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則徐:我是鄉下人

顧則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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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2日訊】我是上海市區人,但在我的心底,總以為自己是鄉下人。有時自己忘卻了,也經常會有人提醒我:你是鄉下人。夜裡一個人走在路上,遇有警察或聯防隊員,雖然馬路上還有其他許多人,卻偏是會對著我問有沒有身份證。去商場買東西,即使我講的是上海話,營業員也總是會夾著生硬的普通話應對我。有一個澡堂子,我時常去洗澡,服務老頭每次會罵罵咧咧,我以為跟我沒關係,但一次終於發覺了是在罵我,他以為我聽不懂上海話,就格外地發洩,而我絕沒有做錯任何事,比所有的浴客都文明,並不亂丟毛巾,擦了身後主動放到清洗桶旁,而他還罵我鄉下人真蠢,不直接把毛巾丟進捅裡。我審視自己,長得不算難看,穿著不考究但注意整潔,所缺的是很多上海人所特有的市儈式傲氣。

但我血液裡確實浸滿著鄉下人因子。從母系算,我是第三代上海人;從父親算,我只是第二代上海人;從我自己算,更只是第一代上海人。有幾年忙於商務談判出入星級賓館、大飯店,隨處聽到的是「老闆」稱呼。一聽到「老闆」兩字,我就驚慌失措,連連自謙:「鄉下人,鄉下人」。當然,我本不是甚麼「老闆」,所談百萬、千萬乃至數億元項目,只是為共產黨大老闆經濟進步添磚加瓦,自己是個跑腿的。有人問我:你怎麼沒賺甚麼錢?領導跟我聊天時,也時常露出我個人應該「賺」了不少錢的意思。但我一直很窮,即使自己可以為自己簽字報銷的時候,也像鄉下人那樣不捨得抽「中華」煙,一貫只捨得抽中、低檔煙;招待客戶只是去附近小飯店,不懂鑽進大飯店裡「避免群眾影響」,以至被「群眾」認為做人沒有檔次,不懂生活質量。

1962年,也不知道那時的法律是怎麼回事,我還在母親肚子裡,父母離婚,兩歲的哥哥給了母親,父親則擁有離婚妻子肚子裡的我。父親16歲到上海當學徒,母親是上海第二代人,一個鄉下人跟一個洋派的上海小姐,結局是離婚。既然我屬於鄉下人,便也就是鄉下人,大概外婆怕我沾上洋氣,命令我母親不許開奶,我便沒有吃母親一口奶,出身28天便喝著米湯去了父親祖籍——江蘇武進,跟祖父母一起過日子。

武進地方應該是魚米之鄉,是富庶的蘇南。立在兩三百米高的山頭望遠去,那綠幽幽排列著的翡翠,是生長不盡財富的農田;蜿蜒著的運河和連綿綴列的池塘,在陽光下閃著耀眼的銀光,白帆緩緩著浮向天際,有如從人間升到了天堂;一個個自然的村落都是粉牆青瓦,幾乎找不出一間草房;最誘人是那裊裊的炊煙,冉冉上升,化入天空,似乎變作了風兒,吹來都是飯香。但那時我心底的蘇南只是一個餓字。所以,在山頭看到炊煙就會有許多興奮,便不由自主急著下山。

在屬於我的炊煙升起的地方,所能夠給的,是早、晚兩頓稀,中午一碗乾、一碗稀。近70歲的祖父還是全勞力,要拿工分,比我的特權是晚上也有一碗乾。祖母是小腳老太婆,「特權」是三頓稀。這已經是不錯了,畢竟都是米做的,大伯家一年有半年吃麥餅;祖父曾歎著氣說,過去在我們常州(武進人一般說自己是常州人),麥餅是餵豬的精料,人不吃的。祖父一直罵大伯懶,大伯則說:「我甚麼時候不出工了?」其實要多出工也出不了,一年就365天,就那麼點工分,生產隊都安排好了。

那時我很調皮,膽子大,是村上孩子裡最喜歡玩也最會闖禍的。所謂的玩,十之八九是一種如動物般的覓食行為。人一當餓著,是斷斷不需要啟發的,尤其孩子,沒有成年人的虛偽,會像小狗一樣四處晃悠,只是低著頭,用鼻子、眼睛、爪子和舌頭尋找食物。幾乎所有品種的草葉、草根、花朵、嫩樹葉、野果,都放在我舌頭上辨別過可否下肚。野果中,逢了季節,桑椹最多;少見的是枸杞子、草莓。村裡誰家種了黃瓜,每一根籐上結了幾個,都長到了甚麼程度,主人是沒有我們孩子清楚的;到了時機,我和幾個孩子便會趴在地上,匍匐前進,偷而啖之。最重要的食物補充,是在水裡。水裡有嫩茭白,時而會漂來幾個菱角。我最習慣於抓了身體透明的小魚、小蝦,趁著鮮活吞到肚裡。抓了大點的魚蝦、黃鱔、泥鰍、青蛙、蚌蠣、田螺之類,則殺洗了交給祖母,她會在飯鍋裡蒸了我吃。孩子裡惟獨我敢抓蛇,但那時不知道蛇是可以吃的;至於蛤蟆,概念裡是毒物,雖然很多,自然也是不會去吃。

生產隊給祖父母配置的菜油是一年一斤半,所以,所謂炒菜就是用一塊油布在鍋底抹一下。能抹一下是很奢侈了,平時蔬菜基本是燙了後放飯鍋裡蒸熟,然後用手指捻幾顆粗鹽進去。遇到我鬧,祖母安慰我的一個方法是讓我在油瓶口舔一下。由於缺油,肚子便永遠像是空的,喝早飯時大人、孩子聚在打穀場上,每個人捧著一只海碗,呼嚕呼嚕灌下去,再用舌頭把碗舔得刷亮,不沾一星點糊,然後,我們孩子們便撫著肚子,比誰的肚子鼓得大,越鼓的人便覺得越幸福。至於飯粒,更是不用大人教訓,即使掉在了泥地上,也一定會設法撿起來帶著泥土一起送進嘴裡。

凡是吃的,都是最美好的。有一年中國新年,親戚們吃了後把幾個桌子的炒豬頭肉剩碗倒在一起,有滿滿一海碗豬頭肉油,原準備是下頓炒菜用的,一個大人說我喝得下去就讓我刮鼻子,我心裏正饞,趁機一口氣灌進了肚裡,祖母又心疼又開心,她心疼那油,開心我食量大。——現在的我,最不喜歡吃的是豬肉,更不用說是豬頭肉油了。最喜歡中國新年,不僅能吃飽飯,而且菜都有了油水;有糯米糰子,有糯米糕,有雞蛋粉絲(普通常州家庭待客規格最高的傳統點心),有糯米甜園子;還可以恩准敞開飲酒。

我們常州人有釀酒傳統,餓肚子也要釀一缸酒放著。祖父是釀酒好手,做得一味好酒藥,酒藥送親朋鄰居,自己也釀一缸酒藏在閣樓上。由於飢餓,我時常去偷酒喝,喝過後再摻水進去,以免被發現,祖父便歎年紀大眼花手不准了,做的酒越來越沒了味道。一次終於出了問題,由於閣樓樓板釘子銹蝕,我偷喝酒時樓板翹起,從閣樓上倒栽蔥下來,地上正好突出個磚角,後腦撞出個大窟窿,血流如注,昏死過去。祖父發現後用辛辣的煙葉往窟窿裡塞,我被刺激得醒過來,大哭大叫著反抗,祖父叫幾個人按住渾身鮮血的我,繼續塞煙葉,用煙葉敷住我傷口。那種疼痛,至今不能忘懷。

當然,最美好的是零食,零食裡最美好的是糖。在鄉下,零食自然也是農產品。自己家每年種幾株向日葵。四鄉不種西瓜,只有南瓜,便有不多的南瓜籽。冬天陪著女人們曬太陽時,我們孩子會去找枯乾的扁豆籐,從上面搜尋豆莢,剝出豆來放女人銅腳爐裡烤熟了吃。不過,葵花籽和南瓜籽都要中國新年了才會有吃,平時是吃不到的。一年四季,最日思夜想的是糖。祖父母很少上街,上街我就纏著,纏著的目的是買糖吃。祖父通常不會答應買糖,但祖母經不住纏,偶爾會答應了買一兩粒。其實祖母自己也饞,一邊讓我咬一點,一邊嘮叨她嘴裡沒味道,最好也要有點味,然後她就舔兩下,再小心翼翼地把糖紙包好我咬剩的,趁我不注意藏掖了起來。那時一粒硬糖一分錢,要分幾次吃,我要死纏爛磨了很多次,才可以吃完一粒糖。

「餓」字的背後是「窮」。窮在一個人身上集中體現在饑、寒兩方面。雖然我大學時練過幾年冬泳,並不很怕冷,但終究是至今不喜歡冬天。冬天給我的回憶,除了晴雪的光輝是永遠的美麗,便只有冰冷的創痛,是捱著日子等春天來的掙扎。那時我的形象:頭上是蓬亂的頭髮,兩隻耳朵的耳輪一定凍壞,通紅的鼻子下掛著忽上忽下的濃涕,臉龐被風吹得皴紅;一件單衣,一件沒有罩衣的硬硬的棉襖,釦子一定是不齊的,攔腰用一根自己搓的草繩繫著,皴裂得發爛的兩手袖在衣袖裡;下身是兩條單褲;不穿襪子,腳脖子前後發黑,裂著有膿血的口子,兩腳套在大而笨拙的蒲草鞋裡。

在自古以來遍種桑樹的蘇南農村,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衣被的缺少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從小睡覺,祖父母就要求我必須脫光了上床,理由是躺在床上磨來磨去傷衣服。跟我一起睡的三個堂兄也是如此。大冷天,上面是一襲薄薄的、露出黑黑棉花的被子,下面是一塊破床單,墊的是稻草。為了取暖,通常是幾個人擠一張床上。一般來說,多數人一年四季只有兩套單衣,倘是再有一套棉襖、棉褲,就是十分好了。大伯一家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六口人只有兩套棉襖、棉褲,都日夜擠在床上,誰有事出去就輪誰穿棉襖、棉褲。鞋子自然每個人有,但很金貴,一年有半年赤著腳。記得我春秋天跟大人走親戚時,一路上是拎著鞋子赤腳趕路,到了親戚村口,才到河邊洗了腳套上鞋子。夏天,我們男孩子是24小時不掛一絲的,個別困難家庭近十歲的女孩也是這樣;30歲以上婦女一般在家都打赤膊。原因不是習俗,僅僅都是為了「不傷衣服」。

祖父母有幾套不打補丁或很少補丁的衣服。祖父有兩條洗得發白了的漂亮竹裙,都是出客時穿的。他們說,這都是過去留下的。祖母從年青時就沒下過地,但從來沒有短過穿。祖父的成分是貧農,為能養老婆不下地很得意。祖母這時就否認,說也要去菜地的。祖母有時摟著我,似乎傷心起來,就嘮叨說小孫子現在過苦日子,都是祖父年輕時嫖、賭作的孽,祖父辯不清楚,氣得半死。

我六歲時,父母親復了婚。母親來鄉下看我,從此我知道了自己有個媽,也第一次吃到了軟糖,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上海人。祖父為省路費,用小船從運河、太湖而蘇州河劃數百里,把我送到了上海。外婆、外公冷冷地接待了鄉下親家。祖父領著我逛街,看我嗅著飲食店裡飄出的油香,便花四分錢買了根油條讓我吃。我要祖父也吃,他再買了根,跟我一人一根,一老一小兩個鄉下人站在馬路邊幸福地吃油條。這是我第一次吃油條,那美好的味道留下的記憶是我一生的第一美味。我吃好後,祖父微笑著要再買一根給我,我知道這可以買「好多好多」糖,說不吃了。祖父的眼睛裡閃出了淚花。

祖父悄悄走了。我為見不到祖父而大哭大鬧,鬧得外婆光火起來,馬上把我寄養給了一個以兇狠著名的獨身女人,要她儘管教訓,收我這鄉下人的野性。那女人每天的工作是給弄堂裡人家刷馬桶,身邊有了我,也把我當作了馬桶,每天用刷馬桶的竹刷子對我進行毒打,打得我經常皮開肉綻。終於,她激起了鄰居的群憤,人們也紛紛指責我外婆。外婆不得已,把我領了回去,但實在看不慣我鄉下人的言行舉止,命令母親把我重新送回鄉下。這半年的上海行,留給我的是深深的傷痛。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那遠方城市的人,多是惡煞,是鬼故事裡的獠牙。

八歲時,要上學了。父親把我領到了上海。一個背著軍包、穿著軍膠鞋姓施的老師上門登記入學,她慈祥地撫摩著我的光頭,跟外婆說「很好玩,一口鄉下話」,外婆擔憂我聽不懂上海話,施老師說「沒關係,會聽懂的」。但我真的聽不懂上海話(老師們講課基本用上海話,偶爾夾點普通話),也沒有學會聽懂,才幾個月,林副主席說要打仗了,外婆、外公緊張起來,他們想到了鄉下,又像對付日本人時那樣向鄉下「逃難」,組織了向鄉下的轉移。這樣,我就又回到了祖父母身邊。

我進了大隊小學校。學校是一溜平房,門向北,前面是一個場地,豎著兩個籃球架。平房有五間,兩間辦公室,三間教室。我的老師姓沉,是個四十幾歲戴眼鏡的清瘦男人。教室裡坐著三個年級,一個年級兩排桌子,都由沉老師一個人教。課程有語文、算術、寫字、唱歌、體育。前面牆上掛著並列的兩塊黑板,沉老師一會站一邊對一個年級教一會,一會移到另一邊對另一個年級教一會,忙得不亦樂乎。一個班級朗讀時,另兩個班級就寫字、做題目。唱歌三個班級一起唱,沉老師一邊彈風琴一邊揮著手臂打拍子。讀書用的是常州式官話,抑揚頓挫,大家一律隨著音韻、聲調晃腦袋,比唱新式歌好聽多了。唱歌是唱新式歌,可用的是本地土話,由於音韻、聲調不協調,所以總是一片混亂,大家再怎麼晃腦袋也合不住拍子,時不時趴在我們身邊的狗也會放開嗓門攪和兩聲。教室沒有一扇好的窗扇。門也沒有,只是個門洞。到了冬天,朝北房子在北風裡幾近沒有遮蔽,沉老師就格外提起嗓門,一邊提醒大家跺腳一邊高聲朗讀,像是出神到了不知道正是風烈冰封的時候。下了課他就把所有同學趕到場地上去,叫大家蹦跳。春秋天時,雨水一起,風夾著雨進了教室,屋頂還有漏的,大家就打亂秩序,搬桌凳往中間擠,由於桌凳多缺腿的,一時墊腳磚沒搬好,就虛坐著用手扶住,忽然忘記,便是桌傾人倒。

我們鄉下人對老師特別尊敬。無論大人小孩,背後提起的時候,很偶然會用「老師」稱呼,當面絕對都是用「先生」相稱。在大家眼睛裡,「老師」是職業,「先生」才是上等的人格。上街時相遇,大人一定會指示我們孩子過去叫「先生」,然後鞠躬;如果是中國新年之類,還要磕響頭——當然,一般不等磕,老師就會扶住。大人領著孩子站在老師跟前,老師不示意告別,斷斷是不會擅自離開的。我們上學,一天向老師兩個鞠躬是少不了的。

沉老師大概只有一件像樣的衣服,一年有三個季節穿著件細紋呢短領學生裝,從不見有不系風紀扣的時候,身上也從不見有任何不潔的地方。他不允許我們在學校赤腳,但雨天會鼓勵我們赤腳以保護僅有的鞋子。他也不允許有學生掛著鼻涕出現在他面前。站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站正,不許晃動身體;坐的時候也必須端正。他手上總是執著根細細的教鞭,我們要是覺得自己犯了錯誤,不用他說,便會自覺伸出手掌;雖然他只是象徵性地在手掌上打兩下,但這毫不見疼的兩下對誰都比家長狠狠打屁股更嚴重,是完全沒有了面子、見不得人了的事情。但沉老師對任何學生都沒有歧視,沒有偏愛,沒有親疏遠近之分,成績好的就表揚成績好,成績不好的會表揚勞動好,女同學表揚書本保護得乾淨,男同學表揚讀書聲音響——這在我後來接受的城市教育中,是從來沒有的,在城市學校裡,甚至大學裡,或顯著或微妙的歧視幾乎是普遍現象;我在從事教學時,深切體會到歧視是育人的第一敵人,是中國現代教育機制和實踐最大的公害。

我在五、六歲後已經多少參與勞動,讀書後會寫了名字,屬於了使用「大名」的人,就更多地從事了各種農活和家務體力活。家務體力活主要是五項:擔水、割草、餵豬、搓繩、舂粉。割草、餵豬、搓繩也可以算是農活。農活除南(口字頭)河泥、插秧、摸草沒幹過外,基本都幹過。南(口字頭)河泥需要很大力氣,孩子不能幹,我們孩子喜歡觀望,因為,河泥中總會有大的魚蝦蚌蠣撿。孩子手小,皮膚嫩,插秧幹不了。很多孩子要摸草,但我唯一怕的是螞蝗,無論如何不干。孩子參加農田勞動是一種社會習慣,既是勞力的補充,更是一種社會教育傳統;生產隊偶爾也會折算點工分加在大人頭上,讓孩子有「拿工分了」的喜悅,這與現在青年第一次拿工資「賺錢了」的喜悅是一樣的。

祖父母分得兩小壟十來平米蔬菜旱地和一分多自留稻地。這是我們祖孫三人格外留意的。留意的程度,比如我在外面尿急,一定是要憋著澆到自家地頭上的——可見用心。但這點地無論如何精耕細作,也解決不了飢餓。農民的基本土地都屬於生產隊,是吹了哨子集合排著隊下地,聽隊長口令收工。全部的收穫,首先是交了公家,再由生產隊會計核算後分配。一年主要分配三次,一次是稻子和稻草,一次是麥子和麥草,一次是中國新年分配現金、肉、魚之類;種雙季稻後稻子和稻草分配兩次。農民的一切都被政府嚴格控制著,成為了政府農奴;所謂公社制度,其實就是國家農奴制度。

豬每家規定是必須養的,但農民沒有自主處置權,絕不允許不經同意屠殺,必須賣給國家。雞鴨規定不許養,一跑出去就會被打死,說是會吃生產隊莊稼;建築風格都沒院子,總不能把雞鴨偷養在住房裡?生產隊養幾頭豬,中國新年時殺兩頭供全村分配;要是豬小,就由隊裡選某家的豬殺。豬賣了當然也有幾十元錢收入,但每家基本只能勉強解決一頭豬的飼料。那時連燒的柴草都嚴重短缺。由於認為樹下長不出莊稼,影響集體利益,村裡能砍的樹和竹林都被砍了;村名本叫「竹園」,多竹林,竟然連一根竹子也看不到了。路邊剛長出點草,就被人割了去曬乾當柴草燒。割草時鐮刀下表土一寸以下,連草根都挖了出來。一次我跟二伯跑了幾里地去割點草,在光禿禿的塘岸上烈日暴曬,我被曬暈了過去,二伯把我丟進運河才回過氣來。私人不能養魚,可以用小網抓魚,但小網只能抓小魚小蝦,捕魚的能力近乎原始社會。

蘇南人是非常勤勞的。祖父很少有閒坐在家裏的習慣。因為是優秀的竹匠,做的籃、扁、簸箕、椅子特別紮實,經常有遠村的人掮著竹子來,祖父做了活並不收錢(收錢也不允許,屬於搞資本主義),只是在人們的讚美聲中微笑。生產隊不出工,祖父會炕著鐵耙到地裡溜躂。經常,我會見他獨自蹲在地頭,抽著旱煙,望著眼前的莊稼,沉默半天。遇有大雨天氣,他會露出急躁的臉色,終於耐不住,就披了蓑衣,抗起鐵耙,消失進茫茫中。農民,不管是甚麼制度,不管是不是屬於他們所有,土地和莊稼永遠是他們的生命,他們會為之忠心服務,並不考慮一己利益。跟祖父出去,要是看到一片地長得不好,他會停佇下來,傷心不已。

大的家庭,最前面的一間房子中央,泥地上都埋著塊半圓柱型、極光溜的青石。這塊青石吸吮了婦女們無數的汗水。農村是離不開繩的,消耗量非常大。繩有兩種做法:一是用生稻草直接搓,但質量差;一是把稻草用木錘在青石上反覆鍛打得軟熟再搓,這樣的質量非常好,拉船的纖繩也是這樣做出來的。鍛打稻草一般都是婦女做的活。生產隊並不准備繩,用繩都是各家自覺提供,婦女們自然承擔了這任務。有些家庭還得做蒲包。蒲草也必須鍛打了才行。因此,經常是深夜,在昏暗的煤油盞下,還大幅度晃動著婦女揮動木錘的身影。

今天所說的「村」,是廟堂上官員們拍腦袋拍出來的,既要把統治建到中國農村最基層,又要避免機構數量過分多,就並了許多村為一個「村」。自古而止1949年前,中國的基層政府都是到縣一級,「村」都是自然村,農民自己管自己,並不需要政府勞心勞力。自然村不論是否一個姓,祖祖輩輩已經磨合得融洽,一村一族,多族亦似一族,彼此和睦,同心同力。生產隊建立在這基礎上,許多事情便靠著祖祖輩輩之覺悟得以完成。廟堂上和書齋裡的人們不知,以為是靠灌輸了農民共產主義覺悟,真是大謬!

1970年代以前三十年,我們村沒有添加過一間新的民房。從山上望去,那無數的粉牆青瓦,都是過去造的老房。我所讀小學課桌椅,也是過去留下的財物。新中國對農村的掠奪,是前無古人的。所掠奪的財富,並不是如很多人說的是去了城市;這種說法是故意或無意地製造、刺激城鄉矛盾,是掩蓋中國社會真正的矛盾。無論是農村財富還是城市財富,其實都是掠奪給了日益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城市普通市民與農民一樣,也被掠奪著,也與農民一樣餓著肚子,只是境況略好一些而已。當農村實行了國家農奴制時,城市一樣也就失去了自由,必然也要演變為國家工奴制。

生產隊造了一間新房,大概四十來平米,既是倉庫,也是開會學最高指示的地方。祖父時常帶著我去參加開會。一般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再由隊幹部讀一段報紙或最高指示,然後談生產隊生產計劃。唱歌的聲音都是從鼻子裡出來的,不見大家嘴唇動,「嗡嗡」地像夕陽下蚊子打球交配。談生產計劃免不了要鼓動生產積極性,鼓動的辦法自然會變成隊長做憶苦思甜發言,之後就一定引來七嘴八舌、亂開無軌電車。女人們的話題總是會講到現在連做鞋子的布都沒有了,又沒地種棉花,連自己織布也辦不到。男人們會把話題拉到造房子上面,幾十年不造房子,娶媳婦放床的地方也沒有了。祖父他們老人會說過去有一條最好,在地裡邊幹活可以邊罵「蔣該死」、「蔣光頭」、「蔣烏龜」,不會有人大驚小怪管。生產隊長一定會提醒大家:「現在新社會了。」祖父他們會跟著說:「現在不打仗了,沒有日本鬼子了。」「就是嘛。他們年青人沒吃過苦,不懂的。」生產隊長馬上會接住話題,然後帶領大家叫幾聲時髦口號,宣佈會議結束。讀了兩年書後,我回到了上海。由於我講一口常州話,從鄰居到學校,都叫我「鄉下人」;由於聽不懂上海話,跟人交流困難,從鄰居到學校,都叫我「戇大」。我幾乎沒有了名字,即使被叫名字,也是在名字前要加一個「戇」字。我這個鄉下的孩子王、最優秀的學生,成了城市裡的一條蟲子。我無力反抗侮辱,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僅僅小學四年級12歲,就承擔了家裏大部份的家務,每天四、五點鐘起床去排隊買菜,買了菜給父母、哥哥準備早飯;中午要回家侍侯哥哥吃中飯;下午放學後必須準備晚飯,要洗父母、哥哥的衣服,要拖地板;晚飯洗了碗筷後,母親便關了所有的燈節省電費,八、九點鐘上了床。唯一的寄托是半夜趁大家都睡熟了後,藉著微弱的路燈光或月光讀搜尋來的小說。第二天上學,自然交不出作業,自然也就成了老師眼裡的差生。一直到中學三年級,來了新班主任,才突然發現我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有兩科更是年級十個班級裡的第一,是個不完成作業卻最可能考上大學的學生,是個「奇蹟」。當幾個同學大呼小叫著給我送來大學錄取通知書時,父母親和所有的鄰居都驚呆了,誰都沒有想到我這沒有時間複習迎考、不說話的「鄉下人」,成了周圍孩子裡的「唯一」。

中學以前,多數的寒、署假,我都是回到鄉下過。一踏上鄉下的土地,清新的空氣便恢復了我的人性。在鄉下,沒有人侮辱我,沒有人限制我說話;我可以叫,可以跳,可以跟人摔跤,可以去抓魚蝦,可以脫光了衣服到運河裡暢泳,可以立到山頂擁抱陽光。1980年中國新年,我從地底挖出一罐陳酒,暢飲過後到雪原狂奔,扒開厚雪,親吻綠色的麥苗,傾聽大地的聲音,我哭了,在雪地裡躺了四、五個小時。我知道我永遠屬於大地。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會有不盡的漂泊,將以自己的頭顱撞擊不平的世界;我的根,始終在這古老而鮮香的沃土裡。

很多年後調查一件賄賂案,驅車路過家鄉,我讓轎車停在村口後,步行到祖父母墓前,隨手抓了把野草和野花放到碑前,默默地跪下。我的兩個助手疑惑地望著我,我說:「我從小在這裡長大。我是鄉下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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