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亞洲時報記者田鏡3月8日報導/在去年披露非典疫情而贏得“民族英雄”美譽的蔣彥永，最近致信北京中央領導，“建議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有一種意見認為，六四問題涉及中國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的權力道統，這位解放軍３０１醫院的外科醫生，將會成為中國政治的晴雨計。甚至有意見認為，這次事件對兩岸三地的政情都會有所影響。
蔣彥永首次披露，中共元老陳雲和1989年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都不贊成六四的處理方式。1989年六四時是普通外科的主任的蔣彥永，也詳細講述六四搶救死傷群眾的情況。
據這封信顯示，這封是寄給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
值得注意的是，蔣彥永的信件日期是2004年2月24日，亦即3月5日中國召開人大政協兩會前十日。有意見認為，中國當局如何對待處置今年滿73歲的蔣彥永和他的信件，將會成為中國觀察家分析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指標。
2003年4月3日，中國衛生部原部長張文康對北京媒體稱“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並公布北京的非典疫情況“患者12例，死亡3例”。而這與蔣彥永瞭解的情況相去甚遠，一天後他寫信將自己核實的數字寄給了中國內地和香港電視臺。4月8日，國外媒體刊登了他的這封信，一時間蔣彥永的名字在眾多海外報刊上出現。
由於蔣彥永的披露，中央在非典政策出現了急轉彎和十分戲劇性的變化。2003年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SARS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介紹，北京共確診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中共中央決定：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有意見認為，蔣彥永事件，突顯了中央政治的分岐；在他發信後，有報道指他已經失蹤，但中國官方中新社去年5月15日發佈表示，蔣彥永生活一切如常。有分析家認為，這顯示中央有領導人一力支持蔣彥永，令他免受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的拘捕。評論指出，蔣彥永這次披露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對六四的處理的態度，很可能會再次受到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關注。
據一種意見指出，六四之後，鄧小平提拔本來任職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出任中共總書記，如果六四事件被翻案，這對江澤民的威望和他取得政權的道統合法性都是重要的打擊。
有中國政治學者認為，蔣彥永有可能會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視為“泄露國家機密”；而他提及六四問題，也可能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有中國觀察家關注到，以胡錦濤為核心中央領導，是否會一如去年一樣，對蔣彥永採取相對寬鬆的處理。他們認為，事件也可反映中國政治形勢已經出現很快速的變化，甚至有可能導致中央領導之間的分岐表面化。
據指出，香港最近出現一場關於愛國者治港的爭論，當中也涉及對六四的立場；表示要不讓香港“民主派”加入治港行列的人認為，六四到現在也堅持同情“六四”示威學生的人“不愛國”，沒資格加入治港行列。雖然不少中國官員點名批評香港“民主派”，但中央領導至今仍未就有關問題正式表態，據指出這和中央對於“愛國”定義看法不一有關。
更加微妙的是，台灣選舉也將於3月20日進行。有意見認為，如果當局對蔣彥永事件處理不當，甚至會影響到台灣的選情。事實上，蔣彥永和台灣也有淵源，他的堂兄蔣彥士是國民黨要員，曾任蔣經國和李登輝的總統府秘書長。1995年，他和夫人去臺灣參加蔣彥士的生日聚會。
附錄：蔣彥永給中央信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
1989年，北京學生針對當時的政府腐敗，提出反腐敗，反官倒，要廉 政的正義要求。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北京市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 但少數維護腐敗的領導卻採取世界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手段，用坦克 、機槍等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進行瘋狂鎮壓，造成了數白名無 辜青年慘死北京街頭和數千人民致傷致殘。之後，當局隨即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編製謊言，並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１５年過去了， 當局希望人們會漸漸淡忘：過去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暴亂”，後來就改稱為“８９年的政治風波”。這種對事件名稱的更改，正說明肇事者的心虛。既然是風波，何以要動用數十萬軍隊去鎮壓？怎麼能用機槍坦克 去殘殺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議，要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
我是解放軍３０１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８９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６月３日晚上聽到反覆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約１０點 鐘，我在宿舍裏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 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裏。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 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３０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 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 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１８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１０點多開始到半夜１２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 的急診室就接收了８９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７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１８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２０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４、５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準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到快１０點了，老兩口 睏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 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 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 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 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我檢查這位傷員，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 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 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 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 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 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裏，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準領走的。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臺 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 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 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 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１２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 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 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這位軍 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 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只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員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３０１門口，就不再有傷員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 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北京的戒嚴是從５月１９日開始的，當時進來的部隊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攔，無法進到城內，就分別駐進沿復興路的３０１醫院、裝甲兵、炮兵 、通訊兵等部隊單位。進駐３０１醫院的部隊，經過我院廣大醫護人員和 他們的交談，漸漸了解了學生運動的真相，於是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會參加鎮壓學生的活動。那時，每天清早６點左右，從西郊機場有一架直升機沿復興路由西向東慢慢飛過，與駐在各單位的部隊負責人（在我們醫院裏是一位團長）進行聯繫，讓部隊隨時做好出發準備。部隊在這段時間裏整裝列隊，等直升飛機飛來，那位團長用通訊設備與之聯繫：報告部隊以隨 時做好準備。飛機一過去，官兵們就又分散和醫院的同志交談、聊天。就 是因為這批部隊已經不可能被用來鎮壓學生了，所以到５月底，６月初， 這批部隊就撤離了。據說後來參與鎮壓學生的部隊，是緊急從山東等地調來的。那些部隊中不少是去過越南戰場的，在戰場上和地方對峙，開過槍 ，打死過人。他們被運往北京時，在火車上沒有報看，沒有收音機聽，完全是被蒙在鼓裏。一到北京後，就被告知：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要他 們去鎮壓。在這種情況下，無知的戰士，聽從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慘事件。
在６月３日晚上，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參加搶救的醫護人員都萬萬沒想 到會出現這種使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慘事。我當時也以為不知是哪個部隊的頭頭在胡來。我和當時到急診室來參加搶救的廖院長說，是否可以和上面通電話，告訴他們在我們面前發生的意外情況，請上面趕快制止。廖院長也和我們一樣，不斷流淚，不知如何是好。６月４日上午有一輛坦克開到３０１醫院門診樓邊，從車內抬下了兩位昏迷的戰士。我當時還在急診室，從送來的人員那裏了解到，兩位戰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長商量 ，我們對面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應該知道如何處理這類毒氣傷。我們一面打電話聯繫，一面想辦法把他們從地下通道轉移到我們對面的３０７醫院。 我和廖院長等其他院裏的同志，都為老百姓和戰士受到這樣的傷害，感到十分悲痛。
６月９日鄧小平召集各單位領導講了話，緊接著就開始了清查工作。 有一天，我的同學、腦內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說院裏托他先找我談， 讓我說清５月中旬和醫院進修生上街去天安門的事。我告訴朱說：這事你 不必管，院裏誰管這事的來找我談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來找我。他告訴我，上面從一份錄像帶上看到我和醫院進修生進城，他們乘一 輛卡車，打著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聲援隊的大旗，敲鑼打鼓地駛在復興路上；我在一側騎自行車跟著他們進城，讓我把此事說清楚。我告訴他，那天是星期三，我們科原定下午進城參加北京外科學會的學術活動，我已訂好了車。當我們去車隊時，被告知路上全是遊行隊伍，所以不能發車。此時，我看到在３０１大門內有不少進修生，他們都穿著白大褂，準備登車去天安門聲援學生的行動。他們見到我後，請我和他們同去。我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他們告訴我他們要安營紮寨。我就說我不能和他們一起去， 我騎了自行車，在他們卡車的一側，一路走，一路聊。到禮士路，汽車已 無法通行，他們下車步行進城，我繼續騎車到了天安門。因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廣場轉了一圈，就趕快返回醫院。我去天安門之事是誰都知道的，我的這個行動沒有任何錯誤，和我談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實地去匯報。此後談到六四的問題，我始終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為此，在那年 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為標準來處理。如我們的兄 弟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領導班子的調整。那時的院長秦伯益教授當上面領導來找他談話時，很坦然地表示他對待六四問題沒有不妥之處：如當時戒嚴部隊無法進入城區，就分散進入沿途的一些軍事單位，根據軍事醫學科學院擔負的任務，秦伯益院長提出，如部隊要進入，應擔負起保衛該單位安全的任務，否則如部隊駐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進，會引起不必要的混 亂，結果部隊就沒有駐入；關於給天安門絕食的學生送水的問題，當時院 內群眾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並派了車，因為很多國家單位都那樣做了，等等。考察的結果，秦的職務被免去了。一個副院長是我的同學唐佩弦教授，他和領導談話時說，他在解放前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沒有開槍鎮壓。而現在是人民的軍隊，卻對學生運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做使人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唐的副院長職務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為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就被提升為正院長了。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 ，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象。在這漫長的１５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有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出來，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那時我國的食品極其缺乏，什麼都要憑票，但老百姓仍能和黨一起來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在短短的２０年內就大變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物資豐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況糾正六四 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只要我們黨的領導痛 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１９９７年我去吳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訴我，他在那次全國政協會上要求發言，會議主持人要他先送發言稿，後來沒讓他作大會發言，他 只在文藝組發言。他說：他先肯定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２０年來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的這一功勞。接著指出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問題上是有錯的；現在鄧已病故，我們應該重新評估六四。８９年時鄧已高齡，了解外面的情況主要靠別人反映。當時北京市的陳希同打了假報告，聲稱學生後面由國內外反動勢力在煽動，所以鄧是 上了陳的當，受了陳的騙。現在陳已經是個貪污犯，主要罪責是陳，應該使六四恢複本來面目。吳告訴我，他發言後，到會的沒有一人對他的意見表示反對（當然不會有人說出反對的理由），但是，會上沒有一人附議。 這使他傷透了心。因為他知道，在場的都是一些很有頭腦的知識份子，在 私下裏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會上卻都不敢說心裏話，這實在使他傷心透頂。他的夫人新鳳霞和我說，她總是勸他不要再去提意見了，提了也 沒有用，而吳總是不聽，一有機會就要提意見。吳對我說，人有一張嘴， 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裏話， 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人 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我後來還去找了雷潔瓊老師和吳階平老師， 他們都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師長，我把我在６月３日晚上在３０１醫院搶救傷員時的所見，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表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了解得那麼具體，但都認為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他們現在無能為力，將來一定會解決的。
我在１９９８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
１９９８年我曾到楊尚昆同志家去，向他匯報我去臺灣的情況（楊是 一直分工領導臺灣問題的主要負責人），我談了堂兄蔣彥士對兩岸統一的一些看法。隨後我告訴他，我是在六四時負責處理送到３０１醫院來的傷員的外科主任，問他是否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表示願意聽，我就把我的所見如實地告訴了他，還把我１９９８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信給了他。楊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
楊尚昆同志的意見其實是許多老同志的共識。六四事件發生後，中顧 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對於光遠、杜潤生、李銳、李昌四位老同志開了批判 會，有人並打算做出不讓他們四位黨員重新登記的決定。但後來陳雲同志給中顧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體中顧委委員宣讀。大意是，這件事再不能這樣做了，我們過去在這方面教訓已經很多，難道將來還要再給他們平反嗎？薄讀完信後說，這個問題算了，不再談了，到此為止。陳雲同志的這封信已很明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雲同志這 一重要意見是否已向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作過傳達。
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１７歲的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到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 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１９９５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 。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我在上面寫了不少，總的意思是：既然１６大後我們黨和國家的新領導，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要貫徹憲法，要以人為本，那麼，人大常委、政 協常委、１６屆中共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就應該用國家的憲法和黨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則：“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標準來重新審定六四。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決 不會造成人心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 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為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 逐漸減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我經過反覆思考，覺得有必要寫此信給各位領導。當然我也考慮到寫 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如果領導認為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
信如收到，請告我。
北京３０１醫院外科 蔣彥永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