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3日訊】首先我和巴黎“自由談”沙龍的朋友們，爲黃翔剛剛出版的新書《走出共産中國：英漢對照黃翔詩選》表示真誠地祝賀！
年逾六旬的黃翔，在國內數十年，歷經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因爲他既不是那種有待平反的共產黨欽定的政治反對派，也不是那種有朝一日會被“收編”的異議作家，更不是那種振臂一呼，群情激昂的知名人士。他的出身和個性，使他命中注定在這個共産極權的國土上，被壓在生活的最底層，人格尊嚴受到無情地踐踏，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甚至他與秋瀟雨蘭純真的愛情，也受到專制機器的踐踏。如果沒有雨蘭－－這個優秀、勇敢、令人尊敬的女性的無私無畏的犧牲，當時已被關押的黃翔或許因此而被判死刑。由於黃翔這個不屈地反抗壓迫的個體不具備上述所說的“大多數”異見者所具有的“特質”，加上他的人身處邊緣之地貴州，所以，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地上，真實的黃翔被人爲地消失了，少數知道他的人，又被專制機器蒙在他身上的醜化器所嚇退，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黃翔的處境是孤獨的，是絕望的，是不爲人知的，也是驚心動魄的。在國內，黃翔甚至連“壞分子”這個能夠得到社會理解的身份都沒有，他被當權者有意與流氓無賴等社會渣滓等同起來，是無人關心的賤民－－這是多麽殘酷、多麽不公的社會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黃翔的作品當然是被禁止的。他是唯一的一位在國內幾十年創作爲“零”發表的作家。即使在八十年代的所謂“文化熱”的開放期也是如此。
而且，從形而上的角度看，創作－－正是黃翔得以改變存在方式的力量所在！！！
也就是說，他的肉身被迫與精神分離，並爲純潔精神而遭受煉獄之苦。而他的精神，則掙脫出專制的束縛，與他在詩化的世界裏飛翔，創作出了非常“黃翔特色”的傳世之作。
正因爲這樣，黃翔的書在國外的出版，就變得可貴，值得好好地慶賀！包括近年來黃翔在海外出版的中文繁體版詩文集十五種，其中系列詩集《狂飲不醉的獸形》六種，黃翔的半自傳體小說《自由之血》上、下卷、《夢巢隨筆》、《黃翔禁毀詩選》、《喧囂與寂寞》、《總是寂寞》、《沈思的雷暴》、《鋒芒畢露的傷口》及新作“海外女性系列”等等，等等。這些作品，她所包含的精神和思想內涵，那些鮮明有力，毫不妥協的反抗的聲音，那些充滿哲思的頗具新意的詩論，詩人的氣質與生命的詠歎，詩人的慈悲與深刻，都讓有幸讀到它的人感到欣喜，感到振奮。
坦白地說，在中國這個詩歌的國度裏，黃翔，只有黃翔，稱得上是一位能夠真正傳承中國傳統詩歌的真諦，並將其發揚光大，賦予現代性的當代詩人。這裏，我並不是忽略其他詩人的貢獻，但是鑒於個人所處環境與所扮演的角色所局限，總是會有這樣和那樣的或缺。而黃翔，也正是由於他那被擠壓到絕境的狀況，反而使他的精神得以完整；而作爲詩化人格的一面，黃翔由於被所有所拒絕－－包括他的同行們，反而使他獲得充滿。
我希望不久的將來，黃翔的作品也能以法文版問世，讓黃翔在這個具有人文傳統的、産生思想家和藝術家的國度裏，與那些在黑暗中高擎火炬的不朽者並肩並且與他們對話。
這裏，我是將黃翔這個個體的存在視爲一種獨特的“黃翔現象”來思考的。
什麽是黃翔現象：受迫害最深的、反抗最徹底的，胸懷寬廣、具有人類關懷和大悲憫情懷的本真詩人。這樣一個個體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我們所處世界的全面解構。既是對這個物欲橫流、價值淪喪的世俗社會的嘲諷與批判，同時又是對人類終極理想的弘揚與堅守。從這個意義上說，黃翔－－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史詩！這個名字上所打上的各種烙印－－專制迫害、身處絕境、詩人內心的燃燒，岩漿般噴湧的呐喊，那些敲響歷史巨鍾的振聾發聵的聲音等等，都是觸目驚心，令人震憾的。這些烙印和黃翔經歷九死而奇迹般地存活的事實，以及那些不斷問世的傑作，如一面鏡子，將偉大與渺小，崇高與卑微，強大與脆弱，非常細微地展示在我們面前。
這裏有這樣一個值得重視的思路：
同爲詩人，爲什麽黃翔受迫害最深，決無出頭之日。他與那些同爲政府所禁止、並且被放逐的朦朧詩人及其代表北島有什麽不同？
爲了避免誤會，這裏不做任何道德判斷，僅以作品爲例加以說明。
黃翔的組詩《火神交響詩》於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以巨幅大字報的形式貼出，並在數千名圍觀的人群中高聲吼誦，他同時以“啓蒙社”名義寫下兩條巨幅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引起了爆炸性轟動。黃翔這一時期前後的作品，都是以鮮明直白的語言，大無畏的反抗精神，“吼”出了詩人內心的憤怒，和對偶像的挑戰，對專制的反抗。像《火炬之歌》、《火神》、《長城的自白》、《我看見一場戰爭》、《不 你沒有死去》、《世界在大風大雨中出浴》、《倒下的偶像》、《從死中覺醒》等等，從題目到內容，都是非常震憾人心的。同時這些作品大多還在由黃翔所主持的第一個民間社團組織－－“啓蒙社”的油印刊物《啓蒙》上發表，並在之後的西單民主牆張貼、散發和朗誦。這一切，使他在1979年3月的鎮壓民主牆運動中被投入監獄。在之後的年月裏，黃翔似乎成了永遠的共產黨的囚徒，上面所說的他和雨蘭的真純戀情讓他入獄。甚至到了一九九五年黃翔還因參與人權簽名活動而遭秘密逮捕，同時遭逮捕的還有他的妻子雨蘭。
朦朧詩人，顧名思義，因爲“朦朧”而被官方懷疑，遭到封殺禁止。同時又因爲朦朧難懂，而免遭被趕盡殺絕的厄運。在今天，我們看到，朦朧詩的代表北島和他的朋友們，基本上都能在國內“再出發”，重新出版個人詩集等等。我想說的是，對這種情況，我毫無批評之意，反而爲他們能夠繼續他們的創作並與他們在國內的讀者見面感到高興。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存在，才是正常的。文學創作更是如此。而且，至今我堅持認爲，北島和他的朋友們，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詩壇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歷史上應該有他們的一頁。
但是，在這樣一種比較中，黃翔反抗的徹底性和不被政權容忍的程度，就顯得非常醒目。他的現場揮毫、張貼和吼誦都具有行爲主義藝術的特殊“書寫”方式，那些決不朦朧，更無曖昧的語言，在當時的年代，如果沒有一種赴死的精神和勇氣，是難以想像的。當然，這就更加激怒了當權者，必將他置於死地而後快。
黃翔寫於文革高峰期的一首題爲《野獸》的詩，最能表現黃翔的憤怒與反抗：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
……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
當然，這也可以看出，黃翔是一個不設防的，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人。拿黃翔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相比，就很清楚。同爲在專制下以寫作爲存在方式的作家，性格內向的高行健深感人性之險惡，他決無害人之心，但他知道怎樣防範害已之人，怎樣保護自己，因此能突破重圍，在創作道路上走得很遠。而黃翔呢，他的那些行爲藝術和詩句，幾乎等同於自投虎口，自己把頭送到刀刃上。兩種個性，兩條道路，兩種人生。
當然，如果我們不以利害來計較，黃翔也應該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沒有諾貝爾獎項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然，這又是另一個題目了。而且我並不以爲諾貝爾文學獎就那麽絕對。我也不欣賞那些因對諾貝爾文學獎耿耿於懷而隨處流露的“第三世界心態”。這是令人尷尬的。這裏就不多講了。
在這裏，有一個不應被忘記的名字，就是張嘉諺。他的題爲《中國摩羅詩人－－黃翔》的評論，是迄今爲止最全面、客觀和專業的評論。最難能可貴的是，張嘉諺爲了這樣一篇作品，曾幾遭波折。但他毫不顧及個人得失，寫出了這樣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他向一個寬容和理解的世界介紹黃翔和他的作品的承諾。在此，我要向張嘉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謝。
從這個意義上說，黃翔又是幸運的。他擁有秋瀟雨蘭這樣一個冰清玉潔的現代女子的全部愛情和奉獻，擁有終生的朋友啞默的珍貴友誼，擁有張嘉諺和張嘉諺們的支援與理解，還擁有和即將擁有許許多多通過他和他的作品而將他的詩化天地擴展到每一個角落的友人與讀者。
記得去年深秋在黃翔家作客時，雨蘭描述的一個故事，非常傳神。1990年秋末冬初，應該是11月中旬，當時黃翔坐牢三年期滿，剛回到家不久的那些天，黃翔總感到心中有一股氣流湧動，非讓它湧出來不可。一天，他一個人鑽進書房，把自己獨個兒關在書房裏，抓起一隻鋼筆就開始在方格原稿紙上寫作。但是很奇怪，那股氣太大，怎麽也不能從鋼筆尖上冒出來；而且黃翔感覺原稿紙的小方格也太小、太小，怎麽也裝不下胸中這股洶湧回蕩的大氣流。於是他把鋼筆和一疊原稿紙從大書案上一掃而光，在寫書法的大書桌上鋪開一張張巨幅宣紙，抓起大鬥筆再開始重新書寫。奇妙極了，鬥筆一落，這股氣就突然從鬥筆頭上湧出來了，這一湧就一發不可收拾。就這樣，黃翔一口氣源源不斷地寫了九十多張大幅宣紙，連起來足可從他的住房一直鋪到外面巷口去。那一天他一個人關起門來只管不停地寫，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四周的一切，甚至在一種“筆我相忘”的迷狂中連自己也忘了。（這首長詩題爲〔尼采〕，爲黃翔那一時期的系列組詩《大動脈》之一。）
期間，黃翔的弟弟黃傑（與黃翔患難與共的人，黃翔在法庭上的辯護者）來看望他。雨蘭求他不要去敲門驚動了黃翔，她知道這個時候是絕對不能去驚擾他的，一驚擾不說他的創作他的人也會斷氣，那可不得了，只有等等再說。這兩個人一等就是大半天，天色晚了，書房裏邊一點生息也沒有，黃傑急了，說黃翔不會出事吧？他這一說，雨蘭也心裏不安，不由得有點怕了。兩人趕緊把門撞開，只見滿屋紙張飛舞，黃翔失去知覺似地倒在一地墨迹上，整個人早虛脫了。看到這種情況，雨蘭急了，她知道，無論寫作還是朗誦，黃翔都是那種“生命投擲式”的投入，拿他沒辦法。這個剛解脫囚禁的人又“自囚”在他的創作中，你拉他也拉不出來。他生就這麽一個人，這麽一種性情！
這裏也可以看到，雨蘭之於黃翔意味著什麽。雨蘭是黃翔的一切，是他的創作之源，也是他的靈感之源。在那些地獄般的生活中，雨蘭一介女子，獨自抵擋著以強大的專制極權爲首的各種邪惡勢力施加在黃翔身上的種種壓迫和巨大的生活壓力，讓黃翔得以不被徹底地埋葬，得以在自己的創作天地裏，自由地飛翔。
講到這裏，我甚至感到莫名的憤怒。我感到我們所處的世界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世界。一個常見的事例是，我們一般都能夠對那些在社會上已經成名的人物表示高度的熱情，對他們的某種反抗或異議言論，表示支援與讚賞。如果不是社會名人，是身居要職的共產黨官員也行，而且他們的一些不同聲音，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就像八九民運後海外民運組織民陣成立時的情況一樣，似乎一些人原來在共產黨體制內的職務也可以作爲一種在民運組織中擔當什麽角色的重要參照和考量。這是很荒誕，很諷刺的。中國人搞民主也不能獨立於那個所謂的“正統”，這真是中國人的悲哀。從這裏也可以想見，面對黃翔這樣一個非正統人士，這樣一個不識時務地敢於“吼”出自己的憤怒的詩人，這樣一個共產黨治下的階下囚，所遭遇的是怎樣的一種冷漠，甚至一種來自同類的、同樣也是某種程度的專制極權反抗者的冷漠。我相信，黃翔可以坦然地將專制極權所設的牢底坐穿，但面對這來自社會的種種冷漠和拒斥，他的痛苦是刻骨銘心的。而這樣一種漠視和忽略，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說，間接地成了極權統治者的同謀和幫兇，同樣也是會殺人的。
從黃翔現象，讓我想到中國六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以來的地下文學。相信在那些長期不見天日的地下文學中，埋藏著一些驚世之作，總有一天會大白天下，豐富中國和世界的文化寶庫。我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一些朋友們，能夠關注這些長期蟄伏在地下的作家和作品，並且爲他們鳴而呼。讓黃翔和黃翔現象成爲敲響我們靈魂的永遠的警鐘。
我常說，經歷痛苦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境遇改善後，將自己受過的苦加倍向社會討還。儘管許多人能夠如願以償，但報復與狹隘讓他們遠離幸福。另一種是雨果筆下冉阿讓式的人物，苦難使他心懷慈悲，以善行讓人世間的其他生靈免遭其難。
黃翔也是這樣一個人。靈魂在大災難中一次次地經受洗禮，一次次地昇華，置受難的“肉身”之“我”於“無我”之中，用一種超越的目光注視人類，對生命的敬畏與摯愛，使詩人具有一種大悲憫的情懷。
儘管詩人的肉身爲殘酷的現實環境所困擾，詩人爲所有的政見者所不容，爲所有的新老反革命甚至“異見作家”所擠壓，但是作爲一個詩人的純粹與本真，黃翔也有許多非常優美的、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像他的散文隨筆集《夢巢隨筆》和他正在寫作的散文系列《藍色星球上》，有一種與世俗絕緣的純淨與優美，有一種對人和生活本質的感悟。正是這種種特殊性，見證了一個詩人存在的真實性，詩人的創造，豐富了生命的內涵，讓所有的媚俗者汗顔。
作爲結語，我想說：黃翔的強大，乃是人的強大，是生命本真的強大。
於2004年3月11日巴黎時間15時（略有刪節）
作者爲中國記者、作家，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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