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在政治學裡，有一個“政府是靠不住的”的命題，說明權力接受監督和制衡是十分必要的。執政黨行使政府權力，那麼，監督和制衡的對象只能是擁有公權力的執政黨，以及掌握權力和享受利益的官員。這種監督可以是司法性的，也可以是制度性的。然而，黨內監督卻冒充了這個客觀理由，將中共凌駕在法律之上，即黨大於法，以獲得更多的特權——表面是主動接受監督，實則是掩耳盜鈴。中共長期灌輸獨裁意識形態，有意混淆政黨、政府、國家三者的概念。在專制社會，執政黨等同於政府——政權靠暴力奪得，長期霸占政府，黨的班底就是政府的班底；一切政治、經濟、司法、軍事和外交資源全部由執政黨操控。那麼，黨內監督就可合理引申為政府監督。這跟民主社會的三權分立是完全相反的，三權分立實際上就是國家制度性設計的對政府的監督機制，政府不能突破。政府只是在一定時期被授權管理國家的政治團體，任屆由公民選票決定，民意調查直接反映了政府的執政能力。最近出台的《黨內監督條例》最隱秘、最糊弄人的命門恰恰就在這裡。

在專制社會，執政黨政府的存在是以非法性作為基礎的，原因在於它是靠暴力奪得國家的統治權，而不是通過民選程序，獲得人民權力的讓渡。執政黨政府出於獨裁統治的需要，也為應付民間壓力帶來的執政危機，常常被動對自己的統治術進行有限度、補救性的修復，絕對不是中共出於對公共服務的責任和良心，這從違憲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可以得出評估。這就是《黨內監督條例》在2003年民權最為活躍、鎮壓也最為嚴酷的背景下出台的真實原因。

中共政府全面壟斷國家行政、新聞、司法、政治和經濟資源，自己出台監督自己的條例，具有先天性缺陷，且沒有誠意。從黨和政府內永遠發出一種聲音，就可以得出判斷，這個判斷且是經過55年驗證的：即中共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一體的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內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角色，在行政和司法權力轉換中，是可以利益相互交換的。因此，與其說是監督，不如說是披上“官官相護”的迷彩外衣來得准確。在專制社會，在野黨永遠是缺席的。按照中國歷來朝代更替規律，當政權從根子上爛掉的時候，人民就會揭竿而起，在現代社會卻是催生多黨制、新聞自由的酵母。而在民主社會，對執政黨的最大監督和競爭壓力源自在野黨。那麼，在專制社會，挑戰執政黨的良性監督力量只能來自民間。但是，二者占有的政治資源太過懸殊，因此，民間力量是分散的、單個的、不成組織的。所以，所謂的黨內監督，是一紙空文，但從反面解讀，說明中共的執政危機已經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假如中共誠意要當“三個代表”，接受監督，應該賦予人民真正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公民權利。應該讓被“三農問題”折騰到破產邊緣的9億農民，書寫這個監督條例；讓數以億計的黨外人士，讓民選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來起草；征求下崗破產工人的意見。這個假設是可行的，但是，執政黨不會有這樣的自信和誠實。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復和完善，來自不同利益體的制衡，這個通道是法制的、制度化的，任何人不能逾越，因而，常修常新。專制制度因為把所有自由言論和組黨苗頭，全部壓縮在監獄裡，然後，還要假惺惺擺出一付愛國愛民的高姿態。即使把黨內監督納入法制序列，執法者都受中紀委、政法委控制，是一家人，也是糊弄人的把戲，相信民間沒有幾個人把它當回事；這個黨內監督條例，即使嚴酷到共黨官員貪污一元錢，也要殺頭的程度，也不會點燃民間和下層參與監督的熱情。民間對政治的冷漠，不證明這個政府是令人放心的，相反，他們用沉默來對抗強權，這往往讓統治者寢食難安。

監督是權力對權力的制衡，也是權利對權力的訴求，是雙向的。憲法保障公民言論、結社、信仰自由，中共都敢把國家的根本大法虛置起來，蒙騙人民，人們有什麼信心再相信這個黨內監督條例呢？因此，黨內監督是中共自搭舞台自唱戲，自當觀眾自娛樂。中國的全方位腐敗是專制制度造成的，連大街上揀垃圾的人都知道。如果誰能找出中國哪個行業、哪級官員不腐敗的例子，完全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記錄（據報道，上海的所謂吉尼斯總部也是假冒的）。

要說中共沒有內部監督，也不符實情，但是監督常常演繹為地域、幫派、行業和部門間的爭權奪利，扭曲為對他人權力的貪婪和窺視。這種惡性的、消耗性的權力爭奪，往往表現為一個地域、幫派或部門結成統一的利益體，內部形成更大的庇護空間，以便惡性得以掩蓋。個別清明或有改革沖動的官員，走出一步，必須要向上級尋找更大的權力庇護，才有可能實實在在做點事。社會付出的改革成本非常巨大，這些成本都攤在社會弱勢群體身上。中國效率優先的跛足改革，是以透支人權、道德、價值觀等人文代價和生態環境惡化代價往前推進的。制度創新比起黨內監督要急迫和重要得多。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依仗專制統治，跨進發達文明國家之列，中國也不例外。

未經人民讓渡的權力，是骯髒的；不受外部制衡的權力，是邪惡的。

2004年2月25日

——轉自《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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