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在這次具有“世紀大戰”意義的台灣總統大選前夕﹐我又來到了台灣觀選。觀選似乎是一個“旁觀”行動﹐但是實際上我有自己的立場與感情。這個立場與感情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經過幾十年的演變。

自小我就自認是“愛國者”﹐喜歡看民族英雄的傳記﹐從張騫﹑班超到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作為長期接受中國共產黨教育的我﹐後來所接受的也是“解放台灣”那一套。大中國的情結﹐使我中學一畢業﹐就從印尼回到中國。

二十一年在中國的日子﹐看盡人權被徹底踐踏的社會萬象﹐自己也過著缺乏尊嚴的日子。七○年代中期移居香港之後﹐雖然強烈反對中共獨裁政權﹐但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是理所當然。一九八四年第一次離開香港﹐就是到中國另一部分的台灣遊玩。然而多次到台灣﹐對台灣這塊土地產生日益增多的感情。

也許與台灣有天生之緣。我同已經病逝的前妻﹐在中國育有一子一女﹐都是文革期間出生的。文革期間給子女取名字﹐都要非常小心﹐免得從名字中引伸出“反動”思想出來﹐因此那時流行單名﹐且非常“革命化”。當時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一個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時﹐嫌文質彬彬不好﹐要她改名“要武”﹔正好我兒子生下﹐不喜歡太暴力的名字﹐就取個“斌”字﹐文武雙全總沒有錯﹔女兒在文革中期生的﹐又是陰曆月滿之時﹐希望快點度過文革的黑暗見到光明﹐於是取名“明”。後來到日月潭玩﹐發現那裡還有個文武廟﹐既有“明”潭﹐又有“斌”廟﹐此乃天意也。後來我再婚﹐娶了“新台灣人”﹐加強了這個因緣。

台灣吸引我的﹐不止秀麗的山水﹑可口的小吃﹐以及純樸的風土人情﹐更吸引我的是眼看著她發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然而台灣民主之路﹐到後期受到中國的強力打壓﹐使我從新思考統獨問題。我從認同“統一”﹔再逐步明確“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要尊重人民的意願﹐再轉變為認同台灣主體而需要正名。

第一﹐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的台灣總統選舉時對台灣發射飛彈﹐那年我也到台灣觀選﹐發現當時林洋港與郝柏村這組候選人的不可理喻。在台中參加他們的造勢晚會﹐郝柏村的言論使我吃驚﹐因為簡直是“亡國論”的觀點﹐害怕中共到如此﹐只反獨而不反共﹐幸虧他當參謀總長時共軍沒有打過來﹐否則台灣早完蛋了。一九九八年李登輝總統提出符合台海真實情況的“兩國論”時﹐又有統派政治人物反對﹐同中共一唱一和﹐更加討厭他們的恐共﹑媚共心態。

第二﹐本來我也是期待中國民主化後實現台灣同大陸的統一。但是中共頑固的堅持專制制度﹐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台灣總不能長期等候中國的民主化而統一﹐因為在中國民主化以前﹐台灣就可能被中共這個惡霸吃掉。由於中共控制全國資源與擁有強大武力﹐對中國民主之路﹐我也有我的想法﹐那就是走地方自治或地方獨立的道路來架空北京的中央集權。從地方民主化開始﹐那麼台灣﹑香港是最好的樣板。因此台灣獨立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民主台灣屹立在世界上﹐就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大支持。現在熱衷反對台獨的人﹐不管是在中國﹐或者在台灣﹐甚至在海外﹐即使民主口號喊得再響亮﹐在客觀上都是協助中共扼殺民主運動和民主國家。

第三﹐經過對台灣社會和歷史的進一步了解﹐固然台灣人大多數是大陸移民﹐固然台灣文化同中華文化有淵源﹐但是它不排斥台灣可以正名為一個獨立國家。因為“自古以來”如何如何不是一個圖騰﹐美國﹑星加坡﹑東帝汶的獨立就是一個事實。星加坡和東帝汶的“自古以來”比台灣還要古。何況經歷了戰後半個多世紀的文化分野﹐特別是政治文化的背道而馳﹐中台之間區隔越來越大。聯合國人權公約的自決條款適合台灣的情況﹐台灣人可以成為有別於中國而類似星加坡的新人。

第四﹐台灣有些人的國家認同很有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我為台灣憂心。二○○○年政黨輪替時﹐在台灣執政超過五十年的國民黨承認選舉結果自動下台﹐我很慶幸﹐因為國民黨後期在李登輝總統領導下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過貢獻﹐但是後來背棄這條路線﹐國親利用國會多數的“凡扁必反”是台灣亂象的重要原因﹐不顧國家利益﹐連在中國打壓下非常艱辛的外事活動﹐國親都在配合中國打擊政府﹐沒有對台灣和中華民國的認同而迎合中共﹐這不是簡單的族群融合問題。因此我越來越認同台灣民眾和政治人物對正名﹑公投和制憲的訴求。

因此這次的總統選舉與公投﹐事關台灣民主的前途﹐國家的前途﹐和個人能否過著有尊嚴的日子﹐台灣民眾必須投下神聖的一票。我的一生﹐從中國到香港到美國﹐都還沒享有過這一票﹐台灣怎麼不令我羨慕呢。在此衷心為台灣祝福。(//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