華附中紅衛兵掀起新的一輪暴力迫害的藉口。當時還沒有成爲“黑幫份子”的年輕教師劉樹華，立刻在新一輪暴力迫害下喪生。

　　８月２７日，李文波被打死後的第三天，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校園裏打死了兩個人，都是他們在抄家中抓來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個是科學院氣體廠的工人陳彥榮，３７歲，六個孩子的父親；另外一個，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現已無從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孫啓坤，一個退休女會計。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也在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時被毒打，兩天後死去。

　　８月２８日，已經在校園裏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抄了地安門東大街９３號朱廣相醫生的家，並且毆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勸說：“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他了”，李叢貞因此被紅衛兵綁在房前柱子上，當衆打死。一個打他的紅衛兵，爲判斷他是否真的死了，掄起一把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李叢貞的屍體從柱子上卸了下來。

　　８月２９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的一些紅衛兵，到北京大學承澤園，打死了那裏的一個居民、他們的一個同班同學的爺爺孔海琨老人。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紅衛兵打死的人據說共有十多個。

　　著名評劇演員新鳳霞在她發表于文革後的一篇文章說，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到２８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時候。“打全堂”是一個戲劇術語，被用來形容那時北京到處抄家打人的情況。這是打她的紅衛兵的說法。８月２６日，她聽到有紅衛兵聲稱“今天北京市全面開花打全堂，一個也跑不了。”（《絕唱》，江蘇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第１５２，１５５頁）新鳳霞從那天開始，遭到中國評劇院學員班紅衛兵的多次殘酷毒打，以致終身殘廢，再也不能上臺演戲。她的同行，著名評劇演員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後自殺。

　　在李文波死後發生的大量殺戮中，還有北京大興縣１３個“人民公社”進行的屠殺。從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３２５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２２個家庭被滅門，受難者中有８１歲的老人，甚至還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嬰兒。（《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１９８８年２月。但是在這份文革後印出的材料中，這３２５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個都沒有記錄。）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區，並不是紅衛兵最早開始活動的地區，但在李文波死後，據目擊者說，大批紅衛兵乘坐專門調派的公交汽車，從各處趕到崇文門外欖杆市地區，對那一地區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連數日。紅衛兵還特別沒收了許多人家的菜刀。他們的行動導致崇文門外一帶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據一份“內部”統計資料，在北京１９６６年夏天，紅衛兵殺人最多的是四個區：西城區、崇文區、海澱區和東城區，其中又以西城區爲最，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的一區。西城區的被害人數，幾乎相當於其他三個區的被害人數總和。西城區之外的其他三區死亡人數相近。西城區、海澱區和東城區是紅衛兵最早建立和開始活動的地區，崇文區卻不是，而且是北京最小的一個城區，但是崇文區被殺害的人數略多於海澱區和東城區，僅僅次於西城區而名列第二位元，這跟李文波事件的關係很大。

　　１９６６年８月，由於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毆打和侮辱以後自殺，北京城的死亡人數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場出現了屍體大量積壓、屍體焚燒要排長隊的現象。焚屍爐日夜不停，仍然供不應求。據多位目擊者說，被打死的人的屍體，從打人現場一車車運去，沒有姓名標記，堆在一起；死者渾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體。火葬場在屍堆上加冰塊防腐，氣味依然極其可怕。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規模地毆打和殺害和平居民，除了運用“文革”的名義，還需要用“階級敵人倡狂進攻”作爲藉口。極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紅衛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這樣被利用了。

　　四，即使沒有發生李文波事件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內部”，各情報機關每日向上報告當日被打死的人數，他們也許沒有報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報告了數位的。根據這樣的材料，以日期爲橫坐標，被打死的人的數位爲縱坐標，做成圖表，展示如下：

　　從這一圖表可以看出“李文波事件”前後的紅衛兵暴力程度的變化過程。

　　李文波死後第二天，８月２６日，死亡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三位數；從８月２５日到８月２６日，被打死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８月２６日到８月２７日，死亡人數又再次加倍。在９月１日，死亡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８月３１日，卻出現了一個小的低谷。這是什麽原因呢？原來，８月３１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那一天，大批紅衛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集會去了，因此那一天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數相對小了。

　　圖表也顯示，從８月２４日到８月２５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當天，被打死的人數就增加了一倍。此後，８月下旬每日數位一路徑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時，殺戮規模升級已經成爲定勢。

　　北京紅衛兵的殺戮開始於１９６６年８月初，開始是在校園裏面，攻擊對像是學校的教職員工，所謂“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北京大學附中，是紅衛兵最先開始校園暴力的學校，在７月底就大規模採用暴力攻擊老師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接著，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這些情況被立刻報告到最高當局，但是他們沒有出面制止。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並且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紅衛兵的領袖們上了天安門城樓。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北京最早開始對老師使用暴力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負責人彭小蒙，在城樓上發表了講話。天安門的大會由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向全國作了實況直播。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與北京中學紅衛兵合影的大幅照片，發表在所有報紙上。這樣非同尋常的行動，表明了最高當局對紅衛兵的熱烈支援，顯然也包括了對他們已經開始的暴力行動的熱烈支援。

　　據“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一位幹部說，在８月１８日天安門大會舉行後的當天晚上，在“高級黨校”這所共產黨的最高學府，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攻擊“牛鬼蛇神”的行動。在“高級黨校”工作的幹部都資歷較深，那裏的學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輕人，而是共產黨的比較高級的幹部，但是他們在“八一八”大會之後也立即採用了當時中學生紅衛兵使用的方式，對黨校校長林楓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遊街、戴高帽子、敲鐵簸箕自報“罪行”等等。顯然，那時中學紅衛兵的行動成了全國文革行動的示範。

　　在８月１８日會見的第二天，８月１９日，紅衛兵的暴力行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的舞臺上，在數千觀衆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斷。８月１９日晚上，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在學校裏打死了教師張輔仁和職員張福臻。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在各自的學校中，在被連續三天毆打和折磨之後死去。張輔仁、張福臻、沙坪和華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見之後、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８月１８日以後，北京中學紅衛兵從毒打、殺害老師，擴展到對校外居民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攻擊，當時他們稱之爲紅衛兵“殺向社會”。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毆打那裏的作家肖軍、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的２９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廟”院子裏（即“首都圖書館”所在地），被強迫圍繞著燒毀書籍戲裝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後有紅衛兵的皮帶棍棒，這些人被毒打了三個小時。作家老舍在這一天被“鬥爭”之後的第二天，８月２４日，在北京西城區的太平湖投水自殺。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在北京東城區，離王府井不遠的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東廠胡同２號的孫琢良和他的妻子，孫是眼鏡師，曾經開設一家眼鏡商店。住在東廠胡同６號的馬大娘，是在胡同裏幫人作家務掙錢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慶明的妻子，胡同裏稱爲“左奶奶”的老人，被綁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報信，告訴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慶明十多年前開過一家賣劈柴的鋪子，他得信後逃開了。紅衛兵發現馬大娘的報信行爲後，把馬大娘拉來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紅衛兵甚至提來一桶滾燙的開水，澆燙兩位老人（當時左奶奶７０來歲，馬大娘５０來歲），兩位老人淒厲的慘叫聲傳出院子，鄰居們都關緊窗戶，再用枕頭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馬大娘在淩晨時分被打死，天亮的時候，火葬場的卡車來拉走了她們的屍體。東廠胡同的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寫到，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周恩來的講話中，除了李文波，還提到師大二附中發生的一個類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濱海，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三的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是中共鐵道部黨校的一個幹部，受到文革衝擊，她曾在給兒子的一封信裏說及文革，這封信被班裏的紅衛兵看到，說是“反動信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日，曹濱海班裏的紅衛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過程中，曹濱海和他們發生爭執，據紅衛兵說，曹濱海在廚房裏抓起菜刀砍傷了一個來抄家的紅衛兵。曹濱海當時就被抓到公安局關了起來。他的母親樊希曼則被抓去學校，當天下午，在師大二附中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臺上，這位母親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還有這個中學的語文老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薑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親樊希曼被打死後，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又籌備在８月２８日召開十萬人大會，在會上把兒子曹濱海當場打死。周恩來召見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頭頭進行勸說，結果十萬人大會沒有開，但是幾天之後，８月３１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這所中學的幾個紅衛兵頭頭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在當時是極大的光榮。曹濱海的母親被打死了，他自己被關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從此精神失常。據９０年代中期見到他的人說，他仍然沒有恢復健康。

　　上述殺戮，都發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或者同一天。顯然，這些殺戮跟紅衛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絲毫因果關係。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動和殺戮發生的時間次序明顯表明，暴力升級的主要動因，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對紅衛兵的聲勢浩大的接見。“八一八”接見之後，紅衛兵殺戮開始大規模升級。李文波事件發生於八月殺戮的這一大規模升級過程之中。在數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況中，唯有李文波、曹濱海兩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兩個事件發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濱海與紅衛兵之間發生的衝突，從整個形勢來說，是紅衛兵的暴力行爲大規模升級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說，假使沒有這兩個事件發生，八月殺戮的大規模升級也是一樣要發生的。

　　四，爲什麽無人反抗？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李文波死了１０天之後，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一期“內部”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這份簡報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爲“國家機密”保存，普通人和學者都不可能讀到其中內容。據看到這份簡報的高級幹部說，簡報寫道，從８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這份“簡報”將此視爲文革的“累累戰果”的一部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舉行的關於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放了一份材料，這個材料的全文也至今還不准許普通人民查閱。這個材料提供的數位是，在８月下旬到９月底的４０天裏，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這是一個巨大的數位。但是當年八月殺戮的一些目擊者們認爲，實際被打死的人數可能大大高於這個數位。

　　不僅如此。這數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彈射殺的，也不是被刀砍死的，而主要是被中學生紅衛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銅頭皮帶抽死的、用沸水燙死的……總之，是以形形色色殘忍手段虐殺的；被打死的過程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跟一刀斷頭、一彈斃命相比，這樣的死亡過程更加痛苦。這樣的殺害當衆進行，造成無比的恐怖氣氛。以這樣的方式殺害數千人，稱得上是史無前例的野蠻和兇殘。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特別需要提出的一個疑問是，在這樣野蠻殘酷的殺戮中，爲什麽只發生了兩起事實上還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濱海，是１９６６年北京的八月殺戮中被紅衛兵指控爲進行了反抗的僅有的兩個人。其他被打死的數千人，還有被侮辱被毒打的無數北京居民，在銅頭皮帶和棍棒的兇狠攻擊之下，都一直克制順從，紋絲不動，甚至隱忍至死。這是爲什麽？如何解釋這個問題？

　　上文寫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後自殺了，１９８０年，筆者和肖軍先生（他是在１９３０年代開始寫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談話。肖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紅衛兵毒打。肖軍告訴筆者，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後的紅衛兵用棍棒、銅頭皮帶毒打的時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他想過要反抗。肖軍年輕的時候上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他說，那時候他心裏想，如果他動手反抗，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是，他看到來自各學校的紅衛兵圍得裏三層外三層，爭相出手，打人打得發瘋了一般，他想最後自己一定寡不敵衆，會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漢做事好漢當，可是其他被鬥者會怎麽樣？和他一道被“鬥爭”的還有近三十個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邊，臉色煞白，額頭上正在流血。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個“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會被報復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後調動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壓下去反抗的衝動，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

　　李文波跟肖軍不一樣，他在現場就被打死了，他當時想了些什麽，已經不可能說出來了。李文波的妻子目擊了丈夫被打死，然後她自己被槍斃，也永遠不可能描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軍事後說出的心理活動，清楚地說明，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無人起來反抗，不是由於迫害不夠深重，恰恰相反，是由於那場迫害太殘酷了。

　　１９６６年夏天的紅衛兵暴行，並非只是某種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時又是以國家力量爲後盾的政府行爲，是群衆暴力和政府行爲的結合。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無邊的瘋狂和殘忍，使得反抗無從發生。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李文波死後第四天，“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發佈了“第四號通令”，其標題是“關於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整個“通令”有七個部分，最後一個部分的小標題是“七、給出路”。其中一段照錄如下：

　　“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指標題中的’地、富、反、壞、右、資’六類——引者注）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准，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衆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作爲實施這個通令的結果，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城區有十萬居民，被抄家後，又被登出戶口，沒收財産，驅逐出北京，押送往農村“監督改造”。這個數位占當時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這十萬人中，實際上很大部分連當時的所謂“黑六類”的“標準”也夠不上，因爲這樣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辯護都是不允許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脅下，十萬人被掃地出門。他們當中，有的被趕到農村後，無居所也無食物，很快就死去；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被毆死在火車上。假若李文波能從８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僥倖活下來，他就會成爲被驅逐的十萬人中的一個。

　　這場大規模的居民驅逐，沒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顯，在此之前的八月殺戮，爲這場驅逐的順利進行預先建立了威懾。這十萬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驅逐之間作選擇。他們根本沒有選擇。這場殘酷的驅逐，是文革領導者安排的八月殺戮的結局。

　　李文波已經死了３４年。他的故事還沒有被報道出來；和李文波夫婦在同一個時期被活活打死的數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驅逐出北京的十萬北京居民的故事，也還沒有被報道出來。現在已經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幾乎沒有提到１９６６年北京的八月殺戮及其大批受難者。

　　這裏刊登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羅文先生在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６日拍攝的。他是文革中因撰寫《出身論》被槍斃的遇羅克的弟弟，他在１９９９年寫了《我家》一書，記載了遇家的故事。由於城市街道擴建，當年李文波家所在的這棟建築，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謝遇羅文先生，攝下曾經發生過恐怖歷史的這個場景。(//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