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六四後，說當代國人不知恥辱地苟且偷生，一點也不過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熱情已經消解掉恥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過久的沉默中逐漸失血，還會想到六四亡靈的人，意識到良心虧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特別是精英們，在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一體化結盟中，活得體面而滋潤，肚皮的凸起和靈魂的乾癟，構成當代中國精英的標準形象。

面對六四亡靈，中國人的人性貧血和靈魂蒼白，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錯，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清查，壓彎知識界的脊樑，他們最缺少的，不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在醒目的常識性罪惡面前的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而極少數敢於繼續質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識人，像丁子霖、鮑彤、吳祖光和李慎之等，他們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像盜賊一樣的偷偷摸摸的耳語，而一個只要求假效忠而不求真心擁戴的犬儒政權，根本不在乎私人飯局上的和居家客廳中的罵娘。

六四後，從中國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的自發正義感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面前，社會的名流們和精英們的自私懦弱；無過於在隨之而來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進程中，面對強勢階層對社會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知識群體本身的媚權媚錢的傾向。正是由於精英階層的整體犬儒化，致使殺人者在壟斷權力和利益至上的雙重庇護下，不但能夠輕易地逃避承擔罪責，而且可以繼續在權貴私有化中一夜暴富。正是民間壓力的匱乏，成全了獨裁政權的野蠻、謊言和穩定。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於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稱之為良心未泯，然而，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氣的支持而不能公開化時，沉默就變成了一種逃避，並自編出一套理由來為沉默辯護，以求得內心安寧。社會名流們為沉默辯護的通常說辭是：「對中國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國的事情急不得，慾速則不達。要等待時機，到時候我一定會說，但不是現在，現在還不是公開說話的最佳時機。」

悠久的士大夫傳統中，那種「殺身成仁」的殉道勇氣消失殆盡，而優雅瀟灑的明哲保身卻一代代發揚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則顯，而遇昏君遭亂世則隱。多麼機智的計算，亡靈們的血變成了何時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於是，在中共政權受到世界性強烈譴責時，也是大陸民間發出強大抗議聲的最好時機，他們不說話，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審判過後，看看鄧小平的進一步動作再說，一晃就是兩年。等到92年南巡了，改革又啟動了，他們又說：只要鄧在，說了也沒用，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等又是五年。等鄧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們又說：還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幹甚麼再說；第三代接班後有半年小陽春，他們剛想開口吶喊，接下來是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肅殺之秋，他們又趕緊收聲，私下說第三代沒戲，說了也沒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台再說，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鵬全退了，不用對六四負有直接責任的胡溫上台了，他們又說：六四的受益者江澤民還握著槍桿子，胡溫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溫究竟想幹甚麼、能幹甚麼，目前還不明朗，還要再等等，等到江澤民如何如何再說……

就這樣，在「等等、看看、再說」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經過去了，無所作為的犬儒化生存，在對最佳時機的等待中，愈發怡然自得。然而，就算等待者們至今仍然良心未泯，如此觀望的沉默何時是盡頭？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讓良心在壓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車的最好時機，才肯讓未泯的良心重見天日！

現在，重量級的真話英雄蔣彥永大夫再次挺立，把未泯的良知公開化，從而引發出以「為六四正名」為中心的新一輪民間維權熱潮，支持蔣大夫的簽名者已經接近五千。這樣的勢頭能否進一步擴張，有賴於是否出現第二個、第三個蔣彥永，如果有更多社會名流敢於說出壓抑已久的真話，反人性的恐怖政治和謊言制度必將難以為續。

2004年3月20日於北京家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