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毛澤東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在這段話裡，毛澤東把人群區分為你們和我們，把年輕人比作八九點鐘的太陽，認為世界歸根結底是年輕人的。然而，來北京打工的青年張志強卻不這樣看。為了240元的工資，他不得不到法院去起訴。在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欄目記者采訪時，他不無激憤地說：“我在這個地方生活，我遵守你當地的法律法規和條例，我該辦的證件什麼我都遵守了，我首先尊重了這個城市，你必須尊重我，我們是互相尊重”。

年輕人把我和你、我們和你們區分的非常清楚。在他的眼裡，城市有城市的規矩，只要遵守城市裡的規矩，就可以過得去。他沒有想到，在繳納了各種費用，辦齊了在城市居住的各類證件之後，他的利益仍然得不到保障。在他的內心深處，或許對城鄉之間不公平的制度並不認可。但是，既然到城裡來，那麼就應該遵守城市裡的規矩，盡管他這樣做代價慘重。然而，城裡的人得寸進尺，克扣下了他的工資。城裡人的舉動深深地刺痛了他。我想，有一天他回到了農村，一定會對城裡人帶有很深的偏見。

這位打工者也可能誤解了城裡人，克扣他工資的或許就是他的老鄉，是從農村出來的包工頭。但在他的心裡，有錢人就是城裡人，而自己才是真正的農村人。

城鄉二元治理結構所帶來的傷痛，對他來說是難忘的。因為潛意識裡，他把法律區分為城裡人的制度和農村人的制度，他願意遵守城市裡的規矩，但城裡人自己卻不遵守規矩。這種深入骨髓的失望乃至絕望，有可能使他重新確立生活的法則。或許，今後他會蔑視一切規則，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與任何人合作。他的不相信和不合作絕對不會是詩人式的吶喊或者詛咒，他或許會用非常慘烈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如果說自殺是一種消極的表現，那麼，以極端的方式攻擊社會則是另一種表現。

我們不能將個人犯罪歸咎於整個社會。但是，正是由於社會的分化和城鄉之間的斷裂才使得他們走上了絕望的道路。所以，我們必須反思社會結構的不合理性，必須為那些農民兄弟找到一條發洩的渠道。

目前存在的信訪機構是他們反映情況的重要部門，但由於信訪制度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只是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平台，有時連這個平台也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因此，農民兄弟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達心中的怨恨。

我們為什麼不能通過完善現有的法律，舒緩民怨呢？在我國現有的選舉制度安排中，農村地區的人大代表所占比例要小於城市人大代表所占的比例。這種比例上的差異，使得農民在最高權力機關難以爭取到平等表達的權利。所以，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是今後中國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位農民兄弟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討要工錢，因為他對中國的司法制度還抱有希望。如果有那麼一天，他打輸了官司，不但得不到應該得到的工資，而且還賠上了訴訟費用，他會不會像陝西的一位農民兄弟一樣，用一瓶農藥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呢？所以，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和司法機關不守法，那麼，農民兄弟將會徹底絕望。

我們和你們，這種劃分方法在現代社會已經非常普遍。但是，如果把我們和你們看作是農村和城市的分界，並且認為城鄉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那麼，我們這個社會將無法前進。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標志是，承認群體間的差異，但是允許不同群體之間自由流動。如果國家針對不同的群體制定不同的規則，人為地限制群體之間的自由流動，那麼這個社會不是文明的社會。那位年輕人的話，體現了他對自己身份的一種認同感，但是，正是這種無奈的認同深深地刺痛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我們的制度設計和制度的實行再也不能損害農民兄弟的利益了。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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