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張育豔, 倪紫金綜合編譯報導)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當代》雜誌，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吳春桃夫婦耗時３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這篇報告文學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響。《當代》雜誌當時在安徽合肥市一週內全部脫銷。現在這部報告文學已經出書，並成為已賣出十萬本的暢銷書，而且整本書的內容都可以在網路上閱讀到。

據海峽時報2月21日的報導， 這本未受禁止的書揭示了九億農民正在遭受的眾多令人震驚的不公。其實，中國農民的這种現實的遭遇已經存在了許多年了，至少在數年前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之後，農村的真實情況就露出了冰山一角。但是那之後又怎麼樣了呢？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山也還是那座山(農民沉重負擔之山)」。

陳桂棣、吳春桃作家夫婦是對他們所在的安徽省50個縣的農村，做了深入的地毯式採訪，才寫出了這部《中國農民調查》。書中他們沒有粉飾太平，而是真實地告知公眾很多殘酷的現實， 正如兩位作者所說：「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這對夫妻寫道：「那些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城市的人認為全中國都像北京或上海一樣。」 「 但我們所要說的是，我們看到了令人無法想像的貧窮，無法想像的邪惡，無法想像的苦難和絕望， 以及無法想像的反抗和沉默 。」

這本書開篇講了３個涉農大案：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被村幹部及鄉領導記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徵暴斂，村民上訪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刑期未滿就當上村幹部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在眾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造成四死一傷；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１０００多名村民逃到鄰省，王俊彬被開除黨籍，被公安部門作為犯罪分子通緝追捕，最後因驚動中央，蒙冤的農民才討回公道。

書中還描述了另外一幕，就是在1998年5月，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到安徽南陵視察政府的穀物採購計畫。他被帶到一個裝滿糧食的穀倉去參觀，但他卻不知道這個穀倉是南陵縣和蕪湖市當地官員聯手造假，連續４天４夜突擊調運了１０００多噸糧食才裝滿的，沒有人告訴朱總理真相，最終白費了他到處奔波的求實之心。

這本書的內容時而感性，時而尖銳，而且充滿對九億農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憤慨，使很多不瞭解農村地區真實情況及受到國營媒體不實報導洗腦的中國城市讀者們感同身受。 就象陳桂棣先生講的， 很多讀者是流著眼淚讀完的這本書。

《中國農民調查》也向我們昭示了農民問題之所以很難解決，是因為牽涉到方方面面的人物和利益關係， 比如書中談到，在與農民的關繫上，不少基層幹部已經結成利益同盟，世界上最小的官就是村幹部，一個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后，仍然受到上級官員的包庇和縱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監獄裏指揮村裏的工作。這一切說明什麼問題呢？

有些社會學者談到農民問題時講到， 雖然農民佔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他們卻是一個地位最低、受關照最少、最易受到傷害、經常被城裏人瞧不起的弱勢群體。不少官員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職，卻往往把責任推到農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員把村民自治搞不好，歸咎於「農民素質低，缺乏民主意識」；說農村稅費難徵繳，歸罪於「農民是刁民」。但是，他們卻很少去反思自己為農民做了些什麼，更沒有想到他們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農民的辛勤勞動和奉獻基礎上。

另有評論家分析，這本《中國農民調查》也僅僅是震撼了中共新聞界一貫用來粉飾太平的「形勢一片大好」的謊言，卻震動不了把農民划為二等公民的制度。1958年出台的《全國戶口登記條例》，強制將農民划為「不能入城市、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同等待遇」的二等公民。農民目前的收入比都市人低了三至四倍。 据報道、全世界只有中國与北朝鮮兩個國家有戶口制度。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包括歐美等發達國家從來不向農民收稅，反而給予農產品補貼；只有中國等少數國家不僅沒有給農業補貼，還在執行封建帝制式的「什一稅」等苛捐雜稅。中央政府降低農民稅捐支出的做法己行不通，因為體制腐敗，地方官員對法令不遵行，鑽法律漏洞，並且缺乏監督系統。書中干出那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這一切，就發生在共產党的執法机關！一方面用苛捐雜稅對農民敲骨吸髓，另一方面又用暴行酷刑殘害農民，其實，說到底中國農民的苦難是社會制度的缺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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