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 魯迅《野草》題辭（1926年）摘錄

最近市面推出了一本名為《野草（Wild Grass）》的英文寫實文學作品，作者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Ian Johnson，他曾經是該報駐中國記者。

《野草》叙述了三個中國人的故事：向不合法稅制提出起訴的農民；為保存傳統文化而努力挽救北京古老「胡同」的北京建築師；向記者揭露媽媽陳子秀因拒絕放棄修煉法輪功而遭虐待致死事實的女兒。

Johnson在序言中解釋，他特別選了這三個故事，是因為他們代表了一股震撼現代中國的力量，他希望透過故事的描述，可以讓讀者從中找到中國人民所渴望的那種更開明、更公義國家的影子。

Johnson指出，三個故事都牽涉到中國的司法系統，但這並不奇怪，因為「法律在中國並不中立。法庭與法官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是利用法治而非容許法治」。

作為一名經濟新聞記者，Johnson指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項關鍵的經濟項目，然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就是如果政制不改革是不會達到真正的市場經濟，「簡單地說，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否則中國的經濟很難發展到真正的市場主導來支持中國入世。

近期香港出現了愛國爭論，Johnson在序言中也提到了愛國主義，指當中共政權受到壓力時，就會搬出民族主義來。像其他共產政權一樣，中國共產黨為了贏取支持，遂「教育」每一代的中國人，使他們認為世界都欺負中國，中共從而成了中國最佳利益的「保衛者」。

最近，Johnson到香港出席文學節座談會，記者趁機採訪了他，從中國的希望，談到經濟、人民生活素質、國內輿論控制的情況，以至在鎮壓中採訪法輪功新聞的經驗等，以下是訪問摘要：

記者：經過廿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人民的生活素質是否得到改善？

Johnson：我認為，對一部分人來說，現時的環境是比十年前改善了，但不是所有的人，而且越來越多人在現在的制度下（記者按：一黨專政）成了失敗者。如房屋問題，在北京多少公頃的胡同被拆掉，就算不看胡同在文化上的價值，但在經濟方面是如此地不公，政府收回位於市中心的民居只賠償很少的錢，然後再以高價賣給發展商，從中謀取暴利，就因為收地的人是政府，才能這樣不公。他們把這些拆遷戶搬到郊區的房屋，房屋的質素既差，交通又不方便，更遠離社區設施。當然每個社會都有不公的現象，但不像這個政府如此直接地不公，這很清楚是一個腐敗問題，涉及數以百萬甚至億萬美元的巨額金錢，其實不只是北京，其他的城市如上海都有拆遷戶問題。

記者：Johnson，您認為這種不公是否源於腐敗？

Johnson：這種不公不單止源於腐敗，更因為政府根本不顧人民死活。我有一個看法，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很多時候都有一些勢力強大的「大款」（特別有錢的人），因此中央也認為：「每個社會都有這些人，我們也應該有這類人。」但這是對西方國家經濟運作錯誤理解的一種反映，在西方的確有一些很有錢的人如Rockafella，但社會上仍然存在最基本的公義，如在控訴某些人時，有合理勝訴的機會。

記者：您對國內輿論控制有何看法？

Johnson：我認為，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從某方面來看，中國傳媒比以前開放，因有市場主導，以前不能發表的現在都可以。但在每一個社會，新聞自由都有底線，在中國，就是對政制的批評，你不能超越這條底線。很多時那些控制並不是直接地做，記者早知道某些東西不能寫或要有技巧地寫，這樣就妨礙人民的知情權。

這種現象也許會給人一種資訊充裕的錯覺，市面上刊物的內容比以前通俗易懂，但不一定是比以前好，只是更具娛樂性，如報導側重（揭露名人）醜聞、體育等方面。其實，這個現象在西方國家也有，因為政治性的新聞太具爭議性，並不是每個讀者都喜歡看。

記者：《野草》中描述三個中國人的故事，您對故事主角有何看法？

Johnson：他們都很勇敢，是敢於冒險的人，他們故事的背後有著不同的原因，有的是為了理想，也有的為了家庭。有趣的是，三個故事的當事人最初都對政治不感興趣，但最後也不自願地捲入了政治，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記者：Johnson，您是第一個報導有關國內法輪功新聞的外國記者，可否描述一下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輪功被鎮壓的情況？

Johnson：我當時在北京，對發生的鎮壓感到突然，人們沒有預期政府會鎮壓。此事也令我想到十年前的「六四事件」，人民以為（十年後的）政府改變了很多，或最起碼政府會因為經濟改善而變得比較老練一點，所以鎮壓開始時，人們都感到很震驚，不斷看到有人請願，也不斷看到請願的人被抓捕。多數的請願都在天安門，但有很多人在通住天安門的地下行人隧道就被抓；公安能夠看出哪個人是煉法輪功的，或者他們會問對方是不是法輪功學員，通常那些人（法輪功學員）都會很老實地回答。

記者：在國內採訪有關法輪功的新聞是否有困難？

Johnson：在國內做採訪，並沒有選題上的限制，但如果他們（當局）不喜歡你，會經常找你麻煩。最初對法輪功的報導都沒有引起當局太多的注意，不過，自從（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陳子秀的報導出來後，當局開始監視、跟蹤我。從我的經驗看，當局監視記者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很貼身的跟蹤，讓你知道對方的存在，像一種警告；另一種就是在距離很遠的地方跟蹤你，但不讓你知道，這樣比較危險，因為容易暴露線人的身份。

記者：Johnson，您如何看中國對法輪功的鎮壓？

Johnson：法輪功的鎮壓可能是鄧江時期，改革後二十五年其中一件重大事件。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政府將要面對這場鎮壓，就如「六四」雖然已經過去十五年，但政府仍要面對那次的鎮壓。最近蔣彥永醫生的信再次引起了轟動。

記者：中國的希望在哪裏？

Johnson：我想書中最後一句：「中國仍然有希望，我們仍然在等待。（China’s still trustworthy, we are still waiting.）」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現時中國的政制很僵化，存在於基層求變的壓力在冒升。如此僵化的系統遇到壓力，可能就會崩潰。但我認為，人們不要寄望戲劇性的政制改革，但我可能是錯的。在這本書裏，我並沒有特別嘗試預測未來。

另外，在過去幾年，中國社會變得多變和複雜，所以「一黨專政」變得過時。人們常說，一個極權政制就如一個只有姆指的人，在處理事情時，只懂得用大姆指壓下去，欠缺利用其他手指去協調事情的靈活性。

Ian Johnson現時是《華爾街日報》駐德國總編，他曾在中國工作過7年，於2001年因對法輪功問題的報導獲得普利策國際新聞獎(2001 Pulitzer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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