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8日訊】幾塊木板，四個軸承，在河南省孟州市打工被老板打斷了一條胳膊和一條腿的山東省郯城縣泉源鄉前寺村農民孫文流就是靠著這樣一個滑板，去年7月下旬從鄭州火車站出發，用一只手頑強的在地上爬行了6個多月，在幾個基督徒的幫助下於今年2月3日才終於回到山東的老家，半年的打工生涯給他留下的，就是這樣一個殘疾的身體和一段不堪回首的噩夢……
遠走鄭州
孫文流今年44歲，在村子裡是個光棍漢。20多年前父母亡故，孫文流就與哥哥孫文元一起生活，孫文元今年49歲，也是打了半輩子光棍，2000年，孫文元45歲時不知在哪裡碰見一個討飯的傻女人，就領回家來做了媳婦，算是有了個自己的家。誰知這傻媳婦在家裡做啥事都不知道避人，沒法子，孫文元只好將弟弟趕了出來，孫文流從此成了村裡的五保戶。沒自己的窩，村干部只好在村委會找了間房子供他睡覺，好在孫文流身強力壯，人又生得憨直，干活不知道偷懶，建築工頭都樂於用他，他靠白天做建築小工，晚上給村裡站崗守夜，自己吃飽全家不餓，日子胡亂也能打發的過去。
2003年剛過完中國新年的正月初六，村子裡的村民代表李成武找到孫文流，說要給他介紹個工作，到河南去打工，一年能掙六千元錢，要去的話得交100元錢的介紹費。孫文流聽了二話沒說，塞給李成武100元錢，第二天就和其他去河南打工的30多人一起上了路。孫文流不識字，又從沒出過門，到了鄭州大家就各自東西，最後孫文流只和一個同鄉不同村的薛實誠來到了孟州市東小球鄉小宋莊村的一個磚窯廠。
磚窯廠的老板告訴他，在這干活年底結算，一年四千元，比先前中介人介紹的又縮水了三分之一。
四千元就四千元吧，既然來了，總不能就這樣回去。孫文流在磚窯廠拉磚坯，早上4點半開始，干到7點半吃早飯，然後從8點一直干到下午2點半，下午休息到8點，然後再干到晚上10點或11點，算下來，一天要干11——12小時的活，從來就沒有過一天的休息。
遭受毒打
孫文流就這樣沒白沒黑的干，一個月後的一天夜裡11時許，天上大雨如注，地上全是泥水，孫文流拉磚坯的車子走不快，磚坯供應不上，帶工的工頭用棍子將孫文流一頓毒打，孫文流第一次領教了工頭的厲害。據孫文流介紹，磚窯廠經常有工人被毆打，江蘇的兩名打工者被打的不敢再回來上班了，“工錢也沒要就走了，一年的活白干了。”
2003年7月中旬的一天，孫文流算下來已經在這干了半年多了，工錢還沒見著一分，人快累的不行了，就想請假歇一天，聽說不遠就有大城市，孫文流也想知道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就和工頭請假，誰知道工頭眼睛一瞪說：“現在人手不夠，你就老老實實呆著吧，別淨想好事！”
晚上11時許，孫文流下了班還沒上床休息，還想著白天請假的事，他不明白的是自己人又沒賣給他，又沒拿過他工錢，憑什麼就不能歇一天？走！我今晚上就走，後天再回來上班。
孫文說就走就走，他穿上鞋還沒走出磚窯廠的大門，就聽到身後一陣腳步聲，還沒等到他回過頭來，後背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棍。他回頭一看，又是那個帶工的工頭。
隨後的事情孫文流就說不清了，當時他就看工頭一人用一根木棍朝他不分頭臉的亂打，再後來他就昏過去了，當他醒來的時候，是在他一個說不清楚位置的荒野裡，天地一片漆黑，他一動，左臂和右腿就有一股鑽心的疼痛。他試著想站起來，結果撲通一聲翻到了路溝裡。
經過一陣子折騰，他總算明白，他的左臂和右腿都斷了。
不能站，就爬，孫文流忍著鑽心的疼痛，從地上爬到天亮，從荒野爬向村莊。
“我要回家”
他已經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更不知道他現在是在哪裡，他問過路的行人，行人告訴他的是一連串生疏的名字。他一邊爬，一邊乞討。當他又一次被饑餓和疼痛折磨昏過去時候，被一隊巡邏民警發現了，在派出所裡醒來後，孫文流將自己的身世和挨打的經過告訴了民警，民警告訴他，這裡是滎陽市豫龍鎮派出所，距離他打工的孟州市好遠了，那裡的事不屬他們管轄，看到孫文流這個樣子，民警們將他送到當地的一家醫院後，設法查到了孫文流老家村委會的電話，於2003年7月19日打電話告訴前寺村村長，讓孫文流的哥哥孫文元去醫院將孫文流帶回，當村長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孫文元時，孫文元竟然對村裡說：“我沒錢，沒路費，孫文流不是五保戶嗎？是五保戶就應該由村委會管。”
孫文流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他的親哥哥也將他拋棄了。
面對孫文流這樣一個蓬首垢面，身無分文，又無親屬的病人，這家醫院只讓他住了四天，沒有采取任何醫療措施。第五天，醫院將孫文流抬上一輛昌河面包車，將其送到鄭州市火車站，在那裡，他們不由分說，將孫文流抬下車便揚長而去。
從此，孫文流開始了他的乞討生涯，這個拖著一條斷臂和一條斷腿的流浪漢每天在鄭州市火車站爬來爬去，靠路人的施捨勉強度日，在沒有任何醫療的條件下，在饑寒交迫中，孫文流靠著他驚人的生命力和生存的本能掙扎著生活。一天，一個在火車站賣包子的蘭考人在救濟了他一個包子後，問他是哪裡人，有什麼打算，他告訴那位包子師傅說：“我要回家”。
那位包子師傅是個基督徒，聽了孫文元的話後看了他這個樣子，一句話沒說，放下手裡的生意，找來了幾塊木板和四個軸承，為孫文流制作了一個“滑板”（照片）——這個當今世界上極為原始，極為簡陋，卻又凝結了極為厚重的人文關懷的自助器械，靠著它，孫文流開始了漫長的回家之路。
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象他這樣的傷，如果傷在官宦富貴之家，必醫者如雲，會診調理，復位固定，自然不在話下，上下左右，慰問、壓驚，也乃人之常情。若是傷的小資人士，也應有人呵長護短，打石膏，上繃帶，接骨藥，補身湯，一應俱全。
但是對於孫文流來說，沒有一粒藥，沒有一條繃帶，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殘缺的軀體和近乎悲慘的命運，他能做的一邊是忍受，一邊在抗爭。在傷後的第十天左右，孫文流坐在那位包子師傅給他做的滑板上，用一只右手從鄭州市火車站開始了他回家的旅程。
孫文流既不識字，問路人家也無法告訴他，倒不是因為路人壞，因為象孫文流這樣既沒有文化，又沒出過門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問路，如他不知道問人家“往山東的臨沂市方向往哪裡走？去山東省臨沂市的郯城縣怎麼走？”而是直接問人家“往前寺村怎麼走？”——前寺村，是他老家的村名，在孫文流有限的世界中，那應該是個人人都知道的地方。
問過幾次沒有結果，反面屢遭路人的嘲笑，孫文流再也不問路了，他記得來鄭州的時候方向是向西，他要回去，所以他就一直向東，再向東。四個小小的鋼制軸承在地上劃出一道道淡淡的軌跡，那是孫文流用本能寫下的命運之歌，是一曲辛酸的五線譜，承載著孫文流生命的音符。
七月下旬開始上路，一邊乞討一邊用手“劃”路，當時還是夏天，驕陽似火，我們無法想象孫文流在路上度過的日日夜夜，無論是炎熱的三伏，還是冰天雪地的三九，他從沒有洗過手洗過臉，也沒有理過發，更談不上洗澡。記者問他每天都在哪裡過夜時，孫文流說，沒准，哪裡累了哪裡睡，有時在路邊，有時在人家的屋簷下。記者問他冬天怎麼過來的，晚上都蓋些什麼睡覺，孫文流從他睡覺的地鋪裡面拿出一件破棉襖說：“就靠這個”。他告訴記者，這件破棉襖是入冬時一個“行好”的人給他的，“行好”是山東的莊稼人對所有慈善行為的總結。
就這樣，在乞討和流浪中，骨折的部位慢慢地愈合了，談不上復位，更沒有任何固定，孫文流將完全折斷的左臂揣在懷裡，斷開的遠端自然向下搭拉著，每天晃晃悠悠，就這樣竟然愈合了，當然是畸形愈合（照片）。斷開的右腿由於孫文流可以坐在滑板上，相對固定，其愈合的效果與在醫院治療的不相上下，你不能不佩服生命的頑強，它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狀態下所創造的奇跡使任何醫生都會驚歎。
弱者更弱
2004年2月3日，孫文流出現在平邑縣的327國道上，用手劃著滑板向西行走，面對著眾多飛馳而過的車輛，一個路過的基督徒胡一強注意到了這個瘋子樣的人物，2月2日晚上，胡一強就曾經看到這個人在平邑縣城內乞討。他上前問孫文流是哪裡人，要去哪裡，孫文流說了之後，胡一強告訴他，你已經走過了，朝這個方向走下去你離家越來越遠。胡一強見這個人確實可憐，就回家約了幾個會友，通過114查到了孫文流老家村長的電話，證實確實有這個人之後，胡一強等人找了一輛昌河車行程300多裡將孫文流送回了老家。當孫文元看到這個去河南打工一年零四天後回到家裡的弟弟時，幾乎就沒法認出他來。長長的頭發遮住了面孔，右手磨出了厚厚的老繭，左手的指甲有好幾公分長。孫文元對記者說，他得到的消息是磚窯廠老板托人告訴他的，說他弟弟失蹤了，當記者問他為什麼豫龍鎮派出所打電話要他去帶人他不去，他說他不知道有這事。
本來孫文流就是社會上的那種“邊緣人”，即使在農民中間，他也是一名典型的弱者，在山東的農村，人們常用日子過的“現了眼”來形容孫文流這類人的社會地位，作為一個因貧窮和無能而被大家瞧不起的光棍漢，過去還能靠著自己強健的身體填飽肚子，這唯一的本錢現在也不存在了，每天，他不得不躺在那狗窩一樣的草堆上，等待著村子裡“行好”的人們給他送來一碗湯，一口飯。
餘下的453元，是到記者采訪時為止孫文流的全部現金儲備。孫文流問記者說：“我不治病了，我要用這453元去報案，夠了吧？”記者告訴他，報案不用花錢。
至於打人的嫌犯是否能得處理，怎樣處理，由哪裡立案，目前還沒提上日程，孫文流現在已經出現精神失常的跡象，到哪裡報案，由哪裡管，他自己也不清楚。而村長目前正為如何管理這453元錢發愁，他打算專門為此成立一個理財小組，村裡有人告訴記者：“這筆錢放在他哥哥手裡絕對不行！”但是在記者采訪後第二天，有村民打電話告訴說剩余的這些款項全被其哥哥孫文元拿去了，理由是孫文流是他弟弟，他弟弟的事他應該管。孫文元還威脅村裡的其他人：“誰要是壞了我的好事，我找他拼命！”
采訪後記
在孫文流這段不尋常的經歷中，我們還能看到些什麼？
盡管說起來會讓人感到沉重，我們還是應該探討一下這起事件背後的話題，在孫文流長達6個月的流浪生涯中，那些基於制度而設立的救助機構——不僅是鄭州，也不僅是平邑，而是孫文流經過的所有地方——全都表現出一樣的冷漠和無效，面對孫文流這樣一個極需救助的民工，那些用人民的稅金支持運作的部門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制度的整體失效使人們不得不關注其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孫文流在他漫長的旅途中不可能不碰到黨員，不可能不碰到干部，那些包裡揣著演講稿坐在小轎車裡匆匆忙忙趕向“三個代表”會場的人沒有看見孫文流，厚厚加色玻璃遮住了他們的視線。如果不是靠那幾個信耶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向孫文流伸出了援助之手，今天的孫文流也許會是另一種結局。讓我們感歎的是，那些向孫文流伸出了援助之手的人們，沒有一個是出於現代社會號稱最先進、最文明的道德思想體系的教化和感召，而是一個常常被視為異類的群體出於人類社會中最古老、最質樸，並且被喻為封建迷信的宗教教義。
記者無意去突出宣傳和美化宗教，但是也不能刻意抹殺這讓現代文明蒙羞的事實，在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價值觀在金錢和物欲的沖擊下潰不成軍的時候，有人又重新返回到人類的遠古時代去尋找良知，在孫文流離家打工一直到回到家前的這段時間，他同時接觸到兩種力量，一方面是摧殘，一方面是救援。到目前為止，這兩種力量都還沒有得到來自社會制度方面的褒揚和抑制。無論是善，還是惡。
一個好的機制能夠有效地阻惡於未逞，揚善於即發，事後矯正，無論懲罰或救助，只能給社會增加更多的包袱。殊為感歎的是，6個月的時間，懲惡揚善的社會機制所表現出的遲鈍和麻木，低效甚至是無效，也正是我們今天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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