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近日一篇網文稱杭州是個女性化的城市，男人普遍女性化（大意如此）。如果站在燈紅酒綠的十字街頭，或者在山外青山樓外樓的歌舞升平中，乃至在吒紫嫣紅的媒體上，確實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住在杭州的網絡活躍人士溫克堅隨即發表了《杭州有漢子》的帖子， 指出“但是隱藏在繁華都市後面很多普通的面孔卻以他們的智慧和擔當注寫了這個城市堅韌的品格。這個城市並不缺乏漢子。”更能證明這一觀點的還是他對劉進成、席傳喜兩位杭州漢子的訪談。

與南京拆遷戶翁彪選擇了激烈的自焚不同，劉進成在維護拆遷戶的合法權益時創造了穿白大褂宣傳憲法這一獨特的維權方式，不惜為此付出被治安拘留的代價，那是2003年的春天。他聯合116位公民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違憲審查程式，廢止國務院《拆遷條例》，他和數百名公民聯名提出“公平補償”入憲的建議，從爭取自身權益走到自覺地投身宣傳、維護憲法尊嚴這一步，他完成了一個現代公民的轉型。這位原本普通的退休教師，因為《南方周末》《新聞周刊》等主流媒體的報導而產生廣泛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劉進成今天已成為拆遷戶合法、理性維權的代表性人物。

席傳喜的故事開始得更早，早在1999年5月，他因房子被強行拆除後，“未獲安置及分文補償”，而貼出了“出售人體器官”的“廣告”，在杭州轟動一時，當時的《浙江青年報》還在顯著位置作了報導。從此他踏上了一條漫長的為拆遷戶維權之路，成為民間有影響的“拆遷問題專家”，外地（甚至有外省）的拆遷戶都會找他請教。他有一個形象的說法，過去我們的普法，“都是僕人在給主人普法”，相當於“物管在給業主普法”。所以他要勇敢地站出來，給“物管”普法。從叫賣“人體器官”走向“業主”給“物管”普法，席傳喜的傳奇本身就富有深刻的教益，這正是公民意識成長的一個可喜的信號。

有了劉進成、喜傳喜這樣的漢子，杭州就不算太女性化。何況西湖邊還有一個“海德公園”，老百姓在那裏無所顧忌地發牢騷、議論時政。更何況杭州還有一個被世界遺忘的、鐵骨錚錚的硬漢陳龍德，他只是一個普通工人，然而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他就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雖九死猶未悔，幾入牢獄，始終堅貞不屈，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為了捍衛做人的尊嚴，他在鐵窗中甚至以死相爭，落下了終生殘疾。午夜夢回，我為他的殘疾之軀和淒慘命運黯然神傷的同時，也為我們這個民族擁有這樣的熱血男兒而無比驕傲。他的存在足以讓漢語世界的所有豪言壯語失色，讓那些精雕細琢的道德文章失重，他才是“真的猛士”，和億萬苟存喧嘩的平庸生命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劉進成、喜傳喜、陳龍德……，他們都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生於斯，長於斯，與這個城市有著血脈相連的關系，他們的故事或許還抹不去“杭州男人女性化”的陰影。而實際上，自古以來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裏一直就有截然相反的兩面，既有夜夜笙歌、袁子才與蘇小小認鄉親、評比“花國狀元”的南宋遺風，也曾養育了於謙、龔自珍這樣有骨氣、有擔當的熱血男兒，它也是嶽飛、張煌言、徐錫麟、秋瑾、章太炎、史量才他們的埋骨之地。正如與嫵媚溫柔的西子湖相對應的還有洶湧澎湃的錢江潮。

陳龍德、劉進成、喜傳喜們都生活在杭州社會的底層，無權無勢，但他們都是擺脫了奴才意識、臣民意識的公民，他們爭取公民權利和做人尊嚴的實踐就是一部遠比文字動人的歷史。有他們在，這座被白蛇的神話和梁祝的傳說所縈繞的千年古城就不致於太“粗鄙”、太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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