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連月來，由中央到香港差不多天天有人就香港政制改革放話，級別越來越高，觀點越來越無限上綱，像殺氣騰騰地向香港人搧上幾巴掌。在云云的所謂愛國文章中，竟赫然發現我的前地下黨直接領導人： “歐陽成潮”（廣東社團總會秘書長）也粉墨登場，在成報發表愛國八古文章，把那些六十年代指導我們這些地下黨員的愛國老調，重又由墳墓裏發掘出來。這令我相信，這是一場從中央到香港地下黨總動員的，由中央主導的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對付香港人民主訴求的大批判運動。中共歷來推動一個運動，必先在全黨內部下達指示，統一指導思想，統一口徑。這份傳達經全國黨組（包括香港地下黨）討論，學習，消化，吃透了中央的精神，揣摩了上頭意圖後，各黨支部才決定如何落實，包括如何向各統戰對像貫徹。民建聯的領導人因在地下黨組內已經吃透中央的意旨，常有代傳聖旨之舉，以示其與中共的親密關係。所有被傳達過的黨內外諸人等，便因應各自對中央精神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地位，景況和需要，作公開或內部表態。有些由黨步署公開表態，有些則自動出台表忠。一群跳樑小丑遂如獲聖旨般殺向民主派，極盡威迫恐嚇，人身攻擊的能事，醜態百出，像是生死存亡的大決鬥一樣。香港人是第一次領教了。

說到香港政改爭論，我認為還應重由基本法規定的 “一國兩制”談起。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沒有爭議的。一個國家包括土地，文化，人民和政府等。一國屬下有兩制：一是在全國實行的一黨專制 （即河水），一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資本主義政制（即井水）。兩種政制從屬於一國政府之下，不是一制去領導另外一制，本應相安無事，互不改變，各自發展。問題是這一國的政府由實行一黨專制的共產黨執政，而又黨政不分，把中共中央及中央政府混為一談。中共中央一黨挾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黨與國合而為一，黨即國，國即黨，專制等同一國，把自已的政黨自命為 “國家”。黨挾持了國的政府卻要求實行資本主義一制的人民去擁護。這是非常吊詭的理論，是絕招也是騙局。這樣強加於發展資本主義的香港人，將把香港人推向與中央對抗的局面。

再說發展資本主義的另一制。甚麼是資本主義？維護自由就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本主義自阿當史密夫於1776年發表 “富國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後，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形成今天的一套完整的，包括立法，執法，普選，制衡等資本主義制度以及這種制度源出的一套自由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理念。發展資本主義並不只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鄧小平當初迫於世界民主大潮壓力和香港已長久發展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而設計出一國兩制的香港回歸方案，確定香港要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恐怕根本還未有研究過資本主義是甚麼。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人要發展的是整整一套的資本主義，包括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任何反對這樣的資本主義發展就是顛覆基本法，中共是否又要再一次反悔自已的承諾？京官，土共才真正需要開個基本法學習班，學習學習甚麼是資本主義，甚麼是民主。

問題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發展資本主義的香港特區政府是從屬於實行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所挾持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資本主義與專制主義是誓不兩立的死敵，卻要共存於一國之下。資本主義的一套民主自由理念當然要反對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當然要鎮壓資本主義發展。從理念來說，這是水火不容的，學共產黨人的話：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如何解決？如果承認基本法，一國兩制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話，只有一個方法：河水不犯井水，也就是各自作出妥協。這不是批倒一個司徒華，一個李柱銘便可解決的問題。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要發展民主政制， “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一句中共黨人最常說的老話。

愛國並不等同愛黨，金庸很早已在明報社論： “愛國愛國，愛的是國”中闡述過。余杰曾引述文章說：所謂愛國主義其實不是一種學說或主張，它天然地存在於每個公民的血液中。沒有人不愛自已的國家，愛國本來是生活化的日常行為，只是每個人愛的方式和角度有差異。 “世上決沒有無原無故的愛，也沒有無原無故的恨”，愛國要發自內心，不能靠逼迫得以實現。專制主義者總是可惡地利用民眾對自已祖國和民族的本能的愛，欺瞞哄騙人們去愛他的政府。以前動輒把人打成反革命，現在又橫蠻地把人打成 “非愛國者”。余杰提出： “人權高於愛國”的原則，即愛國固然是正當，但為自由之故 “恨國”也不應被制止。根據基本法發展資本主義付預的權利，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可以愛國土愛人民愛文化，可以承認香港從屬一黨專政的政府，卻可不一定愛一黨專政的政府。由愛國論的討論到治港者必須愛國，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因而不能普選，再到所謂 “非愛國者”不能參選，這一系列理論的提出，共產黨人及香港親共派霸佔了 “愛國”之名，就好像控制了道義上的制高點，不容任何異議。其實這是一個陰謀推翻基本法的輿論準備。把這種 “黨”加 “國”的愛國論強加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資本主義制度管治班子的最高標準是：理念，誠信，廉潔和領導才能，並不是甚麼愛國論。

要履行基本法，要發展資本主義制度，香港人必須宣傳民主理念，追求權為民所授，即還政於民，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口號。香港回歸並沒有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中共利用香港地下黨偷龍轉鳳地接收了香港政府。香港發展資本主義民主政制就必須提出結朿一黨專政的理論。結朿一黨專政，還政於民是贊成一種民主政制，是要國家與黨分開，是民主運動的奮鬥方向。與推翻共產黨，反對共產黨的指責不可雙提並論，更與愛不愛國無關。

中英兩國政府幾經艱巨談判而訂定了基本法，在簽定的時刻就是授權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刻。回歸後香港只有執行基本法的本份，沒有被任何領導者再授權的必要。對於完善香港資本主義政制的改革，最終實現普選的目標，是對基本法的執行，是香港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香港人的追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香港人希望不要刺激中共中央，切實消除中央的疑慮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他們崇拜權力，相信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這是他們的本質。中央要的是一個絕對由它控制的特首和特區政府。所謂愛國者的要求，說白了就是要一個忠心的黨員或如黨員搬忠心的人，他們才會放心。這恰如慈禧太后在 “走向共和”劇集中對慶親王說的 一樣： “用人取忠心及才幹，本應兩求全，但如不能兩全的話，則寧取其忠心。” 是封建帝皇意識。也許就如曾蔭權，唐英年等，港人普遍能接受作為特首的人選，中共也未必能接受，除非他們入黨。這是因為要有組織關係，組織紀律去控制。直至目前為止，一個沒有黨委書記的單位，中共是不知道如何去領導的。香港地下黨就不知道如何領道沒有黨員的香港政府。它會覺得這就是失去權柄。眼看著九月快要立法會選舉，由於親共派的不濟，可能就要面臨這種失控的局面。中共震驚得狗急跳牆的情況可想而知。對普選，它還可以信任嗎？它的反撲步署是必然的了。

香港人是否會被嚇怕了呢？我不敢妄下判語。但李柱銘的政治家風度令人佩服。為實現民主理想，不畏高壓，不計算個人選票和利益，不投機，就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中共正在考驗香港人追求民主的決心，香港人能做的就是表達自已的決心，據理力爭。在專制社會中，黨中央說了算，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是人民說了算。歷史總是：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專制政權從來只有在人民堅定不移地去爭取的時候，才會作出妥協的。

胡溫在近期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都是比較原則性的，相信是為了留下餘地，等待立法會選舉的結果。 一個直屬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領導的 “港澳研究所”宣佈成立了。這是一個欽差大臣式的機構。採用如此學術性名稱，掛靠於一個研究單位，只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防備被質疑干預香港。中共中央自七一大遊行開始變陣，不再高高安坐北京，而是走馬香港，進行直接領導。這不是架空中聯辦或其他研究機構，而是直接插手，加強使用，近距離強化設在中聯辦內的香港地下黨的領導，親自全力為立法局選舉佈局。讓人感到磨刀霍霍之聲從北方由遠而近，好不嚇人。

中央領導人必須明白，其實民主派是否將於九月真能取得立法會過半數席位，目前還是未知之數，就算民主派取得過半數，也不會是天崩地陷的大事，因為民主派也必須從全港各屆人士的利益出發，為發展一個安定繁榮的社會而服務。他們也要接受受市民的監督。至於政制改革，經過雙方過招後，實際餘下的只有一項 “循序漸進”可作討論的。希望中共領導人與香港追求民主的市民共同作出妥協，訂定一個雙方均可接受的政改方案。比如我前曾建議的特區黨委書記站出來，承擔類似 “英女皇”般的職位，以示主權的確立。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態度。

環視世界各國人民追求民主的歷史，從來都是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香港的民主運動自 “六四”啟蒙以來，經十五年的積累，至去年 “七一”大遊行，可說是剛剛起步。前面的路必是荊棘滿途，任重而道遠。遙寄香港人 ：請珍重，再珍重！

2004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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